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无疑是能够进行思辨思维的，在某个时候甚至可以认为，哲学在我们这里面临着辉煌的命运。

本书是索洛维约夫在19世纪80年代对极端民族主义观念的批判著作集。

索洛维约夫敏锐地看到了民族主义的双重危害性；对内来说，它易地产生狭隘的民族自负和偏见，可能成为维护自身的坏的旧制度和拒绝外国先进经验的理论根据；对外来说，极端民族主义容易导致较强大民族的侵略性的民族利已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成为暴力、压迫和战争和借口。他站在基督教普世理想和全人类价值立场上，提出要以超民族的基督教来克服这种民族利已主义。他认为，东西方教会分裂的真正原因是古代东西方的文化－－政治对抗。只有在对作为神人之体的教会的完整理解基础上，东西方取长补短，不是一方吞没另一方，才能实现人类的统一事业。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1853－1900），杰出的历史学家谢尔盖·索洛维约夫的儿子，生于莫斯科。年轻时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经历了一个宗教怀疑论时期，但其思维框架是唯物主义的。在以优异成绩完成中学学业后，进入莫斯科大学物理和数学学院。翌年兴趣发生转变，迷上了哲学。1874年，他聆听 了莫斯科神学院的讲座。

索洛维约夫以《西方哲学的危机（反对实证主义）》的硕士论文答辩完成了大学的学业。这部著作具有唯心主义和东正教倾向。他很快被该校指定为哲学讲座的高级讲师。

1875年，索洛维约夫利用公休假到了国外，在大英博物馆工作，并研究古典哲学。回国后，他调到了圣彼得堡大学，在那里他答辩了他的博士论文《抽象原理批判》。这部著作加上他的硕士论文，以及《三种力量》（1877）包含了他思想发展第一阶段哲学观点的理论基础1881年3月，他出面为那些参与谋杀沙皇的人辩护，并公开向亚历山大三世呼吁宽大处理。结果索洛维约夫被禁止公开讲课。作为一个教师这使他感到沮丧，他退出了大学，放弃了学院生涯。从那时起直到去世，他过着流浪生活，没有家庭，也没物质上的安逸。

19世纪80年代，索洛维约夫主要从事神学研究，他的《生命的精神基础》（1882－1884）、《神权政治的历史和未来》（1887）《俄罗斯和普世宗教》（1889）都是致力于这个问题的。

他最后10年的创造性著作表明他哲学兴趣的回归，这一时期的著作主要有：《自然中的美》（1889）、《爱的意义》（1892－1894）《上帝的观念：为斯宾诺莎的哲学辩护》（1897）、《理论哲学的基础》（1897－1899）、《善的证明》（1897－1899）和《三次谈话》（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