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之宗旨，在确立严修新私学，故研究之范式，以个体为经，时代为纬，在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会通”中，来展示严修的文化个体性。本书之史观，以严修新私学为主线，来贯通近代史，故近代史之开篇，非老生常谈之鸦片战争，而是传教士东来和西学东渐，其结束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本书不是年谱，但采取了编年体的撰述方式，以年为经，以事为纬，故称系年。月份与日期，则根据叙事的需要来安排，没有严格的顺序要求。本书注释，皆取书中注，於引用和叙述之旁，以小字注之。史料来源主要为《严修日记》、《信草》及其自订《年谱》，凡书中引用史料，未注明出处者，即为此述种种。因引用太多，若一一注明，则满篇皆是，故略之。

在中国，最有成就的中学应该是南开中学。据统计，近百年来，南开中学培养出了48位著名科学家，两位清华大学校长，3位正副总理（周恩来、温家宝、邹家华），9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成就和名气稍小一点的大学校长、科学家、文学艺术人才，多到难计其数。现在知道南开中学的人很多，但知道南开创办人严修严范孙先生的人很少，范孙先生的光辉人格和对中国现代教育的伟大贡献，了解的人就更少了。

本书最大的特点，在于作者没有就事论事地写范孙先生的办学过程，她笔墨的重点在勾勒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巨变，表达作者对整个现代历史的总体认识，而且时时有精彩议论和出人意表的睿智洞见（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征引）。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范孙先生兴学的深远意义，得以充分显现，一如本书副标题提示的，作者要揭示的是“严修新私学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关系。作者的基本看法是，中国教育从传统的官、私之学转向现代国立教育体制，在此一过程中，范孙先生开创的新私学传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可惜这个尚未发育完足的优良传统，因为历史的剧烈变迁而被迫中绝。当代中国教育的痼疾，实与此一传统的被毁坏有极大关系。如今，私学的复兴苗头，也预示着中国教育有可能重新回归范孙先生开创的优秀传统。作者提出“新私学”这个概念，并在书中有深入的探讨。这个问题若能引起学界的关注和探讨，我相信对于“重写”现代中国教育史，对于当代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都大有裨益。

办学固然神圣，但绝不浪漫，更非仅凭美丽幻想所能成事。诚如本书作者反复申述的基本观点：办学乃是“思想者的产业”。有思想而不以产业对待学校，其学必不能办成，梁任公欲办东方文化研究院而未果，即是显例。办学既为产业，则以投资为先决条件。范孙先生办学经费之来源，除从自家产业中捐出部分外，主要经费得自富商和军阀捐赠，其次则有政府和外国资助。而范孙先生和伯苓校长之所以能“化”来四方之“缘”，则是由于他们的办学成绩、人格声望和勤勉恳切的劝募努力，方可使财神慷慨解囊。

今日中国，有产者渐多，私立学校亦有星火燎原之势。但“教育产业化”却正在被诠释成赚钱的大买卖，办学者自然就应该是“投资”高手。这是对教育的嘲讽和亵渎。教育产业化的真谛，是能够以私人办学的灵活、节俭、高效的运作机制，吸纳社会资源投向教育，并永续发展，而不是把学校办成印钞厂。因此，当代私学的发展，有待于涌现卢木斋、李秀山（此二人对南开的捐助最多）那样的有产者，涌现更多邵逸夫、田家炳，更有待于出现严修、张伯苓这样以办学育人为终生志业的教育家。捐助者固然可以为大学盖起成百上千的大楼，但只有大楼而没有教育家，那么这些大楼跟商场、旅店的作用就没什么差别。

　本书以个体为经、时代为纬,在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学的“会通”中展示严修的文化个体性为宗旨,以严修新私学为主线,来贯通中国的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