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袁枚，中國十八世紀最富有創造精神的文學傢之一，同時也是一個充滿爭議、頗具另類色彩的人物。他在清代乾(隆)嘉(慶)詩壇齣盡風頭，獨領風騷。在當時復古、保守的文化背景下，他的思想觀念和文學理念無不帶有很強的叛逆性，呈現齣鮮明的異端色彩，然而這並不影響他成為一個傑齣的思想者和著名的詩人。而更令人稱奇的是，他除在詩壇贏得赫赫聲名外，一生竟然都平安無事，這在文網甚密的乾隆時代(袁枚主要生活於乾隆時期)，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袁枚挾著駭人的風雷登上瞭乾嘉詩壇，他的影響是巨大的，在當年可謂名重一代，正如《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言：“乾嘉詩人著述之富，聲氣之橫，無過於枚。”(《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第4冊，第646頁)他位居詩壇“乾隆三大傢”(袁枚、趙翼、蔣士銓)之首，所謂：“齊名蔣趙首推袁，餘子紛紛孰與倫?”執詩壇牛耳近五十年。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還將他奉為“及時雨”宋江(《隨園軼事》，見《袁枚全集》捌，附錄四)，由此看來，袁枚在詩壇上的盟主地位得到瞭廣泛的認同。

不僅如此，袁枚還以其敏銳的思考和突齣的思想成就成為時代個性思潮的標杆。他在思想方麵的建樹已經引起瞭當代思想史學者的高度關注，並且給予瞭很高的評價。筆者非常贊同蔡尚思先生的觀點，即認為袁枚是“一位被冷落的大思想傢”，如果僅僅將其定位於一個文人、一個文學傢，的確是太小看瞭他，起碼是不夠全麵的。盡管如此，我們若從曆史上來看，袁枚的顯赫聲名主要還是來自他在文學上，具體說來是在詩歌創作和詩歌理論上的建樹。本書探討的對象，主要就是作為詩人的袁枚。

在有清一代的詩歌發展史上，袁枚與王士稹為前後輝映的兩座高峰，清之前半詩人以王士禛為領袖，清之後半詩人則以袁枚的勢力為最大，其地位是相當突齣的。

不僅如此，袁枚也是整個中國文學史上富有個性、富有影響的人物。他的以關注入的存在與人的個性為特徵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具有一種曆史的進步意義。其“性靈說”在當時得到瞭不計其數的人的認同，“從遊者若鶩若蟻”(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捲四)，追隨者雲集。

袁枚突起於清代中葉的乾嘉時期，他在考據成風的文化氛圍中，在個體差異普遍消解、人們埋頭於對古代典籍的訓釋與模仿之時，異軍突起，獨樹一幟。他的性靈詩說，猶如一股強有力的鏇風，産生瞭巨大的衝擊波，突破瞭當時詩壇上流行的“格調說”、“肌理說”等的樊籬，衝破瞭傳統詩學理念與時代風尚，對“格調”詩的模擬因襲、“肌理”詩的學問考訂、浙派的短飣瑣屑，統統子以強有力的衝擊，促進瞭詩歌觀念與詩歌創作的解放。以他為首的性靈詩派，是清代最有影響的詩派之一；同時，袁枚以其充滿創造精神、洋溢天纔之氣的詩歌作品，滌蕩著清中葉詩壇上的陳腐之氣，給詩壇吹來清新的空氣。

在清代乾嘉之際的詩壇，袁枚是一個首開風氣的人物)，他的突齣的曆史貢獻，主要錶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把詩歌從考據學問的遮蔽中凸現齣來。這種努力在乾嘉時代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

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有清一代，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各種學術，都很發皇，有人說，清代的文化，是以前中國舊文化的總結束，以前所有種種的東西，在那時無不一一重現，這句話實在是很確適的。”(鬍行之《中國文學史講話》，第125頁)浩如煙海的文化遺産，一方麵為人們提供瞭可資藉鑒的精神産品，另一方麵又讓一些讀書人鑽人其中，不能自拔。於是在文體呈現一種集大成局麵的同時，學古擬古成為一種風氣，而復古風氣盛行的契機，是考據之學的流行。

乾嘉時期，一道奪目的文化風景，便是樸學考據的盛行。在當時，考據之學嚴重滲透到詩歌創作，人們埋頭故紙堆中，關注的是字句的來曆、格律上的得失，而失去的是對文學精神的把握。袁枚最大的曆史貢獻，就在於正本清源，努力找迴詩歌失落的本體，找迴文學失落的生命力和創造性。

在乾嘉時期考據之風彌漫之時，人們的文學活動自覺不自覺地受到瞭流行風氣的浸染。在文學創作上，填書塞典的現象非常普遍。正如袁枚所說的那樣：“近見作詩者，全仗糟粕，瑣碎零星……句句加注，是將詩當考據作矣。”(《隨園詩話》捲五)寫詩如同“古董開店”(同上)。更有甚者，有的人“誤把抄書當作詩” (《小倉山房詩集》捲二十七，《仿元遺山論詩》)，將詩歌創作與學問考據混為一談。考據的雲霧遮住瞭人們的視野，文學創作上的尋章摘句、填書塞典壅塞瞭人們的創造性，詩的精神迷失在字句章法典故之中。對此，我們從當時詩歌、小說、散文、戲麯等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中，均可以尋覓到那個時代的蹤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