《科学与文化》分为五个部分，分别讨论自治(autonomy)、宽容(tolerance)、理性(reason)、哲学(philosophy)和责任(responsihility)问题。无论如何，它们都是当代民主哲学议程上最重要的主题。从简单的意义上看，它们都持批判理性主义的观念。将理性等同于确定性毫无意义，这样做的结果是产生了科学主义和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致力于限制科学主义，但又不质问它对确定性的追求是否具有合法性，因为这种追求是对自治和责任的逃避。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相对主义都必然导致不宽容和非理性主义。当人们说，他们之所以不能作出决定是因为不具备充足信息的时候，实际上是希望事实和理性的规则为他们作出决定。然而，决断需要深思熟虑，而可能影响我们深思熟虑的信息正是作出负责任的决断的必要手段。有些哲学家主张非理性主义，诉诸本能情感以反对思考；有些哲学家宣扬相对主义，诉诸确定的规范以反对思考；还有些哲学家倡导科学主义，诉诸科学权威以反对思考。他们都在逃避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应当尽可能负责任地和尽可能合理地作出决定，然后才能期望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有两种不同的错误哲学使科学脱离于一般的文化和特殊的传统，即科学主义和相对主义。

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确定可靠的(或者几乎是确定可靠的)，并且要求人们认同科学思想，按照科学思想行事。它认为科学并且只有科学具有合理性，从而否认或者忽视文化的其他部分。它看似支持科学，实际上并非如此。

科学主义主张科学的权威优先于个人的自治，因此其实质是一种独裁。正如自治是合理性的本质，而合理性是研究的本质、研究是科学的本质一样，科学主义因此是反科学的。(它将科学看作既定的事物，而非不断成长的事业。) 相对主义持有科学主义的全部缺点，却不具备科学主义的全部优点。而且，相对主义把科学主义的允诺限定于科学文化。相对主义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包含自身的合理性，因此只发挥地方性效用。相对主义看似从地方性角度支持科学，但其目的在于支持众多文化对科学的无知，包括部分对科学罕有了解的研究院对科学的无知。相对主义者夸耀他们通晓众多不同文化，实质上他们炫耀的是对科学的一无所知。他们认可任何传统，因此是以科学的名义，或者以某种地方传统的名义施行独裁。它看似宽容地将每个权威限制在自己的领域内，但却是以分裂不同领域和使每一个领域成为不受限制的地方权威为代价的。因而它是独裁主义的和非理性主义的。

科学是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寻求科学确定性(或其他确定性)的一切传统主张都是错误的，并且妨碍了科学的自由及其与文化总体的融合。科学是最富合理性的理智活动，但不是唯一的理智活动。科学的独特性在于系统地理解事物，并且对自身创造的成果保持坚忍不拔的批判态度。科学通过这种方式在人类文化中发挥多种多样的作用，它对人类文化做出的贡献值得人们对之进行特别研究。

科学在今天赋予其从业者和合作伙伴以很高的社会地位，其中一些人试图扮演科学利益的捍卫者，常常希望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倡导科学主义。然而，去攻击这些捍卫者是没有用的。他们的敌意映照了相对主义者的敌意，而后者往往不了解科学。无论科学主义还是相对主义，都忽视了科学的文化价值，他们共同的一个粗劣看法是，科学仅仅是科学家的事情。但是，大众科学不但对整个文化，而且对科学本身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经常寻求更新的和更友善的途径来使科学观念被大家普遍接受，应用科学思想扩展更多的领域，扩大人们的视野，让生活更为理性化。大众科学和技术、科学史和技术史、应用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都打破了科学和其他文化之间的隔离状态。

科学主义强迫人们接受科学理性的律令，相对主义则把这种强制限定于科学文化，而非理性主义却反对这种强制，即使不是全部，也至少在重要方面如此。然而，他们都错了：大脑是一个强大的器官，运用大脑不需要理由、强制和外部的限制。我们可以像运用其他任何器官一样来运用大脑而不会产生什么严重问题。

约瑟夫·阿伽西(Joseph Agassi)是当代著名哲学家，以色列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1927年5月7日生于以列色的耶路撒冷，曾是卡尔·波普尔的研究生和助手。他加入了经济学中的伦敦学派，后转任香港、北美洲、欧洲和以色列等地的学术职位。著述颇丰，从科学史到以色列的民族认同等研究主题皆在涉猎。

阿伽西针对当代哲学议程上最重要的五个主题，即自治、宽容、理性、哲学和责任，全面阐释了科学与文化的关系。他的基本观点是，科学不是人类文化中孤立的岛屿，而是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他既坚决反对科学主义，也坚决反对相对主义，因为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相对主义都必然导致不宽容和非理性主义。阿伽西倡导一种深思熟虑的多元论批判理性主义，关注科学与人类安危，呼吁人们促进全球政治运动，切实担负起对"太空船地球"的责任。该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涉猎甚广，旁征博引；文本厚重，值得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