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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年鉴(2009版)》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重要活动记事，科研工作，教学工作，医疗卫生工作，产业开发工人，人才建设与培养，国际交流与合作等项目的讨论。
《丝绸之路上的古法医药探秘：从敦煌壁画到撒马尔罕药典》 书籍简介 本书旨在深入探究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古代医疗知识传播与融合的壮阔轨迹——丝绸之路。我们不再将目光聚焦于近现代医学的某一特定机构或流派，而是将视角投向那条古老商道上，不同文明在医药领域的交汇、碰撞与发展。全书以时间为轴，以地域为线索，勾勒出一幅生动而复杂的古代医学地图。 第一部分：源头与雏形——东方医学的基石与西传的萌芽 本书开篇追溯了丝绸之路沿线主要文明的早期医学思想。在中国部分，我们重点考察了殷商甲骨文中的疾病记载，以及周秦时期《黄帝内经》奠定下的早期阴阳五行理论对后世医疗实践的深远影响。然而，本书的重点并非对传统中医理论的系统梳理，而是关注这些理论如何随着贸易的兴盛开始向西域传播，以及在接触过程中所产生的初步变化。 我们详细分析了新疆地区（如楼兰、高昌）出土的残篇断简，这些材料显示了汉文化医学与当地游牧民族经验医学的初步融合迹象。例如，某些草药的使用习惯显示出明显的区域特性，而非单一的文化输入。 在中亚和西亚，本书描绘了波斯萨珊王朝时期，其独特的炼金术与医学思想的成熟。这时的医疗实践已经开始系统化，并对源自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体系进行了本土化的吸收和改造。我们通过对现存波斯文手稿的局部解读，展现了其对体液平衡理论的理解，以及在药物配制上的精细化操作。 第二部分：交流的盛期——佛教、瘟疫与知识的流通 公元三世纪到八世纪，是丝绸之路医学交流最为活跃的时期。本书聚焦于佛教传播在医药知识“搭便车”过程中的作用。玄奘西行及其相关记载，不仅是宗教史上的壮举，也是医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我们探讨了佛教僧侣在传播病理观念、卫生习俗以及草药知识方面的无名贡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用大量篇幅研究了古代瘟疫的传播路径。从东汉末年的“张仲景之疫”到中世纪的黑死病（虽然黑死病主要在后期爆发，但其前驱性疾病的传播已在丝绸之路上有所体现），疾病本身成为了促使医学知识跨境交流的强大驱动力。不同地域对于传染病的解释和应对策略，清晰地展示了医学知识的“被动交流”。 撒马尔罕、布哈拉等中亚绿洲城市，在此阶段成为了医学思想的熔炉。这里不仅有波斯学者的智慧，也吸收了印度“阿育吠陀”医学的某些元素，尤其是关于草药的分类学和手术器械的使用经验。我们通过对部分中亚手抄本的研究，揭示了古代医生如何尝试调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诊断标准。 第三部分：黄金时代的整合——伊斯兰医学的辉煌与典籍的汇编 本书的第三部分将重点放在了伊斯兰黄金时代。这不是对伊斯兰医学（如伊本·西那的贡献）的全面论述，而是探讨中亚、中东地区如何成功地将东方的草药知识、印度的诊断技术与古希腊的理论体系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整合。 重点分析了从拜占庭和波斯语系翻译过来的希腊医学经典，如何与当地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形成了一套更为系统和完善的医学知识体系。我们关注的焦点是“医院”和“药房”的早期形态在中亚地区的出现与发展，以及这些机构如何成为知识标准化的中心。 例如，对于某些特定地区出产的药物——如藏红花、没药——本书详细追踪了它们从原产地（如波斯或印度）如何通过丝绸之路运输，以及在各个中转站的药剂师手中，其炮制方法和剂量标准如何被记录和固定下来。这些记录往往比单一文化背景下的文献更能体现知识的流动性。 第四部分：转型与遗存——蒙古西征与古代医药的最终形态 本书最后一部分讨论了蒙古帝国的兴起对丝绸之路医学交流带来的剧烈冲击与重塑。蒙古西征虽然带来了破坏，但同时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不同地域的医生和药物带到了新的中心，如大汗的宫廷。 我们考察了元代宫廷中存在的，由中亚、中东、汉地医生共同构成的医疗团队，这在古代是极其罕见的现象。这些医生们在临床实践中相互学习，促成了某些治疗方法的快速普及。 最终，本书总结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医学成就，并非是某一单一学派的胜利，而是不同文化在应对人类共同的疾病挑战时，所展现出的知识创造力、适应性和融合能力。我们看到的是一条条关于植物、矿物和疾病的知识河流，它们相互交织，最终汇入人类共同的医学遗产之中。本书致力于还原这些流动的历史，而非固守某一地域的医学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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