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邀请，我写了这本合同法教材。说实在的，在我看来，教材比专著更难写。因为教材虽然不反映最高的科研水平，但却要反映最高的教学水平，故在许多国家教材的写作由资深望重的学者才可以胜任。虽然说我也出版过合同法的专著，但考虑到这一点，还是有些忐忑不安。一是因为上述的原因而恐怕力不从心，二是因为中国的教材实在是多得不可胜数，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多一本不多，少一本也不少。更何况，在时下中国，似乎人人都可以写教材，故教材不如专著“值钱”。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对于我并不是一件好差使。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的诚意又让我难以推辞，在这种景况下，我接受了这一任务。这一教材的最大特色是：由一名作者完成而一改过去一名主编多名作者的形式，避免了内容、观点的矛盾之处。我受命后，按照我十几年来的教学经验以及对合同法的理解，并按照当前的教学水平与要求，认真编写，以期能够得到同行的认同。在此，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本书是我作为一名普通的教师而不是作为学者写成的。

　　我一直认为，契约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和生命，契约自由中的平等观，用英国著名法学家梅因的话来说，贯彻了自然法思想，但契约自由所体现的人文主义色彩却往往被人忽视，在我国尤其如此。契约自由的核心是：任何人只能被他同意的义务所约束。这就体现出契约法对人的终极关怀，体现了对人之尊严的尊重和保护，故梅因之“从身份到契约”的著名论断已经远远超出了契约法本身。

　　契约自由的上述价值理念也正是商品经济和自由竞争所需要的，因为自由竞争的自由经济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之上：市场上的每一个人均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所以，让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行为，必然能够得到财富的最大增长，而社会的财富就是个人财富的总和，所以，个人财富的增长就是社会财富的增长。故它巧妙地配合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它被认为是私法的原则也就极其自然了。今天，我们也处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之中，契约自由也应是我国合同法的灵魂和生命，当属无疑。

　　既然合同法贯彻契约自由的原则，那么必然的结论就是：如果一种义务不是来源于当事人之自由的意思，它就不能对当事人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法律应对意思瑕疵进行救济。所以，各国合同法(或民法典)均规定有对因错误、胁迫、诈欺等产生的对当事人意思的扭曲进行救济的制度。我国合同法也莫不如此。

　　契约自由原则反映了自然法的思想，故其中也应包括正义与公平之意。在古典契约理论家看来，契约即公正，因为平等、自由的人在为自己的利益订立契约时，不可能同意为对其不利的契约条款所约束。但随着法人制度的不断发展，自然人成了这种曾是自己创造物的真正奴隶，经济地位上严重失衡，使得定式合同大量出现，其中的不公平条款处处可见，并生存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样，“契约即公正”的公式在大部分场合就不能认为是正确的了。故对违背公平的条款进行规制，也就成为契约法的当务之急。所以，许多国家民法(或者合同法)上均有对不公平条款的规制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上的地位也越来越显著。我国现行合同法上的许多法定义务与赔偿责任也产生于此。

　　然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契约自由原则总是与民主制度、过错责任及结果自负相伴而生，并如影随形。如果没有民主制度作为其政治基础，真正的契约自由也就难以贯彻。因为民主制度与契约自由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尊重个人的选择。而过错责任与结果自负则是保障契约自由权利不被滥用的手段。私法之所以自治，是因为无论自治的结果是利益还是不利益，均由自治人承担，因此，私法上的自治就有了坚实的基础。至于过错责任，更是自治的界限：任何人在决定自己的行为而追求自身利益时，必须对他人的利益给予必要的注意，否则他具有过错，就要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合同法与侵权行为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契约虽然是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产物，但这种“一致”一旦形成，便成为独立于双方当事人意思的异化物，任何一方均无权改变这个曾经是自己意志的产物，而应当遵守它，故《法国民法典》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如果一方当事人违反它，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便是违约与救济的问题了。

　　与英美法系不同，大陆法系在合同法的一般规定之外，还对日常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许多典型合同进行了特别的规定，如买卖合同、租赁合同、借贷合同等等。这些类型合同规定了一般之外的特殊规则，为交易当事人及合同法的适用提供方便。

　　本书编写的客观要求，也许已经超出了作者的能力。我希望所有的同行与大方之家，能够不吝赐教，共同携手为中国的法学教育尽一点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