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次
1◆敬業守道　一以貫之(彭歌)
19◆活教材(歐陽醇)
23◆自序
1◆引言——艱苦與珍貴的三十年
一、新聞使命篇
17◆家族獨立經營一百年的紐約時報
39◆家族如何確保紐約時報的獨立經營
52◆時報家族的幕後女強人——伊斐琴
65◆時報新發行人在變動市場中的抉擇與作為
二、新聞政策篇
83◆時報編輯部的組織與運作
92◆羅森紹對時報的貢獻與影響
112◆羅森紹為時報新聞政策立下完整經典註釋
127◆時報新聞政策的守護制度
三、新聞風格篇
149◆時報的「風格與用語」
159◆時報勇於對新聞報導錯誤疏失負責
四、新聞嬗替篇
175◆時報如何培育訓練編採人員
184◆後羅森紹時期紐約時報編輯部的掣肘
201◆時報最高編輯主管易手
五、言論至尊篇
211◆不是象牙塔也不怕爭議的時報社論委員會
235◆雷斯頓與李普曼
248◆雷斯頓和他的新聞助理
251◆代無二人——雷斯頓的評價
六、新聞里程篇
273◆時報所爭得的最重要新聞自由判例
284◆時報如何防止與避免誹謗訴訟
297◆時報和記者為拒絕透露消息來源所付出的代價
七、新聞擔當篇
311◆時報與政府抗爭新聞自由之不受拘束
345◆集記者、學者、專家於一身的席漢
368◆揭載《越戰機密文件》所產生的重大影響
377◆普立茲獎平反了哈伯斯旦的越戰報導
八、新聞專才篇
397◆秦家驄與紐約時報
408◆一個時報傑出年輕報人的故事
418◆史摩之的遺作和影響
九、廣告標準篇
431◆時報以高品質新聞擴展全國業務
438◆時報對廣告之接受有高度嚴格的標準
449◆時報因刊登政治廣告與中共引起的紛爭
後記
461◆紐約時報編輯部有了新的接班人
470◆從紐約時報更新面貌到展望前景
479◆紐約時報完成家族權位傳承
附錄
487◆從送稿生到資深組版編輯／周勻之
493◆同艱苦，共患難：馬莉與李子堅／歐陽醇
497◆可親可敬與可信的冠老
501◆中英譯文對照表紐約時報的風格
序一
敬業守道　一以貫之
彭歌
不作第二人想的人選李子堅先生在紐約時報服務三十一年後退休，隨即動筆寫出以時報工作經驗為主軸的系列文章；在《新聞鏡》雜誌上連載期間，就已引起國內外廣大讀者的重視與興趣。現在全書由聯經公司出版，定名為《紐約時報的風格》，預期將為書壇一樁盛事。
國內情況近年變化疾劇，新聞傳播事業在「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應負起「鼓蕩風潮，造成時勢」的先驅作用。報紙為媒體中的主流，深受廣眾信託。報業在新的環境中如何力爭上游，精益求精，除了主觀不斷鼎故革新之外，自然也需要汲取國外同業的先進經驗。此時此地，本書的價值乃更為凸顯；它不是坐而論道，而是極有實質影響的作用——供這一代銳意改革、求變求新的報業工作者參考採擇，打開一些新的思考方向。
紐約時報創刊於一八五一年，即清宣宗咸豐元年，也就是洪秀全打出「太平天國」旗號的那一年。一家報紙經歷了一百四十六年而能繼續發展茁壯至今，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就有利的數字而言，紐約時報並不是「最大」的報紙；其銷行份數曾被同在紐約的小型報《每日新聞》超過；廣告營收一度較西岸的《洛杉磯時報》遜色；但這都無損它的聲譽地位。在世人心目中，紐約時報是全美一千五百多家日晚報中最具影響力的正派大報，也是世界報壇上眾望所歸的「模範生」。我們祇要審視一下歷年來時報的新聞、評論、專欄被各國報紙採用或引述之頻繁，就不難理解其受到同業重視的程度——這種現象，我認為比任何新聞獎都更加生動地反映出時報的地位和價值。
子堅在時報工作，從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九四年底屆齡退休，前後三十一年。擁有九百位編採人員的編輯部中，華裔身分服務如此長久者，子堅大概是僅此一人。儘管以時報為題材的專書，先後已有多種，子堅的書卻是第一本從一個中國人的眼光，憑著三十一年親身體驗，寫出來的時報面面觀，自然特有親切的感受。某些觀察，是中國人特感關切而美國人未必想得到的。
因此，由李子堅來評鑑紐約時報的重大成就，可謂「不作第二人想」的人選。
三十餘年前的舊夢當我從《新聞鏡》上陸續拜讀子堅的大作，以及後來接到他的電話和來信，囑我為這本書寫序時，前塵舊事，一一浮現眼前來。
一九六○年九月，我因考取第一屆中山獎學金後，經謝然之老師推薦到南伊利諾大學進修。當我趕到卡邦黛爾小城報到時，第一個迎接我的就是子堅。我們在台北時本屬舊識，但無深交，他比我早一年到南伊大，識途老馬，對我多方照顧。從租房子、買寢具、逛書店、進菜場，以至報到、選課等等，都由他細心指引，省了不少麻煩。
子堅與我年事相若，他原籍江蘇，抗戰時在西北長大，所以我們有「共同語言」和類似的生活經驗。相交日久，更感覺他為人誠懇篤實，胸襟恢宏。南伊大當時中國同學上百人，雖然有些位博士候選人，書讀得更多，但大家推選子堅為同學會的會長。
子堅的尊人李玉階先生，是自立晚報早期的主持人。長兄子弋為採訪主任和總編輯，子堅在台大畢業後，一度在自立工作，為父兄分勞。三弟子達，即名電影導演李行。四弟子繼也在新聞界工作。他們的確具有「家族報紙」的班底。彼時晚報處境艱難，子堅名為採訪記者，發行廣告亦無不參與；他那個階段的經歷，和紐約時報的奧克士早年在南方辦報的情況相像，「甚麼事都得自己動手」。
在南伊大第一學期，趕上了莫特博士（Frank L． Mott）的「新聞文獻」課程，莫特曾任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院長，他寫的《美國雜誌史》和《報業史》都屬經典之作，是普立茲獎的得主，資深望重，所主任郎豪華就是他的學生。在這門課的報告中，我第一次讀到柏格（Meyer Berger）的《紐約時報百年史》，對於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時報振衰起敝的過程，最感興趣。不過，由於課業太忙，訂不起時報，也來不及天天看，遇到重大新聞時，才到圖書館「瞄一眼」，和平日看的《聖路易郵訊報》作個比較。
新聞研究所，每學季十二個學分，忙得人頭昏腦脹，但子堅比我更忙。原來他在台大讀法律系，為了一門不相干的課程未能修完，到了南伊大在學分計算上曾有爭議。這種事如經洽商，未嘗不可解決；但子堅認為規定如此，他就依照校方要求，補修若干理科的學分。記得他當時說，「最痛苦的是植物學」。老師要學生活學活用，帶著全班在校園中巡遊，沿途所見樹木花草，便是口試的題目。學生們不但要認識其類別名目，還要背一大串拉丁文的名稱。
類似的課程在當時固然是痛苦的經驗，無形中增益了他學識的廣度。正因如此，他後來才能在紐約時報長期打拚，勝任愉快。求知苦學，走一步有一步的心得，是無所謂冤枉路的。
在卡邦黛爾那兩年，我們同住在「單身漢倉房」的宿舍裡，白天各忙課業，晚餐時同學們聚在一起聊天，家事國事天下事，無所不及。他和馬莉在校中相識相戀，一九六一年結婚，次年相偕到紐約闖天下。馬莉有東北滿族血統，同學們戲稱她是公主。她性格豪爽，處事明快，與子堅可謂珠聯璧合。他們初到紐約，所遇頗多拂逆之事，都靠馬莉的精神支持。他們有兩個男孩，都很優秀。
子堅賦性耿直，是非分明，工作時往往和老闆相處不和；有時被解雇，有時自行辭職，有兩次是在聖誕夜前夕失業，淒涼可知。直到一九六四年初憑一封自薦書打開了紐約時報的大門。在這個新環境裡，他不再和人爭論，而祇是耐心學習，磨礪自我，忍人之所不能忍，「因為，我發覺這兒便是值得我終身奉獻的事業。」初到時報時，一位主管批評他的英文「比我們這裡的送稿生都不如」，所以祇能給他半工的送稿生工作。他為了對新聞工作的熱愛，慨然接受。此後並利用工餘在紐約大學進修，一九六九年取得美國文化碩士學位，他已四十一歲了。兩年後升為正式的組合新聞編輯，在專業技術上受到獨當一面的付託。
子堅回顧他的工作生涯說，「我並不以此而自我炫耀，也沒有多大的成就感，但我卻對這三十年的經歷，彌足珍貴與驕傲。」組合編輯即我國報業的「拼版」，時報因出版篇幅繁多，對版面分工、設計，尤其是第一版的版面，都有詳細的規定。子堅多年從業，熟能生巧，成為組合新聞部最資深的編輯，「同事中多半是我負責訓練出道的。中國人注意﹃尊師重道﹄，美國人也懂得此道，在訓練中受我教導的同事，多能念念不忘，也算難得。」這就是另一種成就感了。
一九六四年初，我回到台北接任新生報總編輯，與子堅音信稍疏。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深夜，忽然接到他從紐約打來的電話，告訴我羅伯‧甘◆迪參議員在競選總統途中，遇刺身亡，並且說，「和他哥哥當年被刺時引起的震悼與惶亂完全一樣。」當時外電報導已多，但我仍感謝老友的關照，甘◆迪總統被刺時我還在美國，親歷其事，寫過長篇報導。從台北角度看，羅伯之死不及他哥哥那樣富於震撼性。現在，讀了本書才知道，子堅當天值班，主持大換版，他說，「那天晚上的改版，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次。」一九七○年九月初，我重遊紐約，與齊振一兄參加哥倫比亞大學的亞洲編輯圓桌會議。九月八日當時主持大使館新聞處的陸以正兄邀我們餐敘，又和子堅相聚。十五日我們全天參觀紐約時報，也旁觀了下什五時編輯會議的實況，並就某些問題交換意見。那天晚餐的主人是外國新聞部主任葛林菲。後來以在中國大陸採訪經驗寫成《苦海餘生》一書而揚名的包德甫曾說，他在時報幹了好幾年，還沒有機會到頂樓發行人的餐廳吃一頓飯。言下對我們這些「遠來的和尚」有些羨慕。
子堅當時已是在編輯部內外受尊重的幹部。憑著誠懇負責、勤勉好學，他從敬業樂群的實際經驗中所獲的心得，在本書中一一道出，相信讀者們會和我一樣地深受感動。百年間五代傳人本書的內容，要略言之，是「人物」與「事件」的綜合；籠罩在人與事之上的，是紐約時報發展史及其基本精神。
從一八五一年創業的紐約時報，前三四十年近乎「打爛仗」時期。第一代創辦人亨利‧雷蒙，博學多聞，議論縱橫，在某些方面與梁啟超相似；早期的時報，充其量也不過相當於《新民叢報》，賣的就是主持人一支大筆。
時報的現代化，從奧克士接辦開始，轉為世代相承的家族經營。時報社論版上端每天都刊出歷代發行人姓名及其在任的年代，那幾行小字，即是時報近百年史的提綱：第一代發行人亞道夫‧奧克士（Adolph S． Ochs， 1895—1935）。
第二代發行人阿瑟‧海斯‧沙資伯格（Arthur Hays Sulzberger， 1935—1961）。
第三代發行人歐維爾‧瞿福士（Orvil E‧ Dryfoos， 1961—1963）。
第四代發行人阿瑟‧奧克士‧沙資伯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 1963—1992）。
現任的第五代發行人是阿瑟‧奧克士‧沙資伯格二世（Arthur Ochs Sulzberger， Jr．），一九九二年接手至今。
這幾行姓名，無論中文或英文，都很容易混浠。子堅在《紐約時報的風格》一章中，把他們先後傳承的關係，和每一個人當家時的成就與特色，原原本本，講得十分清楚，脈絡分明。
第一代的奧克士，開疆拓土，貢獻至巨。他自己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但勤勉好學，深嫻實務，而且知人善任，重金禮聘范安達為總編輯，是成功的關鍵。奧克士以一個南方地方報紙主持人到紐約打天下，在群雄鼎立的環境中，異軍突起，後來居上，主要在他確立了「無畏無懼，獨立不倚」的大方針，並定出最簡明的新聞守則：「所有適宜刊載的新聞」（“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這句話每天都出現在時報第一版報頭方的左上端。各國新聞界也常以這句話作為自我檢討的標準。
奧克士只有一女，而南方傳統保守，二十世紀初葉重男輕女的觀念仍強。淑女不宜出頭主持事業，尤其不應辦報，所以奧克士培植女婿接班，並在去世前將全部時報的產權分給外孫輩，家族報業的基礎從而確立。
第二代以後，轉入了沙資伯格家族。阿瑟‧沙資伯格繼承了岳父遺志，辛苦經營了二十多年，不僅克紹前修，業務上更大有開拓。記得在金門砲戰前後，他曾到台灣訪問，晉見先總統蔣公，並獲中華民國政府贈勳，外國報人受此禮遇者，沙資伯格可能是第一人。
第三代瞿福士，是阿瑟的長婿，任內遭遇一百多天排字工人罷工，談判折衝，心力交瘁，幹了兩年的發行人，便因心臟病猝發逝世，年僅五十歲。
此後發行人頭銜便回到沙資伯格的兒孫頭上。現任的小阿瑟，是奧克士的曾外孫了。
子堅對這幾代發行人的作風和功過，都有生動記述。我覺得寫得更好的一個人物，則是「時報家族的幕後女強人」，奧克士的愛女伊斐琴‧白沙‧奧克士（Iphigene Bertha Ochs）。她從二十五歲即奉父命出任時報董事，直到八十歲才告退休，生平以相夫教子為重，對報社工作似未積極參與；事實上，由於她的血緣關係和人文素養，不僅使家族傳承連貫起來，而且由她設定了傳承的標準。她更能恪遵老父的教誨，導引子孫確保奧克士的遺訓，維護了紐約時報獨立超然的風格。子堅稱許伊斐琴「是家族的中心，也是紐約時報的良知。」這位女強人猶如大觀園裡的史太君，她對領導階層的潛移默化之功，也許比新聞系裡開幾門課的影響更大。蓋所謂原則也、方針也，說起來都不難，可貴則在於實踐，尤其是要能一以貫之，始終如一地恪守不渝。女強人之強，就強在這承先啟後的作用上。
伊斐琴學養俱佳，人脈甚廣，有助新聞的開拓。一九四四年王牌記者雷斯頓，得到重要獨家新聞，美中英俄四強在敦巴頓橡園秘密會議中協議，確定了聯合國創建的組織形態，和四強享有否決權等。這條獨家後來使雷斯頓獲得普立茲新聞獎——便是由伊斐琴從中華民國代表團方面得到線索。她和駐美大使董顯光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同學。若非當事人自道，外間是無法知悉真相的。
報紙為社會公器，由一個家族掌握，究竟是否妥善？而且世代相傳，後輩未必都能克紹箕裘，盛而轉衰者比比皆是。美國若干家族報業，近年因經營困難，轉售者已有多家。紐約時報之成功，為家族報業樹立了一個榜樣。
以台灣報業近半個世紀的經驗來看，王惕吾先生創建聯合報，余紀忠先生創建中國時報，成就斐然，世所共見。我常常想。如果從民國三十八年以後，中央日報一直由馬星野先生主持，台灣新生報始終由謝然之先生領導，今天報壇不知是何景象？紐約時報這樣的家族報紙，雖屬一家所有，卻能為天下所用，貫徹其無黨無私的傳統，發揚其求實求新的精神，享譽當世，豈是偶然？若由時報之例來觀察，家族報紙有其可取之道，要點在於要把確立的原則躬行實踐，長遠奉行。在「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的流變中，有所變有所不變，有所為有所不為，方能可大可久。羅森紹、席漢等人一切事業的興衰成敗，皆以人才為第一義，新聞事業尤其如此。時報百餘年精進不已，是許許多多人士竭智盡忠，共同締造的成果。當家的發行人，最重要的責任就是善選妙才，託以腹心。
子堅此書所寫的人物，著重在他服務期間經常接觸的名流，也有幾位前期人物，像〈雷斯頓與李普曼〉；李普曼為本世紀美國首屈一指的政治評論家，他的名著《公共哲學》在台灣就有曾虛白先生等四種譯本。學術界討論有關新聞自由的道理，說來說去，至今仍大都未超出那本書的範圍。李普曼為著名專欄作家，在紐約論壇報旗下，他一生沒有為時報寫過專欄，直到他逝世之日，雷斯頓把自己專欄的地位讓出，選載了李普曼遺作精華。這是說明，曾任時報華府分社主任、總編輯、副社長的雷斯頓，對於前輩李普曼崇敬之深——思想和新聞觀一脈相承。子堅寫得最多，也最生動的，是羅森紹（A． M． Rosenthal）。此人在駐東京特派員任內，奉調為總社大都會新聞部主任，自一九六八年起即成為靈魂人物，先後依序擢升，到一九八六年退休，在編輯部掌權十七年。子堅對他傾服備至，「羅森紹是我所知道歷任編輯部主持人中，對新聞政策之申述與闡釋最為投入、奉獻心血最多、最為翔實完整的一位。」羅森紹不斷以「備忘錄」的方式，提示心得，也即是對同仁的指令。他不僅「業精於勤」，而且始終把握大原則，實踐公正無私的新聞政策。有些地方乍看似乎並不太重要，像「隱名消息來源」，羅森紹就嚴格要求，非絕對必要，不得妄用，以保持對讀者負責。
國內報章近年來，常出現「據權威方面消息」，「據接近總統府人士透露」等，跡近投機取巧，甚至暗箭傷人，殊不足取。〈羅森紹對紐約時報的貢獻與影響〉等幾篇，值得細讀。
羅森紹有許多創舉，在用人政策上（選任各部門主管，以具有採訪經驗和成績的人優先），在版面革新上（許多興革，至今為各報仿效），都有除舊布新的表現。他本人才華出眾，對同仁要求亦高，有些人認為他是「暴君」。由於他「在位時一意孤行，編輯部怨聲載道，不滿情緒高漲，士氣低沈，董事會許多董事也嘖有煩言。發行人在這種壓力下，決定要羅森紹提早半年退休。在責成法蘭克接任之時，特別寄望於他，來﹃收拾人心﹄。」這正是政治上「寬猛相濟」的道理。有羅森紹的勇猛精進，才需要有法蘭克的溫和寬諒。
兩種不同風格，為的都是要群策群力，辦好一份報紙。
別的人物還有很多，如第一位華裔的中國專家秦家驄，如患了愛滋病的記者史摩之，如時報第一位女社長兼總經理珍妮‧羅賓森（Janet L． Robinson），越戰期間飽受各方壓力，後來幸而獲得普立茲獎（一九六四年）的名記者哈伯斯旦（David Halberstam），都是不凡的角色；寫得最為生動感人的，是〈集記者、學者、專家於一身的席漢〉，此人是為時報揭載《國防部機密文件》的功臣。可是，一九七二年時報為此文件案獲普立茲獎，席漢卻並未獲獎。後來更因寫作涉及訟案，他向報館請假寫一本有關越戰悲劇的書；一九七四年又因車禍受傷，兩年交書期限已到，他一個字也沒寫出來，不得不向時報辭職。
席漢（Neil Sheehan）在失業離群、貧病交迫的狀況下，靠著太太的收入支持了十六年。一九八六年，那本《一個光輝燦爛的謊言：從范安看美國如何捲入越戰》為題的四十餘萬言大著終於完成。范安是美軍駐越的顧問，才智甚高，精力過人。他最初判斷只要六個月就可消滅越南共黨游擊隊。但後來對實況瞭解越多，對前途越是懷疑，便主動將戰場真相告知時報和合眾社的記者，是為新聞界和美國人對越戰政策「存疑」的起點；後來「反越戰」風潮之起，與范安很有關係。一九七二年范安因飛機失事死亡，席漢便是以他作為一個縮影，寫出了美國陷入越戰泥淖的經過。
這本書出版後轟動一時，被認為是十年間有關越戰最好的一本書。可是，席漢常常慨嘆，他情願作苦工，賺固定薪水，「哪怕是在加油站打工，都比寫書要好得多。」這本書雖使他名利雙收，稍脫困境，但十六年年華已去，古有所謂「才命相違」的說法，席漢可算一個例證。儘管他學養優良，才氣縱橫，記者、學者、專家，一身而兼，都作得出色，但在現實世界中卻未能一帆風順。子堅寫到他時，筆端更多一份感情。時報在各個崗位上都要求選用「最好」的人才。但席漢卻屢遭挫折，坎坷半生，除了歸咎命運之外，很難作別的解釋了。
哈伯斯旦與席漢之享譽當時，都是由於越戰報導。在越戰進行，亞洲國家基於自身安全的考慮，大多贊成美國援越。但美國民眾後來越來越不相信政府決策之明智，民意與政府形成尖銳的對立，時報及其他新聞媒體的報導有很大關係。事隔多年之後，歷史發展證明了當初新聞界的報導和分析，並非完全主觀地「為敵人張目」。《國防部機密文件》的揭發，正是有力的證據。越戰機密文件案一份報紙的成功，不祇是靠了少數大牌，更不祇是偶爾在重大事件上有了傑出表現，而必須是經常而持久地執行一套健全的制度，制度後面更有一股日新又新的銳氣和團隊精神。
在時報，從范安達、雷斯頓、羅森紹以至今天，人才鼎盛，高手如林；其集體的精神是甚麼，制度如何運作，乃是本書的精華。在編輯作業上，子堅所寫〈編輯部的組織與運作〉、〈新聞政策的守護制度〉、〈風格與用語的制度化〉，以及如何培訓編採人員，如何對新聞錯失負責，社論委員會的組織和功能，以及如何防止與避免誹謗訴訟，都有具體翔實的說明，尤其編輯部高層人事的轉變及其運作的內情，非局外人所能窺見。時報為維護新聞自由而與政府有所抗爭，子堅舉出最重要的一個判例，是南方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警察局長沙利文控告紐約時報誹謗案，纏訟四年，官司一直打到聯邦最高法院。一九六四年三月九日，九位大法官一致同意，時報與同列被告的四位民權牧師勝訴。最高法院並認定，誹謗案件如果是「政府官員」或「公眾人物」，就必須證明報刊所刊文字不實或錯誤，而且具有「惡意」，誹謗始能成立。換言之，指控者要負「舉證」的責任。這一判例不僅使時報避免了賠償損失、接受處罰，乃至報譽蒙受的損失，而且為新聞自由權利保障樹立了一座新里程碑。
以上各節都是新聞學上的「活教材」，值得新聞系、所同學和在職的同業們參考。
子堅服務時報期間，最為世人注目且引起重大爭議的新聞之一，就是一九七一年的時報刊載五角大廈越戰最高機密文件，子堅稱之為時報歷史上「最光采的一頁」。
這批機密文件，是一九六七年中當時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聘請了三十六位專家學者，組成專案委員會，研究美國究竟如何捲入越戰的原委。其中有學術機構的學者，也有國防部、國務院有關的專家。委員會花費了十八個月，寫成四十七冊的報告。後來有四十五冊共七千頁，落入時報記者席漢手中。提供這些密件的，是原曾參與委員會，後來轉變為激烈反戰的藍德研究所研究員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
處理這樣高度機密、數量龐大的資料，時報動員了三十多名編輯、記者、研究員等，花費了兩個半月時間，將七千頁約二百五十萬言的文件，擷取菁華，濃縮為三十萬字，於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三日開始刊出。
這項文件立即引起各方注意，政府也立即出面要求停止刊載；經過司法機關層層審理，直到六月三十日，最高法院達成對時報有利的「六對三」判決。時報稱揚這一判決是「法治自由的響亮勝利」。
當這批機密文件取得之初，如何報導，如何決策、衡量，如何才是最公允適當的發表方式，時報法律顧問反對刊載、和雷斯頓堅持刊載的理由，以至最高法院判決要義等，本書都有明白的闡述。最精彩也最重要的議論，則是這批文件刊載後的重大影響。
在一般正常情況之下，至少有兩大前提，是處理有關國防軍事新聞所必守的：第一、當國家處於戰爭狀態，尤其是對外作戰時，國民皆應支持自己的國家，敵愾同仇，義無反顧。新聞界屬於國民一分子，自亦不容例外。
第二、國防機密，與國家安危、戰爭勝負攸關。所謂「一語洩密，三軍覆沒」，明知為機密而刊諸報端，公之於眾，當然與「新聞界也應愛國」的原則有違。
一九七○年代初期，亞洲各國新聞界大體仍抱著這種看法。事實上，曾為時報擔任法律顧問多年的名律師陸布就認為發表這批文件，不僅「不合適」，也可能「不合法」，因而反對刊載。
但越戰畢竟不是「一般正常情況」，美軍援越，政略上忽略了「民族自決」的前提，戰略上又未能集中全力，追求勝利，最後便陷於戰不能戰，和不能和的困境之中。
在越戰已進入歷史之後，人們可以看得清楚，美國不應捲入戰爭。美國的介入，雖然使越南的赤化延後了幾年，東南亞「骨牌效應」並未發生，但這並不足以證明參戰的道德性和正當性。二十年後，美越建交換使，重開貿易，「療傷止痛」，一切重新開始，那場戰爭好像沒有打過，為越戰付出的犧牲有何代價？時報轉載的《越戰文件》，揭穿了政府當局隱瞞真相、欺騙民眾的種種情況，民意不再像過去那樣尊重總統、政府和軍隊，而是普遍「存疑」。正因為一九七一年《越戰文件》衝破禁忌，公之於世，一九七八年才會有「水門事件」爆發，報導上刊布的真相，竟迫使高票當選連任總統的尼克森倉皇下台。
羅森紹總結《越戰文件》事件，是「政府權力」與「新聞自由」對抗的典型。究竟新聞自由有無限制？如果有，誰應對此限制作成決定？限制是否應在新聞刊布之前就作？這些都是非常困難的問題。羅森紹認為，「我們不能重寫越戰歷史，但在這些機密文件發表之後，美國人民至少可以過問，防止了另一場越戰發生。」保障人民「知之權利」，意義應該在此。
時報的決定，在法庭上獲得勝訴，在新聞史上也留下了一個重要的例證。新聞自由必須全力爭取維護，才能真正生根。貴在能一以貫之以紐約時報為題的書，柏格（Meyer Berger）所寫的《紐約時報一百年》，有何毓衡先生的中譯本，香港新聞天地社出版。那本書的截斷期至一九五一年為止。
近年又有戴蒙（Edwin Diamond）的《紐約時報：從美國權威大報看新聞處理現場》，有林添貴先生的中譯本，台北智庫公司出版。《新聞鏡》曾發表譯者的譯後感和盧世祥先生的書評。
此外，以時報為背景寫成的小說和非小說，還有若干種。子堅這本書的特色，它是出於一個具有濃厚東方文化的華裔人士之手筆，在時報百餘年歷史上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一人吧。
子堅在寫完全書之後對我說，他認為時報的好處，並不在永遠不出錯（事實上，世間不可能有永遠不出錯的報紙）；而是有這麼一群人，「誠心誠意，日日夜夜，努力想要辦好一份正確的、最好的報紙。」從本書的每一章節，都可體會出這種自重自律的敬業精神。報社的格言，新聞政策，言論方針，乃至於「風格與用語」，這些典章制度，無分中外，稍有規模的報社都會有的。問題在於能否認真嚴格執行。時報同仁以「守道」相互督勵，此所以可貴。
更難得的是，具有百餘年歷史的時報，歷經滄桑變化，人事代謝，而辦報的精神和方向，能一以貫之，後先輝映，乃能形成繼往而開來的盛業。
敬業，守道，一以貫之。這是我所體會的紐約時報成功的原因。說說不難，真正作到就很不容易。子堅在這本書裡闡述的，正是這「一以貫之」的經過，值得關心新聞事業的讀者細細玩味。
(一九九七年四月廿六日於加州)
序二
活教材
歐陽醇《新聞鏡》周刊自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三日出版二三一期，開始刊載旅美新聞工作者李子堅先生的撰著。以其三十一年（1964．1—1994．12）在時報編輯部的工作經歷及體驗，報導時報編輯部作業、經營，領導人的風格及編採人員的專業理念。
經過四年繼續不斷的撰述，終於彙集成書出版，作為李子堅先生的好友，怎不欣慰。
每次，我收到李子堅先生由紐澤西傳來的傳真稿，我就像在新聞系的教室內，聽一位老師談論新聞專業的理念，和從事新聞工作者的觀念。
每次，我收到李子堅先生的來稿，我就像在報社編輯部，聽一位總編輯談他如何處理新聞作業；與同業競爭，又不失君子之爭。
每次，我收到李子堅先生的來稿，我在《新聞鏡》周刊編輯部，閱及每一篇傳真來的文字，內心就充滿喜悅；又有一篇佳作呈現讀者眼前。
由於李子堅先生在紐約時報編輯部工作三十一年，而且自基層送稿生做起，由半工而全工，升至綜合版面資深編輯。他熟悉每一位工作夥伴，而且深深地敬愛他們。多年蒐集寶藏的時報人事資料及與他們個人的接觸來往。真實的回憶，成了他寫作可貴的內容。一個個描述的確實、生動，令人閱讀愛不釋手。
似乎他對於每位敘述的對象都有偏愛，使得我們讀者看了也深受感染，尤感時報擁有人才的眾多。時報的成功不偶然，一個報業最珍貴的資產便是擁有多少人才。
李子堅先生開始為《新聞鏡》寫稿時，他尚在紐約時報編輯部任職，工作忙碌異常，都是深夜離社回家後動筆。構思前，他總會先傳真給我，告知這次他寫的題目，大致的內容、字數及配合照片的說明與張數。近四年，子堅兄與我來往交換意見的傳真電文，就可出本小冊。這充分顯示他寫作態度的嚴謹、負責。
一九九五年，李子堅先生服務時報三十一年正式自紐約時報退休，原以為稍作休息，就可續為《新聞鏡》寫稿完成時報工作的撰述，嗣因聯合報系創辦人王惕吾先生堅邀他出任紐約世界日報總社總編輯，因此暫時擱筆。至一九九六年三月一日辭世界日報職，才恢復了無職一身輕的生活。期間兩度由美回台，我們都曾晤聚，允諾執筆繼續完成在時報工作經歷和體驗。我曾在一九九六年五月六日出版的三九一期《新聞鏡》，寫了篇〈好戲開鑼了——透視紐約時報人與事——李子堅大作陸續登場〉，以表達對李子堅先生撰文的歡迎與重視。果然，李先生不負眾望，終於完成了這本著作。
李文所著內涵，包括報社經營及對政治廣告處理立場，……都有明確的論述。給讀者醒目的印象。
美國出版界一九九四年同時出版了兩本有關紐約時報內幕性兼評論性的專書。私立紐約大學新聞學教授兼紐約雜誌媒體評論家愛德溫‧戴蒙（Edwin Didmond）撰著《時報幕後》（Behind The Times）出版（此書中文本智庫出版，林添貴譯）。另一本曾在紐約時報工作三十一年的記者約翰‧格利（John Corry）撰著回憶錄《我的時報》（My Times）詳述其在時報的生涯。紐約時報董事長阿瑟‧奧克士（Arthur Ochs Sulzberger）為紀念其外祖父亞道夫‧奧克士（Adolph S． Ochs）買進時報一○○週年，曾選定時報媒體記者亞力士‧瓊斯（Alex Jones）撰寫奧克士與沙資伯格家族經營時報的百年史，已於一九九六年八月間出書。一九八○年，哈瑞森‧沙斯柏瑞（Hdirison E． Salisbury）撰著《無所不懼，亦無所偏袒》（Without Fear or Favor）問世。時報董事長沙資柏格的母親伊斐琴‧奧克士‧沙資伯格亦曾於一九七九年出版回憶錄。至於紐約時報重視的「欽定本」報史，最有名的是一九五一年由該報曾獲普立茲獎的名記者梅耶‧柏格（Meyer Berger）所著：《紐約時報一百年（1851—1951）》“The Story of The New York Times 1851—1951”（中文版何毓衡譯，新聞天地社出版）。
李子堅先生撰述紐約時報的人與事，毫無疑問的是本經典之作，足使我們新聞教育界和傳播媒體圈體會：何謂典範。（一九九七年六月廿九日）　　附記：歐陽醇先生已於一九九七年十月五日病逝，參見附錄（〈可親可敬與可信的冠老〉一文）。
序三
自序
在南伊利諾大學讀新聞的時候，便存心要進紐約時報，那怕是進去打一個轉也好，目的是在見識見識這個世界聞名的權威大報。可是，我絕沒有想到，我真的跨進了紐約時報，而且一待三十一年，並以資深組合編輯榮退下來。
我把一生最寶貴的歲月，付給了紐約時報，想想也算值得。雖然先後做了八年的「學徒」，吃盡了苦頭，受足了磨練，以我的語文能力條件，頗有自知之明，毫無怨言。可是，我的自求上進，時報工作環境給我活生生的教育，使我充滿勝任的信心，並憑藉著我與生俱來的傻勁幹勁，力爭不休，終於在一次試用甄選中，脫穎而出，獲得升任組合編輯，正式成為News Staff，在編輯部信箱占一席之地，何等光榮，擔當起時報每天出報的一部分組版的責任，那時我已四十二歲了。
開始做編輯的階段，相當戰戰兢兢，幸無重大失誤，平安度過六個月的試用。從此以後忽然得心應手，大展才華，表現優越，加以工作勤奮，經常在人手短缺情況下，一人照顧兩人或三人的工作版面，或一週工作六天到七天，竟成為無所不能，不可或缺的組版編輯。由於我對新任編輯加予訓練的有效與負責，並能幫助新人迅速進入情況，更成為培訓新人的資深編輯，深受編輯部同事與主管的尊重與稱羨。這二十三年擔任組版編輯，是我一生中最為愉快和滿足的時期，也真有「美夢成真」的感受。
我的磨練和經歷，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沒有寫日記的習慣，除了少數重大事件，並沒有留下多少的紀錄，但是，從一九六四年一月開始，以迄於今，我卻習慣性地隨時剪存和收集了與時報有關的資料。
這都是非常可貴的資料，數量非常可觀，在家中不同的箱籠文卷夾子裡堆積著，雜亂無章。當我有心於寫作，著手整理資料時，頗有愈理愈亂，無從做起的挫折之感，先後花費了三四個月的時間，決定一件一件地閱讀，分類歸併，點滴地整理收入書夾，寫作才能漸上軌道，儘管如此，也常常有所遺漏。
首先我要感謝《新聞鏡》周刊發行人歐陽醇（冠玉）先生的邀約，從一九九三年四月開始，連續四年，為《新聞鏡》撰寫有關紐約時報的文章。起先我並沒有寫作的大綱，只是以手頭已整理出來的資料，有多少寫多少，有什麼就先寫什麼。其中有將近一年的時間，因為應邀主持美國世界日報在紐約的編務，寫得很少，而真正有計畫的寫作，是在一九九六年的四月到一九九七年的六月這段時期。
我的寫作進度很慢，每一篇都花費很多的功夫和時間，冠玉兄極有耐心，每篇都仔細閱讀，並來信鼓勵嘉勉。四年來，與冠玉兄互通傳真信件極為頻繁，深感他不僅是一位超級編輯，也是一位可貴的友人，他不露痕跡，善體人意，很技巧地對我推動，使我能一篇接一篇地寫作下去。如果不是這樣積少成多，不可能為了出書，而一口氣完成十七八萬字數的文稿。
本書的內容，取自《新聞鏡》所刊載過的文章，也是冠玉兄慷慨開放出書版權的結果。在此，我也要感謝冠玉兄為本書作序，他是一位開明嚴謹的報人，誨人不倦的新聞教育家，更是一位新聞專業刊物的發行人，身兼三職，實為稀有。能夠獲得他的誇獎，真是莫大的光采。這裡一併要感謝《新聞鏡》總編輯湯海鴻先生的精心編稿，和藝術編輯對照片資料之穿插設計，使《新聞鏡》文章之呈現生動活潑。
請到彭歌兄作序，更是我最大的榮幸。彭歌兄終身奉獻於新聞，也是一位好學深思的讀書人，他出版過很多有思想的譯著，對年輕知識份子有極大的影響與啟示。
與彭歌兄結緣最深是在南伊大那段日子，那時我們生活起居都在一個屋簷之下，床間相隔僅祇一壁，深知他不是一位書呆子，他懂得讀書，能抓住重點，常常事半功倍，因此，經常看到他輕鬆自如，還有很多餘暇勤於寫作。更令人欣賞的，是他那爽朗誠懇以及友善可親的個性，以及他所具有的書卷氣質。相交迄今近四十年了，音訊時斷時續，友情依舊，實在難能可貴。
彭歌兄的序文，洋洋灑灑長達萬餘言，對整個書稿用心專注，及於細微末節，作分段綜觀的評析，有力的比較與引證。他的寫作老練細膩，具見根柢功力之深，實在是望塵莫及。對我個人及家庭的敘介，筆觸更留下許多感情。彭歌兄以「敬業守道　一以貫之」為題，總結紐約時報成功之道，是他融會貫通全書最為妥切的話了，我除了感謝，更要對他致敬。
本書書名原定為「家族經營一百年的紐約時報」，是在強調奧克士，沙資伯格家族經營，對時報獨立存續有決定性的影響。聯經出版公司總編輯林載爵先生，以此一書名字數過長，且坊間已有「紐約時報一百年」的書名，難免混浠，乃提出書目中「紐約時報的風格」這個題目，經我思索，覺得頗能概括家族經營確保獨特傳統風格的意義，也能展現時報卓然獨樹一幟的代表性，乃欣然接受，採用為本書書名。
我在時報三十一年的經歷，使我確信我有義務，要把所見所聞提出報告，以供中國報業的參考。我在《新聞鏡》上所寫的文章，已經有系統地，把時報編輯及言論部門重要作業，政策及風格原則交代得清清楚楚。我雖然覺得自己的寫作能力有限，但是，我卻從不敢潦草，也不會堆砌，我總是把大堆資料消化過，以最簡單的語句，來包涵較廣的意義。
由於我從開始已對讀者對象有所設定，因此，我的寫作內容，是以中國報業，以及新聞學子的興趣所在作為範圍，在此範圍以外的許多資料，都已在選刪中省略。本書已經收集了將近十八萬字的文章，但是並未代表所有時報的故事，我的手頭還有許多資料有待使用與寫作。
時報是名氣最大的報紙，正因為如此，也是最受注意和最受苛責的報紙。執行總編輯位高權重，成為眾矢之的，特別是羅森紹任內受到媒體的無情透視，很難消受。在我的寫作中，提到很多時報受批評的事例，可見時報並非十全十美，這也並不表示對時報卓越的地位有所遜色。從工作經驗中，知道時報是對自己要求甚高的報紙，報面上每天都有一大塊新聞更正欄，承認錯誤。編輯部內部每天都有自我批評，編輯部布告欄，也常有備忘錄，對新聞有所檢討。這實在都是時報有力的優點。
引進紐約時報經營理念、編輯作業實務以及新聞政策，風格原則，無疑是在引進時報的新聞「價值觀念」。這種「價值觀念」是否適合與適應中國報業的實際需要，並不在我考量與判斷範圍之內。我並沒有想把時報的「價值觀念」，強加諸於中國報業的意思，我祇在「引進」，深感我所經歷的時報新聞理念、作法、政策和風格原則，對整個中國報業有共通借鏡的價值。
三十一年中，我所受到紐約時報的影響實在太大，其中最大的影響，是養成了我獨立的思考，以及對個人尊嚴的尊重。我體認到新聞專業的重要，滿足於現實專業的生活，也深以終身從事新聞為驕傲。
三十一年也養成了我無法中斷的讀報習慣。上班以前一定要讀報紙，在家經常要收聽廿四小時的新聞廣播（CBS），跟進新聞發展，留心突發新聞。退休以來，仍少不了報紙，每天一大早醒來，便在等待送上門的報紙，一報在手，總要花費個把小時，讀個痛快，再放心地倒回床去熟睡。時報總是有東西可看，要看的新聞都看得到，而且總有深入的東西可讀，能夠知道得更多。時報對所有的問題幾乎都有答案，不需要等待。有時候，時報會有意想不到的答案，那是因為時報的記者和編輯們總是在尋求答案。
時報歷代家族發行人，都能傳承與執守新聞獨立與高水準高品質原則的維繫，不論在任何財政危機的情況下，不僅不事精簡，而且依然不惜在新聞上投資，增加人才，擴增內容，以爭取讀者。論財力，時報並非特別雄厚，但時報肯在新聞上大手筆地投資，顯示出時報歷代家族與眾不同的氣魄與承諾。時報現任發行人阿瑟表示，他的家族始終相信，所有在新聞上的投資，提高新聞品質，最終必能得到回收。他也相信，即使在資訊電腦化的新時代，人們依然需要高品質的新聞資訊，而時報正是在提供這種高品質的新聞，因此，他說，只要人類的頭腦是在吸取知識，時報總有存在的必要。
記得在我擔任許多大夜班組版編輯的時候，我經手處理的，不僅是頭版上重大新聞的改變，也包括了許多微不足道的短欄新聞。我時常要為一條短欄新聞中的錯誤而換版，這說明了時報在處理新聞上，連一條短行都不放過，這就是時報辦報的態度。
正在我完成這本書全部書稿的時候，母親李過純華（智忠）夫人，以九五高齡仙逝。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父親李玉階（涵靜）老人，也以同樣高齡證道。我在家父母主持下的自立晚報擔任過記者，同時並經管業務，當年自立晚報經濟基礎薄弱，可是，父親是第一位公開宣布「無黨無派獨立經營」的發行人，開創了民營報紙獨立經營的先聲，實足驕傲。自立晚報獨立的言論，不容於當局，迫使父親和「李家班」退出自立晚報，這也是我留在國外，繼續為紐約時報工作三十一年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以一生幾乎過半的歲月交付給了紐約時報，未能盡孝親的責任，愧疚萬狀，這本書是我艱苦進取的光榮成果，謹以此書奉獻二老，以慰他們在天之靈。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內人馬莉，她不僅是我所有文章的忠實讀者，也是我所寫稿件的熱心編輯。她校正我的錯字別字，指點我先後不相一致及不甚通順的字句。三十五年來，她以愛心教養出兩個負責、有為、明理而顧家的男孩。她跟我共苦同甘，她不顧健康長年辛勤工作，共維家計。而最值得稱道的，是她的合情合理，她不僅是位賢妻良母，也是我最好最為親近的友伴，認識與瞭解我們的親友，都會一致同意我的說法。（一九九七年七月廿七日於紐澤西）
第一篇
一、新聞使命篇
家族獨立經營一百年的紐約時報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九日，是美國紐約時報慶祝亞道夫‧奧克士（Adolph S． Ochs）家族經營這份報紙的一百周年紀念。
這是一件很有特別意義的紀念。雖然紐約時報已經存在了一百四十五年，也在一九五一年慶祝過報紙創立的一百周年，並出版了《紐約時報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New York Times 1851—1951）一書做為紀念。今年的慶祝，是在強調奧克士和他傳承下來家族與紐約時報的關係。在科技電腦發達及報業競爭激烈情況之下，紐約時報能繼續不斷擴大成長，不惜利潤所得，在新聞上投資再投資，全靠歷代家族無私的支持。
奧克士的家族包括他的女婿阿瑟‧海斯‧沙資伯格（Arthur Hays Sulzberger），和沙資伯格的家族。阿瑟傳給他的長女婿歐維爾‧瞿福士（Orvile E． Dryfoos），再傳給他的獨子阿瑟‧奧克士‧沙資伯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一九九二年，奧克士的曾外孫小阿瑟（Arthur Ochs Sulzberger Jr．），接任時報發行人。
紐約時報前任執行總編輯邁可斯‧法蘭克（Max Frankel），在九六年四月七日出版的星期雜誌專文中說，家族所有的報紙，一向是美國的普遍現象。可是世代相傳下來，許多家族的家產，都隨著遺產稅被政府徵收而去。許多後代也都沒有祖先對辦報理想之狂熱與執著，因此，家族報業已漸漸在消失之中。原來全美一千五百多家報紙，四分之三都被連鎖報團以大吃小地併吞而去。
著名的家族報紙像泰勒（William Taylor）的波士頓地球報（Boston Globe）及丹紐斯（Josephus Daniels）在北卡州的新聞觀察家報（News And Observer of Raleigh N．C．），都在無法維持下去的情況下，賣給出價最高的人。紐約時報及葛蘭姆家族（Katharine Graham）的華盛頓郵報，因為擔心報紙會失去家族控制，都已採取了積極購買其他不同新聞企業的做法，以確保家族不會因經營上的盈虧而影響生存。
很多報紙像華爾街日報，雖然是公司經營，依然可以保持新聞品質上的超越，但是也有很多連鎖性的報團所有人，卻並沒有真正報人的使命感，他們所追求的是無止境的利潤經營。
過去，他們是在印刷排版自動化上尋求收益，現在必須從節省新聞紙張篇幅以及人力上的開銷來獲取更多的回報，其結果自然是減低了新聞的內容和品質。
所有報業的股票價格都希望能節節升高，價格愈高，股票持有人的回報愈大。沙資伯格家族當然希望時報的股票節節上升，可是跟其他報業股票相比，實在低得可憐，時報家族並非不懂得經營，所不同的是他們捨得在新聞上花錢。
時報董事長阿瑟‧沙資伯格在預算上極有規畫與約束，可是在東柏林圍牆瓦解、波斯灣戰爭爆發、奧克拉荷馬聯邦大樓恐怖爆炸等重大危機事件，時報傾全力派遣大批人員前往採訪報導，並撤除大量廣告來增加新聞篇幅。法蘭克並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為政府限制新聞用紙，時報發行人奧克士每天犧牲六十欄廣告收入，提供戰時重要新聞篇幅，創下了先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新聞用紙再受配給限制，奧克士的女婿老沙資伯格，一年內比其他報紙要多登載三百多萬行的新聞。可是，為什麼沒有更多的發行人追隨奧克士和沙資伯格家族對新聞報導之犧牲與貢獻？為什麼許多報紙報團要以犧牲新聞報導來獲取利潤？法蘭克說，唯一的答案是只有極少數的報紙發行人把新聞品質放在利潤之上。像時報沙資伯格的家族，承襲了前輩對報紙價值和權威的尊重，而能不顧股票市場分析專家的喧擾不休。他們能夠分辨與平衡對讀者的責任，有重於對股東之責任。同時，他們能堅持確保他們祖先的遺產，並進一步以此教化他們的後代起而仿效。法蘭克為此要高呼：「家族萬歲！」這也說明了九六年紀念時報「世紀」紀念的真實意義。
時報為了紀念家族經營一百周年，準備出三個星期雜誌的專輯，首次專輯已於四月十四日推出。這份「慶祝一百年」的專輯雜誌，是從已刊出的五千次星期雜誌的文章，選出最有時代代表性的名作家作品。這種選擇是一個艱巨的工作，編輯們先選出了兩千五百篇作品，再縮減到六百五十篇，最後挑出了一百五十六篇，其中分為七個主題部分，從早期年代，到一九四○年代，一直到一九九○年代，每一個年代都有代表性的作品，最多的作品字數不超過一千字，最少的只選用了文章最精華的一段。讀了這本專輯雜誌，大概可以瞭解美國這一百年來的重要歷史。
第二、三專輯於六月九日及八月十八日推出。時報並舉辦四個博物館圖片展覽，也出版《一百周年書評》專輯，以及提撥一筆款項做為一項紀念性的教育基金。
一九五一年出版梅耶‧柏格（Meyer Berger）所著《紐約時報的故事》，由香港《新聞天地》發行人卜少夫邀請名家何毓衡海軍中校譯成中文，定名為《紐約時報一百年　一八五一—一九五一》，中文版於一九六五年二月在台北出版。這是一本譯筆流暢、極為高明而信實的譯著，值得介紹。
紐約時報在一八五一年創刊的時候，祇是當時紐約市十多家報紙的一份子，創始人亨利‧雷蒙（Henry Jarvis Raymond）是一位博學而正直的報人，但他好事爭辯與謾罵，並注重個人立論。雷蒙的繼任人喬治‧鍾士（George Jones）時代，紐約時報開始把言論和新聞截然分開，新聞報導注重事實而不加渲染，不事誇張，一派堂堂正正的大報風格，馳譽全美。可是，鍾士不善於經營，銷路只有九千份，每月虧損到一萬美元，已經欠債高達一百七十多萬，當然難以為繼。
當時在美國南部田納西州，恰塔奴加（Chattanooga Tenn．）一位成功的報人亞道夫‧奧克士，看重紐約時報的正派報格，北上洽談。當時時報的主持人，深知奧克士經營恰塔奴加時報的才華，有意以年薪五萬美金請他來挽救時報。奧克士志在收買而非受雇，數經談判，終於說服對方出讓，乃於一八九六年八月十九日接辦紐約時報，開始時報家族經營的紀元。奧克士沒有接受過多少正規教育，完全靠自修苦幹起家，從十四歲進入南部一家報館做打雜小工，對報紙的排字、印刷、廣告、發行無所不學，無所不做，也就無所不知，乃成功地自創恰塔奴加時報，並做印刷出版，享譽南部。
他接辦紐約時報後，立即改進印刷紙張和編排，並在新聞上投資，並以重金聘請名報人卡爾‧范安達（Carl VanAnda）為總編輯。范氏天分極高，才幹極強，新發行人又極有魄力，兩人意氣相投，大量增加編採人才，擴大國內及國際新聞報導，一連串獨家報導探險、科學、航空及傳播上進展發明的新聞，把時報的權威地位提升到顛峰。不到四年，盈利隨發行廣告激增而來，名譽與地位一如英國的《倫敦時報》。
從他接辦紐約時報的宣言中，奧克士已確定了時報新聞獨立政策，他說，時報的新聞報導，「應無畏無懼，不偏不倚，並無分黨派、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To Give The News Impartially， Without Fear Or Favor， Regardless Of Any Party， Sect Or Interest Involved．）他並強調新聞報導應力求可靠，他以「所有適宜刊載的新聞」（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為時報新聞守則，他所謂的「適宜刊載」的新聞標準，乃是真實，因此，凡是不真實的，便是不適宜刊載的新聞。
這種真實的原則，不僅限於新聞報導，也適用於所有廣告的刊載。時報於一九二九年拒登了價值三十五萬美元的各種廣告。這些廣告，後來都在紐約市其他的報紙上刊出。時報堅持廣告檢查，雖然在財務上有所損失，也在所不惜，這種損失不為外人所知，但是內部員工深明其事，對奧克士正直品格表示崇敬，進而在工作上更為忠實。
奧克士從接辦開始，便斷然拒絕把持紐約市府塔梅黨領袖的利誘。該惡勢力領袖曾以十五萬美元獨家刊登市府廣告為「收買」條件，奧氏置之不理，為時報樹立起獨立不受惡勢力影響的風格。
他同樣地拒絕了廣告商對新聞報導評論之干涉，對廣告商以拒登廣告之威脅，力斥其非，並公開表示，編輯與記者絕不考慮新聞報導與評論，會對廣告收入有何影響。
奧克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新聞報導上付出最大的投資，時報所派的記者二十人，負責採訪戰地以及後方的新聞，並與《倫敦時報》合作交換新聞，使時報成為國際新聞最為豐富詳盡的報紙。
奧克士為時報奠立起健全的經濟基礎，樹立起重要的新聞政策和原則，把時報提升到舉世聞名與崇敬的地位。在他任內，新聞同業包括《倫敦時報》與所有美國主要的報紙，均一致尊稱紐約時報為「報紙中的報紙」。
奧克士只有一個女兒伊斐琴‧白沙‧奧克士（Iphigene Bertha Ochs）最受他的寵愛，給她最好的教養，攜帶她到處旅遊，結交權貴知名人士，體驗人生。奧克士希望他的獨女能結交並嫁給一個報人，繼承父業。可是伊斐琴在她表兄朱利斯‧艾德勒（Julius Adler）介紹下，認識了阿瑟‧海斯‧沙資伯格。奧克士雖然不很開心，勉強同意兩人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結婚。
出身名門的沙資伯格，於軍中服役完畢，即加入紐約時報，做奧克士的助理，跟他學習瞭解報社各種業務。一九三三年奧克士中風，沙資伯格業已擔當起很重的任務。沙資伯格刻苦認真而有創意，對人親善有禮頗得人緣。奧克士於一九三五年四月八日去世時，已經選擇了追隨他十八年的女婿阿瑟做他的繼承人，並立下遺囑，把時報全部財產傳給沙資伯格的三女一男，分別為瑪麗安（Marian）、魯絲（Ruth）、裘蒂斯（Judith）以及阿瑟‧奧克士‧沙資伯格（Atrhur Ochs Sulzberger），以保證時報在沙資伯格家族控制之下繼續經營，並維繫新聞獨立。同時指定阿瑟‧沙資伯格、伊斐琴以及奧克士的侄子朱利斯‧艾德勒三人為遺囑執行人及信託人。他們三位執行人及信託人便指定阿瑟‧沙資伯格為紐約時報發行人，艾德勒為恰塔奴加時報的發行人。
沙資伯格是家族中承上啟下的重臣，從一九三五年繼奧克士接長大任以來，以迄於一九六八年過世，領導時報度過經濟大不景氣的危險，以及二次大戰的艱苦歲月，把時報帶進科學革命的世紀，使時報繁榮興盛。
沙氏比奧克士更進一步擴大新聞採訪領域，給予新聞更多的篇幅，開創新聞分析，並講求多用照片穿插新聞。同時增加背景新聞報導及新聞人物的寫照。
在他任內二十多年，時報發行廣告收入高出一倍以上。他說，辦報並非為了賺錢，但一定要像生意一樣經營，不但要自給自足，還必須要有相當的利潤，以備經濟不良之需。同時，利潤對擴大與改進印刷設備亦極關重要。
沙資伯格對重大新聞事件非常注意，責成編輯部，遇有重大新聞，不論在任何情況之下，一定要通知他，可是他並不干涉新聞之如何處理。沙氏樂於旅行，曾分訪歐洲戰場，及中東與歐洲國家以及南太平洋地區，每行必邀總編輯及政治特派員同行，所到之處，與駐國領袖及時報特派員交換意見。他對國際問題的看法，反映在時報的社論裡。時報有力反對納粹及法西斯主義。發行人對重大問題有他的看法，但是從來不會勉強社論委員會接受他的意見，也不會勉強任何社論委員寫違背他們意願及信仰的社論。沙氏是一位有高度新聞原則與信仰的人，也是他這個時代中最有影響力的報紙發行人。
沙氏沿襲奧克士的作風，重用他的大女婿瞿福士，一方面他唯一的男孩阿瑟‧奧克士年紀太輕，一方面大女婿學歷經歷優越成熟。瞿福士畢業於貴族大學Dartmouth，在華爾街股票市場工作，他跟沙氏大女兒瑪麗安在一九四一年結婚，瞿氏第二年一月二日加入時報，在紐市採訪組一年，並在新聞組合部門實習了一陣，一九四三年被任命為發行人的助理。在他擔當的任何工作上，充分表現出他的行政才幹。他很懂得授權，但他所接觸處理的工作，不論多麼繁複，他都能輕易迅速地掌握情況及於細微末節，他成為一位很懂得經營的主管。一九五四年他被升任副社長及時報董事會董事。
瞿福士待人親切誠懇，受人敬重，他的知識分子氣質，頗能獲得新聞部門人士的愛慕與接近。一九五五年十月三日艾德勒過世，時報控股信託人的職位由瞿氏接替。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接任社長。四年以後，沙資伯格度過七十大壽，且又兩度中風，更將發行人的頭銜讓給瞿福士，自任董事會董事長，對他這位女婿真是寵信有加。
在他接任發行人不久，瞿福士曾面臨到所謂的「豬玀灣事件」（Bay of Pigs），使他面臨重大考驗。那是在一九六一年四月七日，甘◆迪總統得悉紐約時報獲得中央情報局進攻豬玀灣的詳情，且已準備發表，立即打電話給瞿福士，請求看在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立場暫緩發表。瞿福士向編輯部詢問，認為這是一個確實而重要的新聞，如不發表，有違新聞報導自由的原則，但是為了國家安全利益，並為了保障參與進攻古巴人員之安全，瞿氏主張照預定計畫，發表此一事實，但對「立即進攻」的時間不予透露，並請編輯部將該新聞從預定放在第一版頭條新聞的地位，改為不太顯著的地位，並使用較小的標題，做為一種折衷處理的辦法。這是瞿福士干預新聞的唯一事例，也是時報發行人干預新聞的第一次，時報編輯部高級編輯人中，曾有嚴重抗議與異議，但必須貫徹發行人的意旨，這是美國新聞界樂於談論的事件。
瞿福士任內經歷的另一重大事件，乃是一九六二年冬季開始的排字工人罷工，使時報停止出版長達一百十四天之久，損失高達七百萬元，在當年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元氣大傷，是時報從奧克士接辦以來首次賠本。排字工會罷工基金充分，工人在罷工期間所得工會的補償金額，幾乎與工資相等，因此工人態度強硬，不肯稍作讓步，調停也非常困難，乃拖延了很久才得解決。
瞿福士經歷三個多月與工會談判折衝，心力交瘁，報紙復工以後，到波多黎哥休假中因心臟病發不治去世，時為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享年僅五十歲，真是英年早逝，長才未展，為時報極大的損失。
由於瞿福士死得突然，家族毫無準備，加以悲慟無狀，時報經過二十六天沒有名義上的發行人。沙資伯格獨子阿瑟‧奧克士雖已三十七歲，並是時報的副社長，但是他真正的訓練還沒有開始，總以為會有充分時間追隨他的姐夫受教。沙資伯格面對這種情況，非常猶豫，當時家族控股另一信託人喬治‧伍茲（George Woods）對阿瑟‧奧克士毫無信心，建議由阿瑟與另一人選分擔發行人職權。可是，阿瑟明白表示，如果他父親不能放心要他承擔全責，他情願不就。他這種斷然的態度促使他的父親毅然決定，於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日宣布阿瑟為時報新的發行人兼社長，沙資伯格自己仍任時報總公司的董事長。
新發行人以小名彭區（Punch）著稱於他的家人與友人之間，他曾擔任過記者，但對業務一無所知，而且不感興趣，對財務圖解報表認為枯燥無味，也不注意督促貫徹預算的控制，報紙的收入和利潤下降到了危險的地步。他的父親沙資伯格於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去世，彭區深感責任重大，必須重振與整頓業務。
一九六九到一九七○年，受全國經濟普遍衰退的影響，利潤繼續下跌，時報在股票市場的價值由最高六十一元下落到十五元。一九七○年時報與排字工會簽訂了三年合約，增加了工資百分之四十一點七，卻沒有取得任何引進自動化設備的讓步，其他工會紛紛效尤，取得與排字工會相等的加薪比例。
時報勞工薪給支出之高，幾達收入的半數，而一九七○年代正值排字技術有革命性的進展，像甘納特（Gannett）和奈德（Knight）兩大報團，均已在此一時期引進了新的設備，以減低成本。洛杉磯時報也於同年代引進了電腦化照相組合拼版的技術，每分鐘可排出一千八百行字數，而時報仍停留在每分鐘排字十四行的階段。
同時，中上階層白人在這段時期開始從紐約市移向郊區，他們原是時報的基本讀者，已轉向訂閱郊區的報紙，影響到時報的發行。而郊區報紙的興起，更分享了很多時報的廣告收入，特別是許多大百貨公司，隨人口轉移紛紛在郊區開設分店，廣告預算要分給郊區的報紙。
凡此足以顯示時報欠缺長程計畫，彭區和他的高級經理階層從未預料發行廣告會受人口外移的影響。
一九七○年時報的利潤降至百分之二點七，是報業中獲利最低的報紙，雖然還沒有虧本，可是依照一般標準，凡是利潤在百分之五以下，都已到了危險的地步。這種情況如果繼續惡化，報紙必然虧損，也威脅到報紙的生存。
時報最著名的專欄作家雷斯頓（James Reston），把彭區‧沙資伯格比喻為「時報的杜魯門」，他像杜魯門總統一樣受命於不測之中，毫無意料，毫無訓練，毫無準備。可是在他必須要承擔起重責大任之時，卻能出乎意料之外地表現出了決斷與魄力。
彭區從「在職經驗」上得到失敗的教訓，他開始清除無能的高級主管，用調空職位、安排退休或斷然解職的方式達成目標。同時，他延攬傑出經理人才，並提升有作為、有表現的中層幹部，讓他們放手整頓業務。其中最為得力、忠誠又有才幹的是華特‧邁曾（Walter E． Mattson），成為業務經營上最為重要的人物。邁曾由總經理升任社長，並躋身為董事會的董事，對時報重振業務，進入繁榮有極大的貢獻。其中之一，是說服排字工會與報社簽訂長達十年的合約，每年加薪百分之七，並保障所有在職工人終身職俸，工會為此同意讓報社引進電腦自動化排字排版設備以減輕成本，提高競爭效率。
彭區‧沙資伯格並引進最新「市場研究調查」技術，在報社設立專門部門，並將市場調查的預算增加一倍，固定調查時報讀者成分及其需要。這種調查結果的資料，一方面用來展開發行廣告和推廣上的參考，一方面也用來做為編輯上改版及新聞內容設計上的依據。
對彭區‧沙資伯格最有幫助，對他事業成功最具決定性影響力的，應該是他所任命的執行總編輯艾布‧羅森紹（A． M． Rosenthal）。羅森紹也是時報發行人所任用的第一位猶太裔的最高編輯決策人。
羅森紹有長時期的採訪經驗，在擔任時報駐外特派員期間表現特別優越，曾以採訪報導波蘭共黨暴政與人民悲憤生活寫照，被波蘭政府逐出，但卻因他的報導獲得普立茲國際新聞獎。除波蘭外，他還擔任過駐印度與駐東京特派員，然後被徵調返紐，出任紐約大都會新聞部主任，展露出他創新的才華。他開拓了大都會採訪領域，延攬第一流寫作好手，給予充分寫作自由。他注意一般人生活動態與生活方式的報導，他把紐約文化層面的多元活動表達出來，使大都會新聞報導上活力充沛。
羅森紹也是一位極有雄心的編輯人，時報傳統上星期周刊各個部門是獨立運作，不受編輯部統屬指揮，在他逐漸在編輯部升遷中，由副總編輯到總編輯，最後被任命為執行總編輯的時候，他已成功地統一了報社編輯的系統，使星期周刊所有各個部門，全部歸屬執行總編輯管轄。
羅森紹最得意的成就，是打破時報華府分社獨立門戶，不受編輯部指揮的局面。華府分社一向是地位最為崇高的所在，特別是在雷斯頓主持之下，不僅是全美政治新聞的重鎮，在全球都有重大影響。華府分社所有特派員人事之任命，均由雷斯頓發布，直接透過發行人認可任命。羅森紹曾徵得發行人彭區同意，派遣他的人選前往華府接任首席特派員兼主任，雷斯頓及他的重要特派員以辭職為要脅，請發行人收回成命，彭區顧全大局不得不作讓步，對羅森紹是很大的打擊。可是，雷斯頓不久先被任命為執行總編輯，不到一年便自行求去，升任為副社長而專心寫作專欄。
一九六九年七月，羅森紹正式成為執行總編輯，華府分社也直接歸他統轄指揮。
在羅森紹主持之下，時報展開有史以來最徹底的大改版。繼引進電腦作業，時報將每頁原有八欄新聞版面改為六欄（廣告則改為九欄，以符合全美報紙廣告的規格）。在版面組合上，採用水平式的版面組合，標題放大並採用多欄標題，以及大量使用新聞照片與圖表，組合在一起，使版面清晰、整齊、美觀而易讀。
羅森紹注意藝術設計，他把一位新聞藝術主管提升為副總編輯，負責延攬有經驗有才能的藝術設計人才，進行版面設計。把報紙原有的兩個單元（Section）改成四個單元部門。第一個單元（A Section）為國際及國內新聞，最後兩頁為社論版和論壇專欄版。第二個單元（B Section）為紐約大都會新聞，國內新聞以及體育新聞。第三個單元（C Section）為特刊部門，從周一到周五，每天出一個特刊，並包括藝文新聞及評論。第四個單元（D Section）為財經商業新聞以及所有股票市場價格表。這種設計是在於分門別類，固定新聞歸屬，便利讀者找到所要閱讀新聞的所在。改版中最為成功並最受歡迎的，是第三單元所開闢的各種特刊。
這種特刊包括周一的「星期一體育版」（Monday Sports），周二的「科學時代」（Science Times），周三的「生活」版（Living），周四的「家園」版（Home），以及周五的「周末版」（Weekend）。時報把報紙分成四個單元的編報設計做法，由於非常成功，全美其他報紙均紛紛仿效。
羅森紹在所有特刊上作很大的投資，他選用了各種優秀專家寫作人，並特別放寬寫作風格，給予寫作人充分的自由，但絕不容許猥褻文字，並堅持新聞確實的原則。羅森紹的改版，他所提供特刊的內容，都是針對大都會城市郊區中上階層讀者的需要，他的設計重新收復了時報的原有讀者群，也幫助了業務廣告之爭取。羅森紹的聰明才智，加上彭區的全力支持以及邁曾在業務上的充分配合，是全面成功的主要因素。
羅森紹對時報編輯部的貢獻，可與奧克士時代總編輯范安達相提並論。范氏是一位奇才，他曾發現愛因斯坦相對論演說中方程式演算的錯誤，愛因斯坦最後承認是他在寫方程式中的筆誤，向范安達認錯，並對范氏查證認真的態度與才能表示敬佩。
羅森紹在新聞事實查證上認真負責的態度有過於范安達。羅森紹在每一個主要新聞部門都增添了兩到四個編輯副主任，主要的責任在於仔細嚴格的審閱每一篇新聞稿件，一層一層地查證過濾。他忠實地執行奧克士的新聞政策和原則，更進一步闡釋新聞報導上客觀與公正的標準。在他主掌編輯部十七個年頭，羅森紹發出了無數的「備忘錄」，為時報留下更新更具體的新聞政策與原則，成為編輯部的經典，將永遠傳留。
在言論方面，彭區‧沙資伯格採取溫和而實際的路線。時報社論委員會在他表兄約翰‧奧克士（John Oakes）主持之下，言論偏左並敵視商界，受到很大的批評。彭區乃於一九七六年撤換言論主編，以溫和持平與務實的時報華府首席特派員法蘭克取代。
為了確保時報的繼續存在，彭區‧沙資伯格必須向時報以外有利的傳播事業求取擴展，以免過於依賴時報本身的盈虧。時報乃於一九六九年在美國股票市場（American Stock Exchange）發行A級（Class A）股票，以有別於時報控股的B級（Class B）股票。這種A級股票是在公開的股票市場上，任何人都可以買賣，股票持有人有投票產生董事之權，但是所有A級股票股東所能產生的董事名額，只占到少數，對董事會沒有控制的能力。
時報以在股票市場發行的股票，進行對外擴展的計畫，包括在一九六九年以價值九千萬的A級股票，向考爾斯傳播公司（Cowles Communication）收買了《家庭圈子》（Family Circles）刊物，三家佛州的報紙，一家在田納西州墨非斯城（Memphis， Tenn）的電視台，七家醫學及牙醫業專業雜誌以及一家教育書刊公司。時報在此交易中並承擔起考爾斯傳播公司一千五百萬美元的債務。這筆買賣對時報極為有利。《家庭圈子》是美國全國超級市場中最為暢銷的家庭刊物，利潤極高，其他報刊及電視台也極為有利可圖，是很好的投資。
時報於一九七四年起，要求編輯及業務各部門，每年編制預算，並責成主管徹底執行。時報的老發行人奧克士和沙資伯格辦報都很有魄力，很有理想，也都知道對新聞投資必有相對的收穫，但對利潤多少，並不十分計較。從瞿福士和彭區‧沙資伯格開始，他們相信利潤比例之多少，關係報社經濟前途，因此必須貫徹經營制度。他們兩位發行人在經營上突破了老一代「家庭式」的經營理念，引進了新的企業管理制度，確實奠定了報業經營基礎。
從一九七四年起，時報的利潤逐季逐年均在不斷增加。一九七八年大幅改版以後，利潤上升的幅度更為可觀，都在兩位數字以上。配合一九八○年代美國經濟整體的繁榮，時報享受著史無前例的成長。
在彭區主持下的時報，發行日銷數字從一九六三年的七十一萬份，到一九九二年已達一百一十萬份。星期日的銷路，則由一百四十萬份升到一百七十萬份。時報業務總收入，在一九六三年年收入為一億美元，到一九九一年年收入已達十七億。在他近三十年的領導之下，彭區不僅帶領時報渡過重大的變化與艱苦的歲月，並能創新而有重大的成長，華盛頓郵報的董事長凱薩琳‧葛蘭姆（Katharine Graham）稱譽彭區把報紙的素質提升到最新的標準。
擔任執行總編輯最久的羅森紹說，彭區從來沒有利用時報的權威，來爭取個人、家族、政治或是任何經濟上的利益。這是羅森紹對彭區‧沙資伯格人格上的尊崇，也認為這是彭區最了不起的成就。
彭區‧沙資伯格對於他責任範圍內的事極其認真，但是他也有輕鬆熱切的一面，他對人真誠，是一位很受愛戴的報老闆。
為了家族有秩序的傳承，他從一九七八年起，便已安排他的獨子小阿瑟‧奧克士‧沙資伯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 Jr．）到報社來接受訓練與見習。
小阿瑟先到華府分社擔任採訪工作兩年。他在Tufts大學取得政治學士後，曾在北卡一家名報實習採訪，也在美聯社倫敦分社工作一段時期。一九八○年他到紐約大都會新聞部擔任採訪，並任副主任主管新聞路線分配，以及新聞版面編輯組織協調工作，先後兩年。然後轉往業務部門，從廣告業務推銷做起，進一步熟悉廣告經理的工作。並轉往印務出版部門以及發行印刷作業，從新聞版面組合之協調，到報紙的印刷裝運分送，無所不學，無所不做。
他並參加哈佛大學商學院所舉辦為期三個月的企業管理速成班訓練。然後回到報館，在財務部學習財務預算和業務審計工作。一九八七年元月十九日，小阿瑟被任命為時報的「助理發行人」（Assistant Publisher），這是一個新創的頭銜，主要是在提升他在行政系統上的地位，使他能名正言順地與執行總編輯法蘭克、言論版主編以及社長邁曾在一起密切工作，熟悉發行人與各高層主管間的業務關係，並進一步參與報社的長程計畫以及預算的編制工作。
一九八八年，小阿瑟被進一步任命為「副發行人」（Deputy Publisher），實際上已在執行發行人的職權，領導與行使有關報社編經部門的最高決策權力。經過三個年頭的觀察，彭區終於一九九二年元月十六日，把發行人的職位交卸給年已四十的小阿瑟，他自己則依然是時報總公司的董事長。
彭區‧沙資伯格在發表這項重要任命時表示，發行人的任命雖不須董事會的通過，但是全體董事均一致對他的提名表示熱烈的支持。他並指出，時報需要有秩序的權力轉移，他對於轉讓發行人的職務給他的兒子表示極大的驕傲，他認為小阿瑟是一位極有訓練極有資格擔當這個職務的人。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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