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工部诗集辑注》共计二十三卷，其中诗二十卷、文赋二卷、集外诗一卷。共计收诗1457首，文赋23篇（对于杜甫文赋的注释，朱本首开其端）。同其它注本相比较，朱本“于经史典故及地里职官，考据分明。其删汰猥杂，皆有廓清之功”（仇兆鳌《杜诗详注凡例》）。这与朱鹤龄 精于经史典故、职官制度及地理学研究有密切关系。朱本对宋以来的丰富而庞杂的杜诗学遗产进行全面而细致的整理，既不遗漏任何一条有价值的见解，又不放过任何一条有影响的误解，做到扶正驳谬、去伪存真。诚如其“凡例”所言：“宋人注杜诗多不传，惟赵次公、黄鹤、蔡梦弼三家得阅其全注，中有当者悉录之。”例如，杜甫与李邕初次见面的时间、地点问题，《新唐书;杜甫传》云：“客齐赵问，李邕奇其才，先往见之。”而宋人赵次公据杜甫《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之“伊昔临淄亭，酒酣托末契，重叙东都别，朝阴改轩砌”句意，证明杜甫与李邕初次见面是在东都洛阳，而非齐赵，时间是在杜甫二十岁开始的壮游之前。赵次公的这条注释本来很有价值，却为后来注家所遗漏，例如元人高楚芳编辑《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以及刻成于康熙六年的《钱注杜诗》却仍取用《新唐书》本传之说。朱本则对赵次公的见解予以收录，其去伪存真之功为大。朱注又一长处是立言谨慎，诸如对杜诗的编年、“公自注语”的判定、旧注引文的存删、古今诗话的采录等，均能以求实态度慎重对待之。在杜诗编年上，朱氏认为“某诗必系某年，则拘固可笑”（见《凡例》），为此，他只在各卷之首标为“公某时某地作”。这种编年方式可以避免妄断之失。杜诗除部分诗作明确写作时间地点，尚有部分作品实难决之。后人未与杜甫同游，安能清晰如此?对于千家本上的“公自注语”，朱氏“向疑后人附益”，经过考察，发现这些自注语多为“王原叔、王彦辅诸家注耳，未可尽信”（见《凡例》）。遂将旧本所无者俱加删削。长期以来，所谓“公自注语”，扰人甚重，裁决诗旨，常为所惑。朱氏此举，功诚大焉。对于旧注的引文，亦采取慎重态度决定取舍，对汉魏以下失传的典籍，凡经《十三经注疏》、《两汉书注》、《文选注》及唐宋人诸类书所载者，则保存之；对于旧注所引六朝人诗，有的未见于诗集，朱氏怀疑“宋时尚有全本”，因此“不敢尽以伪撰废之”；而对于那些“文义不类”者，则“概从芟汰”（见“凡例”）。可知朱氏查阅原典耗费时间之巨，甄别真伪用心之深。对于古今诗话的采录，不以求全为事，“必于诗理、诗法有所发明者，方采入一二”（见《凡例》）。有利于解诗者方取用之，与某些注家炫耀学问渊博大相径庭。朱氏的注疏指导思想亦颇重要，他认为“训释之家，必须事义兼晰”，诗中之事与诗中意旨都要解释清楚，并且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既不可释事忘义，又不可弃事发义。他的做法是“于考注句字之外，或贯穿其大意，或阐发其微文”（见《凡例》）。上述各条，给人以深刻的感受：朱鹤龄是一位存心端正而专注的杜诗注家。《杜工部诗集辑注》作为杜诗学之重要文献，应该成为后世研杜者必读之书。

朱鶴齡（1606年－1683年），字長孺，號愚庵，江蘇吳江人。

明末諸生，明亡後隱居家鄉，專心著述，與顧炎武、錢謙益、吳偉業、萬斯同、徐乾學等有往來。著有《毛詩通義》。四庫館臣評：“其凡例九條及考定鄭氏詩譜皆具有條理。惟鶴齡學問淹洽，往往嗜博好奇，愛不能割，故引據繁富而傷于蕪雜者有之，亦所謂武庫之兵，利鈍互陳者也。要其大致則彬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