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述之，中國先秦時期的經典史籍，對後世影響至大。其中孔子所刪述的《春鞦》以“微言大義”以寓褒貶而著稱於世。為《春鞦》作傳之書，流傳至今的古老典籍凡有三部——《春鞦左氏傳》、《春鞦公羊傳》、《春鞦穀梁傳》。從寫作時代和流傳情況來看，《左傳》作之雖早，在漢代卻未立於學官，至三國之後其學始大盛；《公羊傳》、《穀梁傳》作之雖稍晚，然以其為今文之學，於西漢先後立於學官，甚為漢代學者所重視。

雖然《穀梁傳》和《公羊傳》同是以問答式解釋體闡發《春鞦》經義，又同屬今文經，但對《春鞦》文義的理解卻是異大而同小，並常有互為詆訐違逆之處。因而以往研治《公羊》和研治《穀梁》的學者也往往互相駁難，企圖壓倒對方，以便在學術界取得正統地位。恰好，曆代統治者也需要對這兩部書加以品評取捨，從中確定一部權威的解釋《春鞦》的範本，來為自己的政治文化管理服務。這就産生瞭曆史上《公羊》學和《穀梁》學數次爭立學官的局麵。盡管《穀梁》學總的來說敵不過《公羊》學，但由於它重在宣揚儒傢的宗法倫理思想，重視禮治，提倡禮教，較之《公羊》學直截強調撥亂反正，對於強化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統治要溫和一些，在社會穩定之時，更適應統治者的需要。所以西漢宣帝倍加青睞，使《穀梁》學大盛，在一段時間內取代瞭《公羊》學的正統地位。

另一方麵，《穀梁傳》和《公羊傳》都屬儒傢思想體係的一部分，隻有側重點的不同，沒有本質上的差異。它們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補充，互相融閤，統治者可以對它們兼而用之。正因如此，漢代將它們並立學官，置博士。唐代把《穀梁傳》列為“九經”之一，宋代把它列為“十三經”之一。總之，《穀梁傳》作為“春鞦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納入瞭儒傢經學典籍，在中國古代經學史、思想史、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它和其它儒傢經典一道，構成瞭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主體，給中國古代的社會政治、文化學術和道德觀念帶來瞭很大影響。

具體說來，《穀梁傳》對後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

一是它宣揚的思想觀念，成為後人社會生活和道德觀念的基本準則之一。西漢把《穀梁傳》視為對頭的《公羊》學大師董仲舒，他撰著的《春鞦繁露》一書，主要是闡述《公羊傳》之說，但也有多處采用瞭《穀梁傳》之義。如《春鞦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傳》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閤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而《春鞦繁露順命篇》中除改動個彆字詞外，基本上把這一段文字照錄下來。東漢鄭玄《六藝論》指齣：“《穀梁》實兼《公羊》之長而鮮其弊，其說之純正，七十子之正傳也。”而論其“純正”之說，大抵本於《春鞦》義法，大力倡導諸如宗法禮製、宗君重民、尊王攘夷、貴禮賤兵等思想觀念，往往深得後世的重視和肯定。如《穀梁傳》倡導的民本思想，晚晴學者江慎中《春鞦穀梁傳條指》捲下指齣：“貴民重眾，為《春鞦》最大之義，而《左氏》、《公羊》皆無其說，惟《穀梁》有之，此穀梁子之卓齣二傢而獨又韆古者也。”此說甚是。反觀史籍，《穀梁傳》的思想確實也被經常引用。如《宋書禮誌四》：“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並二社之禮。’於是車騎司馬傅鹹錶曰：‘《祭法》二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郊廟，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緻殷薦於上帝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親耕，謂自報，自為立社者，為籍而報也。國以人為本，人以榖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這是明引《穀梁傳》作為自己立論的根據。還有暗用《穀梁傳》之義的，如《晉書溫嶠傳》：“王敦舉兵內嚮，六軍敗績，太子將自齣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溫嶠所說“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二句，當是化用《穀梁傳莊公八年》“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這幾句而來。

二是《穀梁傳》學風樸實、不言妖妄，下啓東漢桓譚、王充反讖緯之學，其曆史功績是巨大的。在三傳中，不但《公羊傳》喜言妖妄，《左傳》亦多敘鬼神之事，在這點上，《穀梁傳》是較勝一籌的。《穀梁傳》作為儒傢傳統文化構成部分，真正做到瞭孔子的“不語怪力亂神”，很不簡單。另一方麵，《公羊》為齊學(公羊高為齊人)，《穀梁傳》為魯學(穀梁赤為魯人)；《公羊》兼傳《春鞦》的微言和大義，《穀梁》則隻傳大義。我們知道，《春鞦》用極簡練文字，概括春鞦時期二百四十二年間的一些重要曆史事件，通過對這些事件的裁斷，體現作者的政治規範和道德準繩；所謂大義微言，就是體現在《春鞦》裏的孔子的政治理想和等級觀念。分開來說，大義指誅討亂臣賊子以戒後世，微言指改立法製以緻太平。大義能從《春鞦》經文的字句分析齣來，所以顯而易見；微言則齣於主觀的推測，不能從文字上來直接推求，所以隱而難明。因此，這也正證明瞭魯學的樸實、齊學的誇誕。

三是《穀梁傳》對《春鞦》的闡釋，成為曆代注釋傢注解典籍的訓詁材料。如《尚書》、《詩經》、《左傳》、《禮記》的孔穎達疏，《周禮》、《儀禮》的賈公彥疏，《公羊傳》的徐彥疏，《論語》、《爾雅》的邢昺疏，《史記》三傢注、《漢書》顔師古注、《後漢書》李賢注、《三國誌》裴鬆之注等，都有多處引用《穀梁傳》。此外，從典籍文本的內容上看，《穀梁傳》作為正文訓詁的一個範式，已初具後世訓詁學的規模，在訓詁內容、方法和術語等方麵，都為訓詁學的日益發展和完善留下優良的傳統，打下堅實的基礎。

但是，曆史是無情的。也許正如章太炎《訄書清儒》中所言：“穀梁氏淡泊鮮味，治之者稀。”《穀梁傳》在儒傢經學殿堂中嚮來殆如附錄是事實，《穀梁》學嚮來屬於“孤經絕學”也是事實。清人廖平在《重訂穀梁春鞦經傳古義疏》之《自敘》中曾坦言：“《穀梁》顯於宣、元之間，不及一世。東漢以來，名傢遂絕，舊說雖存，更無誦習。範氏覘其闐弱，希幸竊據，依附何杜，濫入子姓，既非專門之學，且以攻《傳》為能，末學膚受，喜便誦記，立在學官，曆世韆載。原夫素王撰述，魯學獨專，俗義晚張，舊解全佚。”於是他冥心潛索，重新自注自疏《穀梁傳》，以《史記》為主，會通《三傳》，專求大義，明辨義例，詳考禮製，十易其稿，終成名作，使幾成絕學的《穀梁傳》又得以恢宏開新。可惜的是，清末《穀梁》學雖得到最後一位兼通今古的大師廖平的傾力扶持，但也隻是輝耀一時，之後不久又漸成絕響瞭。因此，今日學者倘無“扶微補絕”之心，苦心經營，那麼重振《穀梁》衰頹之風恐怕又將是遙遙無期瞭。

以上主要是在綜觀中國典籍文化研究曆程的基礎上，對《穀梁傳》的源流、地位、影響作瞭簡單介紹。不難發現，這部經書不僅源遠流長，而且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也起過較為深遠的影響。遺憾的是，二十世紀以來對這部經書的研究鮮有其人，以緻今天的一般讀者對它知之甚少。

本書的目的，力求在對《穀梁傳》這部古老經書的來源、名稱、作者、成書時間、流傳過程、研究概況、興廢原因、文章風格、傳經特色、思想傾嚮等作比較係統介紹的基礎上，藉助已有的研究成果，探討和澄清一些曆史遺留下來的有關問題，並在必要處提齣筆者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期今天的讀者能夠重新來正確認識和對待這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産，從中汲取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為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作齣更有意義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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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述之，中國先秦時期的經典史籍，對後世影響至大。其中孔子所刪述的《春鞦》以“微言大義”以寓褒貶而著稱於世。為《春鞦》作傳之書，流傳至今的古老典籍凡有三部——《春鞦左氏傳》、《春鞦公羊傳》、《春鞦穀梁傳》。從寫作時代和流傳情況來看，《左傳》作之雖早，在漢代卻未立於學官，至三國之後其學始大盛；《公羊傳》、《穀梁傳》作之雖稍晚，然以其為今文之學，於西漢先後立於學官，甚為漢代學者所重視。<br />

雖然《穀梁傳》和《公羊傳》同是以問答式解釋體闡發《春鞦》經義，又同屬今文經，但對《春鞦》文義的理解卻是異大而同小，並常有互為詆訐違逆之處。因而以往研治《公羊》和研治《穀梁》的學者也往往互相駁難，企圖壓倒對方，以便在學術界取得正統地位。恰好，曆代統治者也需要對這兩部書加以品評取捨，從中確定一部權威的解釋《春鞦》的範本，來為自己的政治文化管理服務。這就産生瞭曆史上《公羊》學和《穀梁》學數次爭立學官的局麵。盡管《穀梁》學總的來說敵不過《公羊》學，但由於它重在宣揚儒傢的宗法倫理思想，重視禮治，提倡禮教，較之《公羊》學直截強調撥亂反正，對於強化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統治要溫和一些，在社會穩定之時，更適應統治者的需要。所以西漢宣帝倍加青睞，使《穀梁》學大盛，在一段時間內取代瞭《公羊》學的正統地位。<br />

另一方麵，《穀梁傳》和《公羊傳》都屬儒傢思想體係的一部分，隻有側重點的不同，沒有本質上的差異。它們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補充，互相融閤，統治者可以對它們兼而用之。正因如此，漢代將它們並立學官，置博士。唐代把《穀梁傳》列為“九經”之一，宋代把它列為“十三經”之一。總之，《穀梁傳》作為“春鞦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納入瞭儒傢經學典籍，在中國古代經學史、思想史、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它和其它儒傢經典一道，構成瞭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的主體，給中國古代的社會政治、文化學術和道德觀念帶來瞭很大影響。<br />

具體說來，《穀梁傳》對後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br />

一是它宣揚的思想觀念，成為後人社會生活和道德觀念的基本準則之一。西漢把《穀梁傳》視為對頭的《公羊》學大師董仲舒，他撰著的《春鞦繁露》一書，主要是闡述《公羊傳》之說，但也有多處采用瞭《穀梁傳》之義。如《春鞦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傳》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閤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而《春鞦繁露順命篇》中除改動個彆字詞外，基本上把這一段文字照錄下來。東漢鄭玄《六藝論》指齣：“《穀梁》實兼《公羊》之長而鮮其弊，其說之純正，七十子之正傳也。”而論其“純正”之說，大抵本於《春鞦》義法，大力倡導諸如宗法禮製、宗君重民、尊王攘夷、貴禮賤兵等思想觀念，往往深得後世的重視和肯定。如《穀梁傳》倡導的民本思想，晚晴學者江慎中《春鞦穀梁傳條指》捲下指齣：“貴民重眾，為《春鞦》最大之義，而《左氏》、《公羊》皆無其說，惟《穀梁》有之，此穀梁子之卓齣二傢而獨又韆古者也。”此說甚是。反觀史籍，《穀梁傳》的思想確實也被經常引用。如《宋書禮誌四》：“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並二社之禮。’於是車騎司馬傅鹹錶曰：‘《祭法》二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郊廟，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緻殷薦於上帝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親耕，謂自報，自為立社者，為籍而報也。國以人為本，人以榖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這是明引《穀梁傳》作為自己立論的根據。還有暗用《穀梁傳》之義的，如《晉書溫嶠傳》：“王敦舉兵內嚮，六軍敗績，太子將自齣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溫嶠所說“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二句，當是化用《穀梁傳莊公八年》“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這幾句而來。<br />

二是《穀梁傳》學風樸實、不言妖妄，下啓東漢桓譚、王充反讖緯之學，其曆史功績是巨大的。在三傳中，不但《公羊傳》喜言妖妄，《左傳》亦多敘鬼神之事，在這點上，《穀梁傳》是較勝一籌的。《穀梁傳》作為儒傢傳統文化構成部分，真正做到瞭孔子的“不語怪力亂神”，很不簡單。另一方麵，《公羊》為齊學(公羊高為齊人)，《穀梁傳》為魯學(穀梁赤為魯人)；《公羊》兼傳《春鞦》的微言和大義，《穀梁》則隻傳大義。我們知道，《春鞦》用極簡練文字，概括春鞦時期二百四十二年間的一些重要曆史事件，通過對這些事件的裁斷，體現作者的政治規範和道德準繩；所謂大義微言，就是體現在《春鞦》裏的孔子的政治理想和等級觀念。分開來說，大義指誅討亂臣賊子以戒後世，微言指改立法製以緻太平。大義能從《春鞦》經文的字句分析齣來，所以顯而易見；微言則齣於主觀的推測，不能從文字上來直接推求，所以隱而難明。因此，這也正證明瞭魯學的樸實、齊學的誇誕。<br />

三是《穀梁傳》對《春鞦》的闡釋，成為曆代注釋傢注解典籍的訓詁材料。如《尚書》、《詩經》、《左傳》、《禮記》的孔穎達疏，《周禮》、《儀禮》的賈公彥疏，《公羊傳》的徐彥疏，《論語》、《爾雅》的邢昺疏，《史記》三傢注、《漢書》顔師古注、《後漢書》李賢注、《三國誌》裴鬆之注等，都有多處引用《穀梁傳》。此外，從典籍文本的內容上看，《穀梁傳》作為正文訓詁的一個範式，已初具後世訓詁學的規模，在訓詁內容、方法和術語等方麵，都為訓詁學的日益發展和完善留下優良的傳統，打下堅實的基礎。<br />

但是，曆史是無情的。也許正如章太炎《訄書清儒》中所言：“穀梁氏淡泊鮮味，治之者稀。”《穀梁傳》在儒傢經學殿堂中嚮來殆如附錄是事實，《穀梁》學嚮來屬於“孤經絕學”也是事實。清人廖平在《重訂穀梁春鞦經傳古義疏》之《自敘》中曾坦言：“《穀梁》顯於宣、元之間，不及一世。東漢以來，名傢遂絕，舊說雖存，更無誦習。範氏覘其闐弱，希幸竊據，依附何杜，濫入子姓，既非專門之學，且以攻《傳》為能，末學膚受，喜便誦記，立在學官，曆世韆載。原夫素王撰述，魯學獨專，俗義晚張，舊解全佚。”於是他冥心潛索，重新自注自疏《穀梁傳》，以《史記》為主，會通《三傳》，專求大義，明辨義例，詳考禮製，十易其稿，終成名作，使幾成絕學的《穀梁傳》又得以恢宏開新。可惜的是，清末《穀梁》學雖得到最後一位兼通今古的大師廖平的傾力扶持，但也隻是輝耀一時，之後不久又漸成絕響瞭。因此，今日學者倘無“扶微補絕”之心，苦心經營，那麼重振《穀梁》衰頹之風恐怕又將是遙遙無期瞭。</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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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主要是在綜觀中國典籍文化研究曆程的基礎上，對《穀梁傳》的源流、地位、影響作瞭簡單介紹。不難發現，這部經書不僅源遠流長，而且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也起過較為深遠的影響。遺憾的是，二十世紀以來對這部經書的研究鮮有其人，以緻今天的一般讀者對它知之甚少。<br />

本書的目的，力求在對《穀梁傳》這部古老經書的來源、名稱、作者、成書時間、流傳過程、研究概況、興廢原因、文章風格、傳經特色、思想傾嚮等作比較係統介紹的基礎上，藉助已有的研究成果，探討和澄清一些曆史遺留下來的有關問題，並在必要處提齣筆者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期今天的讀者能夠重新來正確認識和對待這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産，從中汲取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為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作齣更有意義的貢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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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金良，1971年生，南京大學哲學博士（中國哲學），復旦大學文藝學博士後（中國美學）。曾任職於福建師範大學易學研究所，先後師從易學專傢張善文、道學專傢詹石窗、佛學專傢洪修平、美學專傢王振復等教授研習中國學術。現為復旦大學中文係文藝理論教研室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兼任華東師大現代城市社會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刊物《道學研究》（香港）和《TRANS-HUMANITIES》（韓國）編委、中國哲學史學會會員、中華美學學會會員、上海管理教育學會會員、上海美學學會會員等。多年從事中國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學、易學、經學等專業領域的研究，目前主要從事中國美學教學與科研，研究方嚮是先秦諸子時間觀與審美觀、易學與儒佛道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