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美国对苏俄和中国的政策》是200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问题,对于任何国家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我国几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问题。胡锦涛同志曾经深刻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人们的思想下手。
张宏毅,1936年2月生,江苏丹阳人。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1年至1983年作为公派访问学者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进修两年。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现代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党总支书记;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土生导师;兼任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外国问题研究会人权研究中心主任、亨利·杜南人道主义对话中心(总部设在日内瓦)基金理事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世界现当代史、?代国际关系史,特别是中、美、(苏)俄三国关系史以及美国外交史,曾撰写和主编《现代国际关系发展史(1917—1993)》、《现代国际关系发展史(1917—2000)》、《欧洲优势·荚苏对峙·多极世界》(合著)、《美国人权与人权外交》(主编)、《美国的人权问题》和《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副主编)等著作,发表各类文章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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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购置这本书,是希望能够获得对美国外交决策者们思想世界的一次深入洞察。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口号,它往往是指导行动的深层信念。我希望作者能够带领我走进那些决策者的办公室,理解他们在面对苏俄和中国这两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时,内心的意识形态罗盘是如何指向的。这是否意味着一种“文明使命”的驱动,还是对自身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坚定信念?抑或是对外部威胁的深刻焦虑?我尤其好奇,当美国国内政治环境发生变化,例如政治极化加剧时,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是否会更加凸显,甚至走向极端?
评分我的兴趣点在于,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美国在处理与苏俄、中国关系时的策略选择和外交手段的。例如,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是否导致了美国在经济制裁、军事部署、国际组织中的行为模式?或者,当美国国内的经济利益与意识形态原则发生冲突时,哪一方会占据上风?我希望作者能够通过具体的政策实践来展示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例如,在人权问题上,美国对苏俄和中国的态度和行动,是否受到了其自身民主价值观的驱动?这种驱动力又如何与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目标相平衡?
评分这本书的主题触及了我对全球秩序演变的根本疑问。意识形态,尤其是“自由民主”与“威权主义”之间的张力,无疑是当代国际关系中一个核心的驱动力。我希望作者能够超越简单地将美国政策归因于意识形态的陈述,而是深入探讨意识形态是如何被构建、传播和使用的。它是一种真诚的信念,还是一种政治动员的工具?在美国国内,意识形态的争论是如何影响对外政策的形成的?例如,国内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在对待苏俄和中国的问题上,是否持有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而这些立场又如何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建议和最终的决策?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对外政策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评分我非常关注这本书在分析美国政策时,是否能清晰地描绘出意识形态是如何与现实的国家利益、经济考量以及国内政治因素相互作用的。很多时候,意识形态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更务实的战略目标紧密结合。例如,美国以推广民主和人权为由,对苏俄和中国采取的某些制裁或外交策略,背后是否也包含了遏制其国际影响力的经济和战略考量?反之,当美国在某些领域与苏俄或中国进行合作时,意识形态的考量是否会被暂时搁置,或者以一种更具策略性的方式被解读?我对作者能否细致地梳理这些复杂的内在逻辑充满期待,并希望看到对不同时期、不同政府(例如冷战时期的杜鲁门政府、尼克松政府,以及后来的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等)在意识形态运用上的细微差别进行对比分析。
评分从读者的角度来看,我特别希望这本书能够为我提供一套分析美国对外政策的有效框架。它不应该仅仅是历史事件的堆砌,而应通过意识形态这一视角,揭示出其背后更深层次的逻辑和规律。我期待作者能够阐述,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所持有的核心意识形态是什么,这些意识形态又是如何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而调整的。例如,冷战时期“自由世界”对抗“共产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叙事,与后冷战时期“文明的冲突”或“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在本质上又有哪些延续和演变?理解这种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对于把握美国当前的对华和对俄政策至关重要。
评分我之所以选择这本书,是因为我一直认为,理解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必须深入其思想的根源。意识形态就是这种思想的基石。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拥有强大文化影响力和政治制度输出能力的国家而言,其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更是不可忽视。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我理解,为什么美国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苏俄和中国采取如此迥异甚至截然相反的政策。是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驱动,还是外部环境的改变促使了意识形态的调整?例如,冷战时期对苏俄的妖魔化,与后来的“战略伙伴”关系,再到如今的“战略竞争”,意识形态是如何在其中扮演角色的?
评分我渴望通过阅读这本书,能够更清晰地理解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软实力”的运作机制。美国如何利用其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来影响苏俄和中国国内的政治力量,或者在国际舞台上争取盟友?反过来,苏俄和中国又如何应对美国意识形态的渗透,以及如何构建和输出自身的意识形态?这本书是否能够揭示出,在意识形态的较量中,美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策略,例如推广民主、支持人权、文化交流等,以及这些策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苏俄和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形成对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作用的更全面认识。
评分这本书的标题“意识形态与美国对苏俄、中国的政策”立刻吸引了我,因为我一直对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的作用深感好奇,尤其是在冷战时期以及后冷战时代,美国如何将自身的价值观念投射到其对外政策中,并如何应对与苏俄(及后来的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主要竞争对手的关系。我期待作者能够深入剖析美国决策者们在制定对苏俄和中国政策时,意识形态是如何渗透、塑造甚至主导了他们的思考过程。这不仅仅是关于地缘政治的博弈,更是关于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之间的思想较量。我希望作者能够提供一些具体的历史案例,例如在冷战初期,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其中包含了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张的恐惧和抵制;或者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以及其政策是如何受到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疑虑和对自由民主价值输出的期望影响的。
评分从一个对历史细节有较高要求的读者来说,我期盼这本书能够提供扎实的史料支撑和严谨的学术分析。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意识形态层面是不足够的,我需要看到具体的政策文件、领导人的演讲、外交照会等一手资料,以及学者们对其进行的深入解读。例如,在推动对华“接触”政策时,美国决策者们的意识形态考量是什么?是认为通过接触可以“改变”中国,还是仅仅是一种务实的经济交往?在后冷战时代,当苏联解体后,美国对俄罗斯的意识形态认知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是将其视为民主化的伙伴,还是重新将其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这些都需要详细的史料和分析来支撑。
评分我对这本书的期待,还在于它能否提供一种“反思性”的视角,审视意识形态在塑造美国对外政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和负面影响。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一旦被过度强调或僵化,都可能导致误判和失误。我希望作者能够探讨,在美国对苏俄、中国的政策中,是否存在因为意识形态的局限而错失的机遇,或者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驱动而加剧的冲突?例如,是否曾因为意识形态的对抗,而导致了与苏俄或中国和平解决争端的机会的丧失?或者,在某些时期,意识形态的驱动是否使得美国对两国国内政治的理解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
评分教科书一般
评分以后别起这么大的标题了,就叫《思想品德之冷战时期篇》吧
评分教科书一般
评分以后别起这么大的标题了,就叫《思想品德之冷战时期篇》吧
评分一本更加详细的官方历史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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