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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写作有什么不同？单从外界条件来说，她们所经受的压力就比男性作家多得多。著名的男爵夫人玛丽•冯•埃布纳–埃申巴赫就曾说过：“女人学会阅读，世上便出现了妇女问题。”更别说这些女人提起笔写作会带来多么大的改变。较之男性，女人在更长一段历史时期处于半文盲的状态：尽管她们可以读，却不能写。具备超越她们的阅读材料、拥有自由写作的能力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而历时最久的莫过于赢得社会对于女性作家的承认。无论在过去和现在，写作对于男人来说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而对于女人来说，巧合大于实力。在今天，妇女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或许它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存在？

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女性是第二性，是男性之外的另一个性别。她最著名的研究历史和现代女性社会地位与自我意识的著作出版于一九四九年。当时她就提醒女性不要走上老路，不应该放任自己成为社会生活的旁观者，仅靠自发行动来反抗旧秩序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缺乏勇气和持久耐力，女人的种种努力还是得不到结果，最终成为浮华的幻影。而“热爱文学或艺术的女人”组成一个军团，恐怕也很难实现。“即使是那些冲破了第一道防线的人，往往会在自我陶醉和妄自菲薄之间摇摆不定，”西蒙娜•德•波伏娃悲观地预言。

今天，在两代人之后，越来越多的女人选择以写作为职业，她们还会因为性别而受到歧视或不公平的对待。她们首先要学会女作家的军规，正如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自嘲时说：她们应该学会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放弃自己的女作家身份，前提条件是她们能够当上作家——因为再知名的女作家也不过是个女的而已。正如上面所说，男性是否能够成为作家，性别在其中并没有太大作用，起码不会造成阻碍，但是女性受到的阻力却很大，这就要求她们在作品中以细微的差别取得更引人注目、与众不同的结果。我理解不少女性认为这也是一种歧视，她们原本准备将女性的特点和偏爱抛在脑后，在写作中忽略自己的性别所带有的独特视角，可是却被要求“像个女人那样写作”，这种特殊优待提前为她们贴上了另类的标签。一切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大背景出发，个人处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之中，必然会产生许多差异：比如我生长在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一个在自由、独立、具有批判精神的西方国家的女作家，两人对于“妇女问题”的理解就不一样。写作的女人活得危险，这句话对于德国或美国的女性作家来说，可能是身为自由工作者没有稳定的收入和地位，以及写作带来的归属迷失感。但是对于伊朗或巴基斯坦的女作家来说，它首先是一种“生存的危险性”，在灵魂和生活都高度压抑的国度，女人无权要求与男人平起平坐、更别提将自己的想法诉诸笔端了。

除了最后一章中出现了七位代表世界文学的女性作家，本书记述的多是过去二百五十年中对同时代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产生较大影响的欧美女性作家。她们及其作品所引起的文化碰撞与论战不仅在当时，对于后世也有很深的影响。她们以历史的眼光解读不同的文化、超越阶段性的战争与繁荣，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这也适用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和思考，因为历史就是我们可以借鉴的镜子。

斯特凡•博尔曼（Stefan Bollman）

出生于1958年，德国文学、戏剧、历史及哲学专业，以托马斯•曼为论文主题获得博士学位。除《写作的女人危险》，博尔曼还编著有《阅读的女人危险》(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736101/)、《为何阅读是快乐的》、《女人的情书》等畅销图文书。她目前定居在慕尼黑，从事教职与写作。

译者简介

宁宵宵，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取得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现居北京，媒体从业。译有《时间终于多出来了》、《身陷古罗马》、《主人与狗》（托马斯·曼）、《艾斯塔的绿洲》（卡尔·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