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多以前，我们和阿登纳基金会共同建立了这个课题。当时中国经过15年的艰苦历程，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获得了早该获得的地位。有关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对中国政治、经济、法律未来发展的研究一时成为“显学”。坦率地说，我们这个课题也受了这个大气候的影响。

　　在一个学术风潮中如何避免表面化的研究，使课题成果发挥实际效用，是我们这个课题组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的问题。我们的思考是从这样的一个基本问题开始的：接纳新成员，对世界贸易组织来说，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为什么中国加入WTO却成了一段时期的国际政治甚至国内政治的热点?

　　原因很复杂。根本的问题是中国的法律制度和规则体系是否能够符合WTO的要求。WTO是基于市场经济的一整套运作机制，而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和这个转型相适应，中国的行政法律体制也处在从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向符合市场规则的政府规制转轨的过程中。国际国内的许多法律学者对中国是否有能力以及如何改革国内行政法制度来促进和保障WTO条款得到落实的问题有不同看法，西方有些国家也把对中国加入WTO的态度作为政治筹码，对中国履约的诚意和能力的怀疑曾经弥漫在国际社会的上空。

　　所以，此项研究立足于对WTO规则的理解和行政法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上。WTO协议直接约束的对象是政府和政府行为，通过对具体制度的分析确认在WTO框架下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改革走向是我们的基本目标。

　　我们的研究从公民经济权利的宪法保护开始。这似乎不是一个直接相关的问题。但是，行政法的宪法背景非常重要。宪法对财产权，特别是私有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一定程度上决定整个行政法律制度的走向。令人兴奋的是，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把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和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写进了宪法。

　　我们也研究了WTO与政府职能法治化、WTO对中国行政法制改革的作用和影响、WTO与提高制度建设的质量、WTO和司法对行政的监督、WTO与开放的行政等问题，还有国家税收、关税、政府补贴和国家保护问题，以及贸易、开业和经营的自由、WTO对劳工权利的影响问题。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中国的行政法律制度正处在一个不断改革的过程之中。

　　中国加入WTO，接受现有140多个成员国以“非歧视的、自由的、可预见的、更具竞争性的”多边贸易体制，也就是接受了对自己制度的压力和挑战。平等的规则适用于不平等的主体，其结果必然是不平等。例如，中国脆弱的农业所受到的冲击就是显而易见的。当看到外国的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导致中国农民的产品在田地里烂掉的时候，我们知道了提高竞争力的重要，也意识到进步要付出代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