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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STATIONARY OFFICE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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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号码:978921112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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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 Investment Law
• International Law
• Foreign Investment
• Economic Law
• Treaty Law
• International Trade
• Globalization
• Investment Protection
• Developing Countries

国际投资法新视野：全球化背景下的条约实践与理论探索（1995-2006） （本书不收录《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1995-2006》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而是聚焦于该时期国际投资协定（BITs）发展所映射出的更广泛的国际经济法与主权关系图景。） 引言：世纪之交的制度重塑 1995年至2006年，是全球化进程加速、新兴市场深度融入国际体系的关键转型期。在这一背景下，双边投资协定（BITs）作为连接资本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法律保障的核心工具，其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内容也日益复杂化、规范化。本书并非对特定时间段内现有BITs的汇编或直接分析，而是试图从更宏观的、制度性的视角，审视这一时期国际投资法领域所经历的深刻变革、内在张力及其对全球经济治理产生的长远影响。 我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在这一特定窗口期内，国际投资法律框架是如何在主权、发展、保护与规制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的。这一时期的协定文本，既是各国经济战略的体现，也是对既有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WTO框架下贸易与投资交叉领域的首次大规模制度化回应。 第一部分：BITs作为全球治理的基石（1995-2000） 在二十世纪末期，BITs的显著特点是其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国际经济法体系的“先导者”。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建立初期，尚未形成全面的、具有约束力的多边投资规则体系，因此，BITs便承担了为跨国资本流动提供基本法律确定性的重任。 一、保护标准的演进与固化：从“公平公正待遇”到“国民待遇的边界” 本部分深入探讨了在1995年至2000年间，BITs中对外国投资保护的核心条款——“公平公正待遇”（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FET）和“国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的解释与实践如何被初步塑造。 FET的解释危机与拓展： 尽管FET条款看似宽松，但在该时期，仲裁庭（如ICSID体系下的早期裁决）开始试图为这一模糊标准划定界限。本书将分析如何通过对“法律确定性”和“正当程序”的强调，初步构建起对东道国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框架。这并非对现有协定条款的简单描述，而是对仲裁界如何通过判例法逐步“填补”文本空白过程的理论剖析。 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MFN）的张力： 这一时期，各国开始在协定中明确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特别是在征用后的补偿标准和监管自由裁量权方面。MFN条款的滥用风险也开始浮现，即投资者试图通过援引MFN条款，要求适用其母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更为优惠的条款。我们探讨了如何通过对MFN条款的“目标和目的”（object and purpose）的解释，试图限制其在不同法律保护标准之间的任意转嫁。 二、东道国监管权力的重塑：渐进式的“例外条款”谈判 随着环境治理和公共健康议题日益受到关注，投资者保护标准与东道国保留监管主权之间的冲突开始在早期文本中显现。 公共福利与环境规制的平衡： 本部分研究了在1990年代末，部分发达国家开始在BITs中尝试加入“明确的例外条款”，用以保障东道国为实现特定公共政策目标（如环境保护、国家安全）而采取的、非歧视性的措施，不应被视为间接征用。这种尝试标志着投资者保护范式开始向更平衡的治理模式过渡的早期信号。 征收条款的精细化： 对“间接征收”（Indirect Expropriation）的界定，是这一时期国际投资法理论争论的焦点。本书着重分析，在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大背景下，法律学者和实践者如何尝试在“国家对经济的合理调控权”与“投资价值的实质性剥夺”之间建立清晰但极具争议的区分标准。 第二部分：制度成熟与全球化背景下的理论反思（2001-2006） 进入新千年，特别是2001年“9·11”事件之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再次发生变化。投资法领域不再满足于纯粹的双边文本，而是开始向多边化和区域化（如NAFTA的成熟影响）的趋势发展，并引发了对投资保护主义的反思。 三、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的制度化与成熟 这一时期，国际投资争端解决（ISDS）机制从早期的试水走向制度化高峰。虽然本书不直接分析具体的裁决案例，但聚焦于这一时期ISDS机制在法律实践层面的成熟所带来的结构性影响。 ICSID的中心化地位的确立： 2000年代初，ICSID作为主要的争端解决平台，其程序规则和管辖权解释日趋稳定。本书探讨了这种制度集中化对国际法发展的影响：一方面提高了法律确定性，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对“私人仲裁庭对国家主权进行审查”的民主合法性（Democratic Deficit）的深刻质疑。 对程序性公平的要求： 投资者保护标准开始外溢到程序层面。东道国在处理投资相关行政决定时，如果程序上存在严重缺陷（如缺乏透明度、公正性），即便实体决定本身合乎国内法，也可能被仲裁庭认定为违反了FET义务。这表明投资者保护的范围正从实体权利拓展到行政行为的质量控制。 四、投资法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的再平衡 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展权”的强调，投资协定文本的谈判压力开始出现逆转的迹象。 “发展承诺”的首次纳入尝试： 尽管在2006年之前，多数BITs仍主要侧重于保护，但我们观察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在双边谈判中尝试嵌入“发展承诺”（Development Commitments）或“技术转让条款”。这些条款虽然在实践中约束力有限，但标志着投资法领域从“资本自由化优先”向“利益共享”理念的首次结构性倾斜。 对“合理规制”的重新定义： 这一时期，法律界开始更深入地探讨如何量化和界定“合理规制”。例如，如何区分基于国家特定发展阶段或产业政策的必要干预，与纯粹的保护主义措施。这种理论探索为后来的投资协定改革（如后来的环境和社会条款的强化）埋下了理论伏笔。 结论：1995-2006：一个过渡时期的法律熔炉 1995年至2006年是国际投资法从早期的自由化狂热期，过渡到对规则进行审慎反思的关键十年。这一时期的BITs不仅是经济活动的法律骨架，更是国际经济治理哲学冲突的缩影。它们在确立跨国投资的基本保护框架的同时，也无意中暴露了现有法律工具在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主权与规制压力时的局限性。本书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审视这些制度基础、而非简单罗列具体条文的分析框架，以理解我们今天所处的国际投资法体系是如何在这个充满张力的时代锻造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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