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邮票史·第二卷》记述了清代国家邮政时期的邮票发行情况，时间起自1896年，迄于1911年，内容包括万寿和小龙加盖改值邮票、红印花加盖暂作邮票、日本版和伦敦版蟠龙邮票、宣统纪念邮票，以及欠资票、快信票、邮资明信片和蟠龙加盖西藏贴用邮票等邮资票品。

　　当清代国家邮政于1896年3月20日(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七日)奉旨开办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处于危机重重之中。列强各国正在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清王朝内外交困，风雨飘摇。清代国家邮政甫经成立，英法两国即在邮政主管人员的安排问题上展开激烈的争夺，直接影响了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的进程。清末政局动荡，机构变动频繁，主管海关(和邮政)的衙门在十年中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又到督办税务处，最后才由邮传部接手，这不能不对邮政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中国近代国家邮政的邮票发行工作，就是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艰难起步的。

　　清代国家邮政是仿效西方国家(主要是英国)的相关制度设立的，在其开办后的十余年中，仍由海关兼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正是依靠海关提供的组织框架和必要的资源，国家邮政才得以在与列强“客邮”和本土民间信局的竞争中，在既无专项经费又缺专业人才的情况下，维持生存并逐步发展壮大。从邮票发行管理的角度看，清代国家邮政对后世的重要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建立垂直的中央集权式的管理体系。这种脱胎于海关组织的机制，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规划邮政推广的步骤，从而为邮票发行工作有序而有效地展开奠定了基础，符合邮票发行要求信息通畅、令行禁止的内在规律。第二，制定比较完备的规章制度。清代国家邮政制定了中国第一部邮票章程，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部伪造邮票等项治罪章程，其关于邮票保管、储存、请领、记账及使用等具体规则，为后来各个时期邮政主管部门所沿用。第三，根据邮政业务的需要发行邮票和邮资票品。清代国家邮政在中国邮票史上创造了许多“第一”，如第一批加盖改值邮票，第一套正式的纪念邮票及发行规定，第一套欠资票，第一种快信票，第一版邮资明信片等等。清代国家邮政邮票发行中的得失成败，为后世提供了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的经验教训。

　　本卷编写体例与第一卷相近。第一章介绍邮政状况，限于篇幅，只简略叙述了清代国家邮政创办的过程，以及要了解邮票发行必须掌握的邮政发展背景，如各地邮政官局正式营业的时间，官局针对“客邮”和民局的经营策略，邮政推广的概貌和邮政管理的沿革等。这一章还专辟一节，介绍和分析清代国家邮政在邮票管理和使用方面的规章制度。第二至第八章大致按时间顺序分述各套邮票和邮资票品，内容涉及邮票筹印的起因，图案设计的特点，制版印制的经过，以及发行和使用的情况等。与邮票发行关系比较密切的币值变动、邮资调整和印制工艺等分别在各章中结合具体邮票记述，邮票的版式特征、齿孔差异及纸质变化等，一般不作过多描述。1897年开始发行的加盖改值邮票，内容较为丰富，故分两章(第二、三章)介绍。清代国家邮政成立后正式筹印的蟠龙邮票，分别在日本和英国订印，制版印刷工艺不同，发行和使用情况差别更大，所以也分为两章(第四、五章)。宣统纪念邮票，欠资票、快信票和邮资明信片，以及蟠龙加盖西藏贴用邮票，内容均相对独立，故分别在第六、第七、第八章予以记述。

　　清代国家邮政发行的邮票距今已将近一个世纪，官方虽然公布过一些文献资料，但数量不多，远远不能满足编写邮票史的需要。本卷编写过程中发掘出一批以往未见利用的档案文件，主要包括日本版蟠龙邮票和清代第一版邮资明信片印制当事人的公私信函，以及海关造册处关于伦敦版蟠龙邮票印制工艺和价格、改变刷色、添印新面值、加盖欠资票等业务的往来公文。这些档案资料，提供了蟠龙邮票印制和发行内容丰富的细节，据此可以纠正长期以来流行的一些错误说法。对于该时期的邮票，特别是万寿、小龙加盖改值邮票、红印花加盖暂作邮票和清代邮资票品，中外集邮家和研究者在半个多世纪中，广泛搜集实物资料和文件记载，精心研究，取得了相当有说服力的丰硕成果，本卷的相关部分尽量予以择采。此外，本卷还从旧时邮票目录、书信集、论著和邮刊文章中，爬梳出一批相关资料，以与档案文件和存世实物相互印证，较为详实地论述了邮票和邮史研究中探讨已久的一些问题，如“IPC”与“PIC”的关系，海关造册处所存的110令有水印纸，“北海票”、“莫伦道夫票”和“飓风票”，以及伦敦版蟠龙5分邮票刷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