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照預定計劃將在香港《大公報》上連載的《隨想》三十篇（第三十一至第六十）和附錄一篇（《我和文學》）編成一個集子，作為《隨想錄》第二集。新的集子有它自己的名字：《探索集》。

我給第二集起名《探索》，並無深意，不過因為這一集內有五篇以“探索”為名的“隨想”。其實所有的“隨想”都是我的探索。

《隨想錄》的每一位讀者都有權發錶自己的意見。當然我也可以堅持我的看法。倘使我的文章、言論刺痛瞭什麼人，彆人也有權迴擊，如果亂棒齊下能打得我帶著那些文章、言論“自行消亡”，那也隻能怪我自己。但要是棍子打不中要害，我仍然會頑強地活下去，我的“隨想”也決不會“消亡”。這一點倒是可以斷言的。

最近有幾位香港大學學生在《開捲》雜誌上就我的《隨想錄》發錶瞭幾篇不同的意見，或者說是嚴厲的批評吧：“忽略瞭文學技巧”、“文法上不通順”等等，等等。迎頭一瓢冷水，對我來說是一件好事，它使我頭腦清醒。我冷靜地想瞭許久，我並不為我那三十篇“不通順的”《隨想》臉紅，正相反，我倒高興自己寫瞭它們。從我闖進“文壇”的時候起，我就反復聲明自己不是文學傢，一直到今年四月在東京對日本讀者講話，我仍然重復這個老調。並非我喜歡炒冷飯，隻是要人們知道我走的是另一條路。我從來不曾想過巧妙地打扮自己取悅於人，更不會想到用花言巧語編造故事供人消遣。我說過，是大多數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筆不停地寫下去。我愛我的祖國，愛我的人民，離開瞭它，離開瞭他們，我就無法生存，更無法寫作。我寫作是為瞭戰鬥，為瞭揭露，為瞭控訴，為瞭對國傢、對人民有所貢獻，但決不是為瞭美化自己。我寫小說，第一位老師就是盧騷（梭）。從《懺悔錄》的作者那裏我學到誠實，不講假話。我寫《傢》，也隻是為瞭嚮腐朽的封建製度提齣控訴，替橫遭摧殘的年輕生命鳴冤叫屈。我不是用文學技巧，隻是用作者的精神世界和真實感情打動讀者，鼓舞他們前進。我的寫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決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爾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開自己的胸膛，拿齣自己的心來，高高地舉在頭上”。五十多年來我受到好幾次圍攻，“四人幫”燒瞭我的作品，把我逐齣瞭文藝界。但他們一倒，讀者們又把我找瞭迴來，那麼寫什麼呢？難道冥思苦想、精雕細琢、為逝去的舊時代唱挽歌嗎？不，不可能！我不會離開過去的道路，我要掏齣自己燃燒的心，要講心裏的話。

我要履行自己的諾言，繼續把《隨想錄》寫下去，作為我這一代作傢留給後人的“遺囑”。我要寫自己幾十年創作的道路上的一點收獲，一些甘苦。但是更重要的是：給“十年浩劫”作一個總結。我經曆瞭十年浩劫的全個過程，我有責任嚮後代講一點真實的感受。大學生責備我在三十篇文章裏用瞭四十七處“四人幫”，他們的天真值得人羨慕。我在“牛棚”的時候，造反派給我戴上“精神貴族”的帽子，我也以“精神貴族”自居，其實這幾位香港的大學生纔是真正高高在上的幸福的“精神貴族”。中國大陸給“四人幫”蹂躪瞭十年，韆韆萬萬的人遭受迫害，國民經濟到瞭崩潰的邊緣，三代人的身上都留著“四人幫”暴行的烙印……難道住在香港和祖國人民就沒有血肉相連的關係？試問多談“四人幫”觸犯瞭什麼“技巧”？在今後的《隨想》裏，我還要用更多的篇幅談“四人幫”。“四人幫”決不止是“四個人”，它復雜得多。我也不是一開始就很清楚，甚至到今天我還在探索。但是，我的眼睛比十多年前亮多瞭。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樣開始的？人又是怎樣變成“獸”的？我總會弄齣點眉目來吧。盡管我走得慢，但始終在動；我挖彆人的瘡，也挖自己的瘡。這是多麼睏難的工作！能不能挖深？敢不敢挖深？會不會有成績？這對我也是一次考驗。過去的十年太可怕瞭！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不允許再發生那樣的浩劫。我一閉上眼睛，那些殘酷的人和荒唐的事又齣現在麵前。我有這樣一種感覺：倘使我們不下定決心，十年的悲劇又會重演。如果大傢都有潔癖，不願意多看見“四人幫”的字樣，以為抱住所謂“文學技巧”就可以化做美女，上升天堂，那麼任何地方都會齣現“牛棚”，一張“勒令”就可以奪去人的一切權利。極左思潮今天還不能說就沒有市場，在某些國傢人們至今還不明白我們怎樣度過那十年的浩劫。我對一位日本作傢說，我們遭受瞭苦難，纔讓你們看清楚究竟是怎麼一迴事情。據我看，他不一定就看得十分清楚，而且我們也不曾對他們解釋明白。

兩年前外國朋友常常問我：“‘四人幫’不過四個人，為什麼有這樣大的能量？”我吞吞吐吐，不曾正麵迴答他們。但在總結十年經驗的時候，我冷靜地想：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幫”身上，我自己承認過“四人幫”的權威，低頭屈膝，甘心任他們宰割，難道我就沒有責任！難道彆的許多人就沒有責任！不管怎樣，我要寫齣我的總結。我準備花五年的工夫，寫完五本《隨想錄》。這是我的責任，也是我的權利。

巴金原名李堯棠，字芾甘。生於1904年，四川成都人，現代著名作傢。他從小生活在一個官僚地主傢庭裏，目睹瞭種種醜惡的社會現象。“五四”運動使他打開眼界，樹立起反對封建製度，追求新的社會理想的信念。1927年赴法國學習，第二年寫成第一部長篇小說《滅亡》。1928年底迴國，1931年後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和魯迅來往密切。魯迅認為“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傢，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傢之列的作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