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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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作者:包伟民 主编
出品人:
页数:462
译者:
出版时间:2004-7-1
价格:24.00元
装帧:平装
isbn号码:9787100042116
丛书系列:
图书标签:
  • 宋史
  • 制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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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2001年,“近百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本书收录了会上提交的17篇论文,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宋代制度史几个具体侧面的回顾与反思,如行政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等,另一方面则是利用宋代的例子,来讨论关于制度史研究的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供高校历史系师生及历史专业读者使用参考。

《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图书简介 导言:时代的脉络与学问的河流 本书旨在为读者勾勒出一部跨越二十世纪百年(1900年至2000年)的宋代制度史研究的学术脉络图景。宋代,作为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地位独特的朝代,其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结构乃至文化制度上的深刻变革,始终是中外史学界关注的焦点。进入二十世纪,随着西方史学观念的引入、史料整理的深入以及中国社会自身的巨变,对宋代制度的研究经历了从宏观框架建构到微观细节挖掘的复杂演进。本书并非对宋代制度本身的详尽叙述,而是聚焦于“研究史”本身,梳理学界在这一百年间对宋代各项制度的认识是如何形成、发展、被修正乃至被颠覆的过程。 第一部分:早期探索与框架的奠基(1900-1949):从传统考据到现代史观的初步碰撞 二十世纪初,中国近代学术的兴起标志着对传统“为尊古非今”的史学范式的突破。在这一时期,对宋代制度的研究,首先表现为对传统清代考据学成果的继承与批判性吸收。 一、清末民初的史料整理与基础梳理: 早期学者,深受乾嘉学派影响,致力于对宋代官方档案、地方志、特别是《宋会要辑稿》等核心史料的系统性搜集与整理。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官制(如中书门下、三司职掌的演变)和赋税制度的原始数据考辨。此时的研究虽仍带有较强的事实罗列和文献比对色彩,但已开始尝试从制度功能而非仅仅是人事沿革的角度审视宋代。例如,对“冗官”问题的初期探讨,已显露出对宋代政治效率的初步关注。 二、新文化运动与史学观念的更新: 随着西方社会科学思想的传入,学者们开始运用“进化论”和“社会组织”等概念来审视宋代。陈寅恪先生等大家的研究,虽然主题广泛,但其对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兴起、科举制度对社会流动的重塑,以及区域性经济权力对中央集权的制约等议题的深刻洞察,为后来的制度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此时的研究开始关注制度背后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心态”。 三、抗战时期学者的坚守与转向: 在动荡的年代,部分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宋代“内敛型”的财政政策与军事防御体系。例如,对两宋交替时期“更戍法”的失效与“保甲制度”的实践效果的分析,常常与对当时国家存亡问题的隐性关怀相结合。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始强调制度变迁的时代适应性。 第二部分:建国后的主流阐释与争鸣(1949-1978):理论框架的构建与定型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导,宋代制度史研究迅速被纳入到“封建社会中后期社会结构分析”的宏大叙事框架之中。 一、政治制度研究的定型化: 对宋代中央集权结构的研究成为核心议题。学界普遍强调宋太祖“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并以此为基础,详细剖析了中书门下与枢密院的权力制衡机制。对“士大夫政治”的探讨,着重于文官集团对皇权的有效约束,认为这是宋代区别于前代的重要标志。然而,对“冗官冗费”问题的分析,则更多地从阶级压迫的角度出发,将其视为封建社会晚期不可避免的矛盾。 二、经济制度与土地关系: 经济史的研究集中于田制、赋税和商业管理。早期研究着重于揭示“不抑兼并”政策对土地私有化的推动作用,分析宋代“以钱为本”的财政政策如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萌芽。对市易、交引制度的论述,多侧重于其对打破自然经济壁垒的作用。 三、社会与军事制度的特定视角: 军事制度研究,主要围绕“不事武臣”的政策后果展开,论述其在稳定朝局的同时,也导致了军事技术的落后和对外部威胁的应对不足。社会制度方面,对科举制度的分析,更侧重于其如何扩大了统治阶层的基础,以及对文化普及的意义。 第三部分:改革开放后的多元化转向与深入拓展(1978-2000):微观史学与跨学科视野的介入 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了学术思想,宋代制度史研究开始走出单一的意识形态框架,走向多元化、精细化和国际化的新阶段。 一、制度的“功能主义”与“文化转向”: 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那些被早期研究“负面化”的制度。例如,对“冗官”现象的讨论,逐渐转向探讨其背后的“制度成本”与“社会稳定”的权衡,将其视为一种维持士大夫政治平衡的必要代价。对司法制度(如“周密审讯制度”与“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不坐罪”)的研究,开始关注其对社会稳定的贡献,体现出对制度的功能性评价。 二、财政与赋税的量化研究: 借助计算机技术,学者们对宋代的财政收支、货币发行、盐铁专卖的量化分析大幅增加。研究不再满足于对“三税”的理论阐述,而是深入到“常平仓制度”的实际操作细节、地方财政的盈余与调剂,以及政府对民间金融活动的干预程度。这使得对宋代“国家能力”的认知更为精细化。 三、机构运作与非正式制度的浮现: 这一时期的重大突破在于,研究不再局限于皇帝颁布的法律条文和正式的中央机构设置。学者们开始关注“衙门运作的日常性”。例如,通过地方志、奏议等材料,深入挖掘“敕令系统”(皇帝的直接指令)与“体制系统”(六部常规运作)之间的张力,以及地方官员在执行中央政策时所采取的“地方性变通”。非正式的“行会组织”、“义仓”等民间制度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作用,也进入了研究视野。 四、技术与制度的交互影响: 随着科技史研究的兴盛,活字印刷术、火药应用等技术进步对相关知识传播制度、军事管理制度的影响被提上议程。例如,活字印刷术如何影响了官方文书的格式和士人的教育资源分配,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结语:跨越百年的反思 回顾1900年至2000年这百年间对宋代制度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从“宏大叙事”走向“精微辨析”,从“意识形态主导”转向“多元视角考察”的学术路径。本研究通过梳理不同时期学者对同一制度的不同解读,旨在揭示时代背景如何塑造了我们对宋代“文治”、“积弱”、“繁荣”等核心概念的认知,为当代学者提供一个理解宋代制度史研究自身演变轨迹的清晰坐标系。本书的价值在于呈现知识生产的动态过程,而非提供标准答案。

作者简介

邓小南(1950一),女,北京人。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

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研究委员。

李立(1971一),山西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隋唐宋元研究室工作,主要从事宋代政治史、制度史研究。

平田茂树(1961一),日本静冈县静冈市人。日本东北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现任日本大版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助教授。

朱瑞熙(1938一),上海嘉定人。 1964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现任上海师范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庐山白鹿洞书院院长等。

戴建国(1953一),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现任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宋代法制史研究。

苗书梅(196一),女,河南舞阳人。河北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宋代官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研究。

曾瑞龙(1960―2003),祖籍广东惠阳,生于香港。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博士。后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宋代对外关系和战争史,比较战略文化等。2003年春不幸因病逝世。

赵雨乐,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博士(东洋史研究)。现职香港公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任教中国中古史、中国近世史、香港史等科。研究兴趣主要为唐宋军政、近代中港关系及日本文化等。

汤开建,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宋史、西夏史及澳门史研究。

刘连开(1965一),山东临沂人,杭州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浙江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杨果(1954一),女,湖南长沙人,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宋代历史等。

吴松弟(1954一),浙江泰顺人,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移民史、人口史和历史经济地理。

包伟民(1956一),浙江宁波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宋代史、中国古代经济史。

祖慧(196一),女,安徽芜湖人,杭州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宋史、中国古代职官科举文献等。

曹家齐(1966一),江苏丰县人。杭州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宋代史、中国古代交通史等。

林文勋(1966一),云南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云南大学历史学教授,主要研究宋代经济史等。

目录信息

走向自觉:关于深人拓展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
的几个问题(代前言)/ 包伟民
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
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 邓小南
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方法论批判/ 李立
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述评/ 平田茂树
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述评/ 朱瑞熙
宋代法律制度史研究述评/ 戴建国
宋代地方政治制度史研究述评/ 苗书梅
唐宋军政变革史研究述评/ 曾瑞龙、赵雨乐
西夏军事制度史研究述评/ 汤开建
宋代修史制度史研究述评/ 刘连开
宋代中枢秘书制度史研究述评/ 杨果
宋代户口调查统计制度史研究述评/ 吴松弟
宋代财政史研究述评/ 包伟民
宋代吏制研究述评/ 祖慧
宋代驿传制度研究述评/曹家启
宋代土地制度研究述评/林文勋
王安石变法研究的学术史(上篇)/李华瑞
附录:本书作者简介
· · · · · · (收起)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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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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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看到《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这个书名时,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一个宏大的学术画卷,上面描绘着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对宋代制度的探索与求索。我特别好奇,在这漫长的百年时光里,史学研究的范式是如何变化的?从20世纪初,学者们是如何在西方学术思潮的启发下,开始对宋代制度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并逐渐摆脱传统史学“述而不作”的局限?再到后来的不同学派,如唯物史观、年鉴学派等对宋代制度史研究方法的影响?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清晰地勾勒出这一演变过程,并重点介绍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他们的研究成果。例如,在研究宋代官员制度时,学者们是如何从传统的“论人”转向“论制度”,进而分析官员的选拔、任用、俸禄、监察等各个环节的?又比如,在考察宋代法律制度时,是否会涉及到对《宋刑统》的深入研究,以及如何结合出土的法律文献,对宋代的司法实践进行更为详实的解读?这本书如果能做到对这些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涵盖,那它本身就是一部极具价值的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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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题目《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本身就给我一种宏大叙事的感觉。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是,在过去的100年里,无数的中国学者,他们是如何将目光投向那个辉煌而又复杂的宋代,并试图揭示其制度的奥秘。我特别好奇,这本书是如何将这些分散在不同时代、不同学术流派的研究成果有机地整合起来的。例如,在早期,中国史学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学者们可能更多地依赖于传统史料和考据方法。那么,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传入,尤其是社会科学方法的引进,宋代制度史的研究方法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例如,是否有学者开始运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理论框架来分析宋代制度?对“制度”的理解本身,在这百年间是否也有所深化?从最初的政治官僚制度,到后来的经济、法律、军事、乃至社会习俗和文化规范,这些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是如何一步步拓展的?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像一个清晰的路线图,带领我了解中国宋代制度史研究从筚路蓝缕到日趋成熟的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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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这个词,总会让人联想到岁月的沉淀和积累。对于《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这本书,我最感兴趣的便是它如何体现出宋代制度史研究的“传承”与“创新”。我们知道,宋代在许多制度上都具有开创性,比如中央集权下的文官政治、发达的商品经济催生的市易制度、以及相对先进的法律体系等等。那么,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不同时期的学者是如何理解这些制度的?他们是仅仅在重复前人的结论,还是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新的理论视角或者新发现的史料,对这些制度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辨析和重构?我特别想了解,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这些历史性的转折点上,宋代制度史的研究是否也随之发生了方向性的调整。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学者们对宋代经济制度,特别是关于市场经济的萌芽和发展,是否有了新的解读?而对于宋代政治制度,像冗官、冗兵的问题,以及其背后深层的制度原因,是否也有了更全面的反思?这本书若能梳理出这种学术思想的流变,展示出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那它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的中国史学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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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这个题目,我立刻想到的是,这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宋朝制度的著作,更是一部关于中国近现代史学如何发展,如何反思,如何建构自身学术体系的生动写照。我设想,作者一定花费了大量心血,去梳理20世纪初那些先驱学者们是如何在西方学术思潮的冲击下,重新认识宋代制度的。他们是如何从传统的“史官史学”转向“科学史学”的?而到了20世纪中期,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起,对宋代制度史的研究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对阶级分析、社会生产力等概念的运用,是否让学者们对宋代经济制度、土地制度有了新的理解?我最期待的是,这本书能够详细地展现不同时期、不同学派在研究宋代制度时所采用的独特视角和理论工具,并分析这些方法论的演变对研究成果产生的具体影响。比如,在考察宋代财政制度时,早期学者侧重于搜集账簿、赋役资料,而后来者是否结合了更多考古发现,比如出土的契约文书、地方志,来更全面地分析赋税结构和财政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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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这个书名,一下子就勾起了我对中国史学界那段波澜壮阔的学术历程的好奇心。我设想,在这百年间,无数的史学工作者,他们是如何以宋代为缩影,来探索中国历史的规律,反思国家的命运。我特别想知道,在这百年里,哪些宋代制度的研究是最为深入和最具原创性的?是那些影响深远的政治体制,例如宋代特有的三省六部制、枢密院与中书门下权限的划分;还是那些催生了繁荣商业文明的经济制度,比如市易法、交子、会子等金融创新;又或是那些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军事制度,比如保甲法、禁军制度的演变?我期待这本书能够详细梳理出不同时期学者们的研究侧重点和学术贡献,并且分析这些研究是如何受到当时社会思潮和政治环境的影响的。例如,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对宋代边防制度和军事失败原因的探讨,是否更加突出?而在社会经济发展迅猛的时期,对宋代商业、城市、市民阶层兴起的制度性解释,是否也成为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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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这本书,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不仅仅是对宋代历史细节的挖掘,更是对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研究自身发展轨迹的追溯。我非常好奇,在20世纪初期,当中国的史学研究还在努力摆脱传统束缚,学习西方学术范式的时候,宋代制度史的研究是如何起步的?那些早期的学者,他们是怎样在有限的史料条件下,对宋代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进行初步梳理和分析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新史料的不断涌现,如敦煌文献、地下出土文物等,宋代制度史的研究又呈现出怎样的新面貌?我期待这本书能够详细地介绍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学者是如何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从传统的文献考据到更现代的比较研究、量化分析,来解读宋代制度的。比如,在研究宋代货币制度时,从早期对《宋史·食货志》的解读,到后来结合出土的泉币、铜板,再到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这种研究的深化过程,我想象起来就觉得非常令人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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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以“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为题,我拿到它的时候,心中涌起的是一种对历史学研究本身发展脉络的浓厚兴趣。要知道,从20世纪初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开始,中国历史研究就如同新生儿一样,在吸收西方学术营养的同时,也在努力找寻和构建自身的学术体系。而宋代,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影响深远的时代,其制度的变迁与创新,无疑是那个时代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我特别好奇作者是如何梳理这百年间,中国学者们在宋代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社会制度等各个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是不是有对传统考据学派的继承与超越?又是否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等不同学术思潮的影响?每一代学者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的演变,是否在这本书中得到了细致的展现?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和新史料的不断涌现,宋代制度史的研究又呈现出怎样的崭新面貌,这些都是我非常期待从中寻找答案的。我设想,作者必定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去阅读、梳理、比较不同学者的著作,甚至可能包括一些早期在国外发表的、但对国内学术界产生影响的宋代制度史研究。这本书,与其说是一本关于宋代制度的专著,不如说是一部关于“如何研究宋代制度”的百年学术史的缩影,它承载着一代代史学工作者的智慧与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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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到《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这本书,首先想到的是“百年”这个时间跨度所蕴含的巨大信息量。这不仅仅是对宋代制度本身的研究,更是对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理论视角、研究热点变迁的集中体现。我非常好奇,在这100年里,学者们是如何看待宋代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地位的?他们是将其视为一个辉煌的巅峰,还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危机的转折点?而对“制度”的理解,是否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从早期的政治官僚制度,到后来的经济、军事、社会、法律等更广泛的制度层面,研究的边界是如何被不断拓展的?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清晰地勾勒出不同时期学者们的研究侧重点,例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国家危难之际,学者们对宋代军事制度和财政制度的关注是否更为突出?而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的增加,对宋代商品经济、市民生活、海外贸易等方面的研究是否变得更加活跃?这本书如果能做到对这些学术史的脉络有深入的梳理,那它本身就是一部极具价值的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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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翻开这本《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首先吸引我的便是它所跨越的这个宏大时间坐标。这百年,恰好是中国现代史的百年,也是中国史学自身发生深刻变革的百年。我想象着,在20世纪初,一群有识之士,他们或许带着对国家前途的忧思,开始重新审视宋代那个相对富庶但最终走向灭亡的王朝,试图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他们是如何摆脱传统史学“叙事”的局限,转向对制度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和批判的?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涉及到许多重要的学术人物和他们的代表性著作,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清晰地勾勒出这些人物的学术贡献以及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学术争鸣。比如,在财政制度的研究上,早期学者是如何利用《宋史》等传统史料,而后来者又如何结合出土文献,比如墓志、契约等,来重构更为详实的税赋、货币、财政收支体系?在军事制度方面,是否会涉及到对宋代募兵制、兵役制度以及军事建制的深入探讨?以及这些研究是如何与当时中国的国防建设和军事思想相联系的?这本书若能做到对这些方面都有所涵盖,那它无疑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研究之研究”,它所提供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一种治学方法论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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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对历史有着浓厚兴趣的普通读者,我拿到《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这本书,最直观的感受是,它似乎是一扇通往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史学界集体智慧的窗口。我很好奇,在这百年间,哪些宋代制度是最受史学界关注的?是那些支撑起繁华宋朝的经济制度,还是那些奠定了后世王朝基础的政治体制?或者,那些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科技、文化制度,在史学研究中又占据怎样的位置?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清晰地梳理出这些研究的热点和前沿,并且解释为什么某些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会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还是与新的学术理论思潮的兴起有关?比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面对内忧外患,学者们对宋代军事制度的关注,是否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而改革开放后,对宋代商品经济和市民文化的研究兴盛,又是否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这本书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它就不单单是知识的堆砌,更能让我们理解历史研究是如何与时代背景相互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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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资料书,读过数篇,都很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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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都不錯,是宋史研究很好的回顧與反思,尤其是李立篇。不過編輯太粗心,錯字太多,有礙悅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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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资料书,读过数篇,都很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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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都不錯,是宋史研究很好的回顧與反思,尤其是李立篇。不過編輯太粗心,錯字太多,有礙悅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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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资料书,读过数篇,都很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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