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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微生物学》主要内容简介：为适应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贯彻教育部关于“教材建设精品化，教材要适应多样化教学需要”（教高[2001]1号）的精神，编写了这本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医学微生物学》。全书分为三部分：细菌学、真菌学、病毒学，共36章。主要介绍细菌的形态与结构、生理、消毒与灭菌、遗传与变异、感染与免疫，细菌感染的诊断与防治，常见病原性细菌、衣原体、支原体、螺旋体、立克次体；真菌学概述与常见的病原性真菌；病毒的基本性状、感染与免疫，病毒感染的诊断与防治，常见的病原性病毒。其中特别充实了新型病原、生物安全及常用微生物学实验技术等新内容，每一章后有英文摘要及思考题，充实了大量图片，可供双语教学和学生复习时参考。《医学微生物学》可供高等医学院校临床、基础、预防、护理、检验、口腔、药学等专业五年制和七年制、八年制的学生使用。
《古代哲学思想的演变与影响：从苏格拉底到新柏拉图主义》 第一部分：希腊哲学的源头与黄金时代 本书旨在深入剖析古希腊哲学自米利都学派萌芽至新柏拉图主义盛期的发展脉络、核心议题及其对后世西方思想的深远影响。我们首先将目光投向公元前六世纪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们。泰勒斯提出的“水是万物的本源”，以及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形者”（Apeiron）概念，标志着人类理性首次试图超越神话叙事，以自然自身的原理来解释世界的起源与结构。赫拉克利特关于“变动不居”（Panta Rhei）的深刻洞察，揭示了宇宙万物处于永恒的生成与消亡之中，而其“逻各斯”（Logos）理论，则预示了某种支配宇宙秩序的理性原则。与之相对立的，巴门尼德坚信“存在”是永恒、不变、不可分割的，从而奠定了形而上学中关于“实在”的本体论讨论的基石。芝诺的悖论群，巧妙地运用逻辑推演，旨在捍卫其师巴门尼德关于运动与多样的幻觉性的观点，极大地挑战了感官经验的可靠性。 随后，我们进入了智者学派的时代，这标志着哲学的焦点从宇宙论转向了人类自身——伦理学、政治学和知识论成为主要议题。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论断，集中体现了相对主义的立场，强调知识与价值的个体性与主观性。格律吉亚斯则将怀疑主义推向极致，声称“什么都不存在；即使存在，也不能被认识；即使能被认识，也不能被传达”。 然而，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苏格拉底。他以其“助产术”（Maieutics）和“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开启了道德哲学的全新篇章。苏格拉底拒绝了智者们的相对主义，坚持存在普遍的道德真理，即“知识即美德”。通过持续不断的诘问与辩证，他力图揭示人们在伦理概念上的无知，并引导灵魂实现自我完善。柏拉图作为苏格拉底最杰出的弟子，构建了西方哲学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形式体系——“理念论”（Theory of Forms）。他区分了现象界（感官经验的世界）与理念界（永恒、完美、不变的实在世界），认为我们所感知的万物皆是理念的摹本或阴影。知识的本质不再是经验的积累，而是灵魂对理念的“回忆”（Anamnesis）。他的《理想国》不仅描绘了完美的城邦结构，更是将哲学王的概念推向巅峰，强调理性统治的重要性。 第二部分：亚里士多德的集大成与学园的拓展 紧随柏拉图的，是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他将哲学从理念的超验王国拉回到了对经验世界的细致考察之中。亚里士多德在其庞大的著作体系中，构建了逻辑学、形而上学、物理学、生物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的框架。他批判了柏拉图理念的“三分之二”的形而上学，主张“形式”与“质料”紧密结合于具体事物之中，提出了“潜能”（Dynamis）与“现实”（Energeia）的动态范畴来解释事物的变化。 在伦理学方面，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了“幸福论”（Eudaimonia）作为人类活动的终极目的。他强调德性（Arete）的培养，特别是通过实践习得“中道”（The Golden Mean）——在两个极端错误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政治上，他将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Zoon Politikon），探讨了不同政体（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的优劣，并推崇一种混合政体，即“城邦的政治”应服务于共同体的福祉。其逻辑学（Organon）奠定的三段论推理方法，统治了西方逻辑思维近两千年。 第三部分：希腊化时期的哲学转向：个体与安宁 随着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城邦制度的衰落，哲学的主题开始从宏大的宇宙秩序和城邦政治转向了个体的内心世界，追求“心之宁静”（Ataraxia）成为主流。伊壁鸠鲁学派主张通过节制欲望、消除对死亡和神灵的恐惧，以达到身体的无痛苦和精神的无纷扰。他们采纳了原子论，认为世界由原子和虚空构成，并强调感官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斯多葛学派。斯多葛派强调宇宙万物皆由一种“神圣理性”（Logos）所支配，人的最高目标是“顺应自然”而生活。他们主张通过严格的自我控制和对命运的接受，培养“不动心”（Apatheia）——一种超越情绪波动的内在力量。斯多葛主义在罗马帝国时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成为贵族和知识分子处理逆境的重要精神支柱。 怀疑主义者，如皮浪，则主张对一切论断的真实性持保留态度，通过悬置判断（Epoche）来最终达到心境的平和。他们质疑人类认知能力的确定性，从而解除了人们在是非对错上的执着。 第四部分：新柏拉图主义的集大成与宗教的融合 到了罗马帝国晚期，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希腊哲学进入了最后的高峰期——新柏拉图主义。普罗提诺继承并系统化了柏拉图的理念论，构建了一个宏大的、等级分明的宇宙图景。他将实在界分为三个层次：至高的“太一”（The One），它是不可言喻、超越一切存在的绝对本源；“努斯”（Nous，理智或理念世界），是太一通过“流溢”（Emanation）所产生的第一个显现；以及“灵魂”（Psyche），它是介于太一与物质世界之间的中介。 新柏拉图主义的核心在于“流溢”与“回归”。万物都从太一自然地流溢而出，而人类存在的终极目标则是通过哲学沉思和神秘体验（Henosis，与太一的合一）来净化自身，努力“回归”到其源头。这种体系性、神秘主义色彩浓厚的哲学，为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伊斯兰哲学以及犹太哲学提供了重要的理性框架和形而上学工具，标志着古典哲学的终结，并深刻地塑造了西方思想的未来走向。本书将详细梳理这些思想家之间的继承、批判与发展，力求展现古希腊哲学如何构建了西方理性文明的底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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