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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作者:张爱芳

出品人:

页数:0

译者:

出版时间:2005-06-01

价格:1900.0

装帧:精装

isbn号码:9787501327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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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学史论》 《中国古代史学史论》是一部深入探究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历程、理论体系与实践成就的学术著作。本书并非对某一位史学家生平事迹的简单罗列，而是致力于勾勒出中国古代史学这颗璀璨明珠的整体面貌，追溯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演变轨迹。 本书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置于其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考察了从先秦时期萌芽，历经秦汉帝国制度的建立与规范，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的独立与繁荣，再到隋唐宋金元时期史学理论的成熟与多元化，直至明清时期史学研究的集大成与新倾向，各个阶段史学思想的特色、主要流派、代表人物及其贡献。作者力图呈现一个立体而鲜活的古代史学图景，而非静止的知识堆砌。 一、 史学思想的源头与早期发展（先秦至汉代） 本书首先追溯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萌芽。在先秦时期，如《尚书》、《春秋》等早期文献，虽然尚未形成独立的史学理论，但其中蕴含的“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的历史观，以及对政治得失、人事兴衰的关注，已为后世史学奠定了基础。诸子百家，如儒家强调“述而不作”，法家主张“循名责实”，兵家侧重“知己知彼”，墨家关注“利义”，道家讲求“道法自然”，这些不同的哲学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史学叙事的侧重点与价值取向。 秦汉时期，统一帝国的建立为史学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与物质基础。官修史书成为主流，如《史记》、《汉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纪传体史学的成熟。本书将详细分析《史记》开创性的意义，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视野，以及司马迁在史料搜集、人物刻画、叙事艺术等方面的卓越成就。同时，对《汉书》的特点，如断代体、注重政治制度的记载等，也将进行深入剖析，探讨其与《史记》的异同与承续关系。这一时期，史学的功能性也日益凸显，服务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成为“资治”的重要工具。 二、 史学理论的深化与学术探索（魏晋南北朝至隋唐）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治动荡、思想活跃的时期，也孕育了史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在政治分裂、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史家开始反思秦汉以来史学叙事的局限，出现了更为自觉的史学理论探讨。本书将重点考察这一时期史学家对史料辨伪、史书体例、史学方法等问题的深入思考。例如，对史料真伪的辨别，如刘知远、裴松之等人在史注中的考辨工作；对史书体例的革新尝试，如《三国志》的简明扼要，以及《后汉书》的增补与完善。 隋唐时期，统一的帝国景象与文化自信，促进了史学事业的空前繁荣。官修史书的规模更加宏大，如“前四史”的修订与续作，以及《旧唐书》、《新唐书》的编纂。本书将深入分析唐代史学家在史学理论上的贡献，特别是对“史德”的强调，以及“实录”精神的倡导。陈寿对《三国志》的评价，魏徵对《隋书》的史观，以及吴兢对《贞贞观政要》的叙事方式，都体现了史学家对历史真相、道德评价与政治借鉴的深层思考。此外，唐代佛教的兴盛也对史学产生了影响，表现在一些僧人撰写的史书中，如《高僧传》等，其叙事方式和价值观念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 三、 史学流派的形成与多元发展（宋金元） 宋代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以及理学的兴起，都为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本书将重点探讨宋代史学呈现出的“学人史学”的特点，即史学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官方机构，学者个人和私人著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的革新： 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出现，是史学史上的里程碑。本书将详细分析《资治通鉴》的体例创新，其以时间为纲，事无巨不载，以及其“鉴于往事，有亡而不可追”的政治史观。同时，也将探讨纪事本末体的发展，如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如何以事件为中心，将零散的史料聚合成完整的叙事，成为一种重要的史学体例。 史学理论的丰富： 宋代史学家对史学理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例如，叶适对史学“六事”的划分，程颢、程颐对“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以及朱熹对史学“正变”的认识。本书将梳理这些不同的史学观点，分析它们对后世史学研究产生的深远影响。 史学流派的纷呈： 宋代出现了不同学术取向的史学流派。如以欧阳修、宋祁为代表的“正史”编纂，以司马光为代表的“通史”构建，以及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经世”史学。本书将分析这些流派的特点、代表人物及其学术主张，揭示宋代史学研究的多元化格局。 金元时期，在异族统治的背景下，史学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方面，一些汉族史学家试图通过历史来表达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如脱脱主编的《宋史》，虽然带有官方色彩，但也包含了对宋代历史的某种评价。另一方面，蒙古统治者也试图通过编纂史书来 legitimise 其统治，如《元史》的编纂。本书将分析这一时期史学研究的民族性与政治性，以及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四、 史学研究的集大成与新探索（明清）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集大成时期，也是新探索的开端。 史书编纂的规模与成就： 官修史书方面，如《明史》的编纂，继承了前代的优良传统，但也暴露了一些局限性。私人史书方面，学者们在史料整理、考证辨伪、史学理论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例如，张廷玉等编纂的《明史》，尽管有其争议，但其规模和内容仍具重要价值。 考据学与朴学的影响： 乾嘉学派的兴起，对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本书将重点分析考据学在史料辨伪、文献校勘、史实考证方面的贡献。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史学家，在历史考证、史学理论、史学思想等方面都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精神，为后世史学研究树立了典范。 史学理论的新发展： 明清时期，史学家对史学的功能、方法、价值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探讨。如黄宗羲对“古今史法”的辨析，王夫之对“载道”与“求实”的平衡，以及章学诚对“六经皆史”的诠释。本书将深入分析这些理论观点，揭示它们在中国史学史上的独特性与重要性。 史学研究的多元化趋势： 除了传统的政治史、制度史研究，明清时期史学研究也开始关注经济、社会、文化等更广泛的领域。如顾炎武对地方文献的梳理，徐光启对中西科技的结合，都预示着史学研究的多元化趋势。 五、 史学研究的总结与反思 本书的最后一章，将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发展进行系统性总结。回顾其各个阶段的特点、成就与局限，分析其内在的演进逻辑与外在的社会文化影响。作者将强调，中国古代史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继承与创新中不断发展，形成了独具东方智慧的史学传统。本书旨在通过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深入梳理与分析，帮助读者理解中国古代史学所蕴含的深刻智慧，及其对当下历史研究的启示意义，引导读者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刻的理解去认识这段辉煌的历史。 《中国古代史学史论》并非止步于文献的整理与人物的介绍，它更关注史学思想的演变、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本书力图通过严谨的学术分析，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在世界史学史上的独特性与重要价值，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深入、富有洞察力的古代史学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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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后我只有一个感觉：这简直是一部学术界的“侦探小说”。作者的行文逻辑跳跃性很大，但每一次跳跃都精准地指向了隐藏在历史表象之下的关键节点。他并非按照传统的时间轴线性铺陈，而是采用了主题式的切入，比如专门用一整章来探讨某位大儒在不同朝代的“政治标签”是如何被后人重塑和利用的。这种解构与重构的手法，极大地激发了我的批判性思维。我原以为年谱无非是“何时出生、何时去世、著作几何”，但这本书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它更侧重于对史家“学术人格”的侧写，他们的学术主张是如何与其个人的际遇、权力斗争乃至家族背景相互缠绕、彼此塑造的。书中的注释部分尤其精彩，那些看似随笔的引文，往往一语中的地指出了某个史家在不同时期的矛盾心态，读起来酣畅淋漓，大呼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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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厚重的史学著作，光是捧在手里就能感受到沉甸甸的历史分量。作者的叙事风格极为凝练，仿佛一位经验老到的说书人，将那些湮没在浩瀚时间长河中的人物生平，如同沙砾般细致地梳理出来，再用金线串联，呈现出一幅清晰而又错综复杂的历史画卷。尤其赞叹的是，他对史料的运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不仅仅是罗列事实，更是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史家思想流变深刻的洞察。我惊喜地发现，一些我过去认为相互独立的史学流派，竟然在某位关键人物的著作中找到了微妙的承袭与分化，这种“见微知著”的功力，着实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阅读过程中，我时常需要停下来，对照着地图和当时的政治背景图景，才能完全领会其中微妙的学术争鸣。这本书的价值，绝非仅仅在于提供了一部编年录，它更像是一把精密的钥匙，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古代士人内心世界的秘境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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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语言风格极其古朴典雅，很多句子读起来有一种古籍的韵味，仿佛直接从魏晋的风度中裁剪而来。虽然是研究年谱，但作者似乎并不满足于简单的年代记录，他更热衷于捕捉那些“失语”的瞬间——即史家们在特定历史关口选择了沉默、或者其核心思想未被同时代人理解的那些“真空期”。对我个人而言，最大的收获是书中对地域文化对史学发展影响的探讨。他没有将历代史家视为孤立的学术个体，而是将他们放置在具体的地理和文化板块中去考察，例如江南文脉与关中史学的差异性，这种宏大的地域视角，极大地拓宽了我对中国史学史的理解边界。它让我意识到，历史的写作，从来都不是真空中的思想拔节，而是深植于土壤的生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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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需要耐心和毅力去“啃”的著作，它绝非茶余饭后的轻松读物。作者的笔触极其克制、冷静，如同一个冷眼旁观的记录者，几乎没有带有任何主观的褒贬色彩，纯粹呈现的是史学家的“工作状态”和“学术环境”。我注意到，书中大量运用了古代典籍中的术语和特定的称谓，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初读门槛略高，需要频繁查阅背景资料。然而，一旦适应了这种节奏，便能体会到那种“原汁原味”的学术氛围。全书结构严谨到近乎苛刻，每一个章节的衔接都建立在前文的论证之上，如同精密的钟表结构，容不得一丝偏差。这种严谨的态度，本身就是对所研究对象的最大尊重。它迫使读者也必须以同样的严肃态度去面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群体那复杂而又崇高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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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承认，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反直觉的，它不像传统通史那样线性推进，反而充满了无数的支线和交叉对比。作者似乎有意挑战读者对“权威”的固有认知，书中对几位被奉为圭臬的史学大师的评价，充满了审慎的质疑和细致的勘误。这种敢于“翻案”的学术勇气令人侧目。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对某个特定朝代的史料记载缺失现象进行了长篇的推测性分析，提出了几种基于考古发现和文献互证的假说，虽然最终没有定论，但那种探索未知领域的求真精神，远比提供一个标准答案更令人激动。这本书更像是一份研究指南，它指明了史学研究中哪些问题是尚未解决的“硬骨头”，鼓励后来者继续深挖。对于有志于进入专业研究领域的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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