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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号码:978999376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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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世纪之交的变革与展望 本书聚焦1999年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深入剖析了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科技和社会思潮的剧烈动荡与深刻转型。 1999年，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完整年份，承载着人们对新千年的复杂期待与不安。这一年，世界格局在冷战结束后继续重塑，经济全球化步伐显著加快，信息技术的爆炸式发展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本书旨在以详实的史料和严谨的分析，为读者描摹出这一关键过渡时期的全景图。 第一部分：全球政治格局的重塑与冲突的再现 1999年的国际关系充满了矛盾性：一方面是全球化的加速与区域合作的深化，另一方面是局部冲突与大国博弈的加剧。 一、科索沃战争与北约东扩的影响 本书将详尽记述1999年春季爆发的科索沃战争。这次冲突不仅是巴尔干半岛地区多年积怨的总爆发，更是冷战结束后北约（NATO）角色定位的关键转折点。我们分析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实施的空袭行动的法律依据、军事策略及其国际反响。重点探讨了这次“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军事干预，如何引发了关于国家主权、人道主义干预边界的深刻国际法讨论。书中详细梳理了战争对欧洲安全架构、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由此催生的“混合战争”和信息战的早期形态。 二、亚洲金融风暴的余波与区域政治新动态 虽然亚洲金融危机的高峰期已过，但1999年，其政治和社会后遗症仍在持续发酵。本书深入分析了泰国、印尼等国在危机后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特别关注印尼苏哈托政权倒台后的权力真空与东帝汶的独立进程。东帝汶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公投，投票结果引发的暴力冲突和随后的国际维和行动，是研究后殖民时代国家建构复杂性的重要案例。 此外，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在这一年也进入一个敏感期。时任台湾领导人发表的“两国论”在大陆引发强烈反应，本书审视了由此带来的外交和军事紧张局势，及其对区域稳定的潜在风险。 三、欧洲一体化的深化与挑战 1999年是欧洲经济与货币一体化的关键一年。欧元（Euro）于1999年1月1日在欧洲11个成员国中正式启动，标志着欧洲经济联盟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本书不仅记录了这一经济创举的启动过程，还探讨了其背后复杂的政治博弈，以及对传统民族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考察了欧盟在应对巴尔干危机中所展现出的集体外交与防务能力建设的初步尝试。 第二部分：世纪之交的经济转型与信息革命的爆发 1999年是全球资本主义形态发生深刻变革的节点，互联网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世界。 一、互联网泡沫的狂热与阴影 本书将重点剖析“互联网泡沫”（Dot-com Bubble）的鼎盛时期。1999年，科技股在纳斯达克指数中飙升，风险投资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新兴互联网公司。我们分析了当时市场对“新经济”理论的过度乐观，探讨了那些在当时被视为颠覆性创新的商业模式（如早期电子商务、门户网站的竞争格局），并记录了许多如今耳熟能详的科技巨头（如亚马逊、雅虎等）在这一年间的关键发展节点。同时，本书也开始审视泡沫背后的过度投机行为与估值失衡的早期信号。 二、全球化中的产业转移与劳工议题 随着技术进步和贸易壁垒的降低，全球供应链进一步完善。本书通过具体案例分析了跨国公司如何将生产基地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这对发达国家传统制造业工人的冲击，以及由此在西方社会引发的反全球化思潮的早期萌芽。同时，关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的最后冲刺阶段，其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外资涌入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三、科技突破：基因工程与移动通信的初步普及 1999年，科学界取得了重大进展。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测序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基因工程的伦理讨论日益尖锐。在通信领域，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2G）正在取代第一代模拟信号，功能手机开始向更智能化的方向演进。本书梳理了这些技术发展对未来社会形态的潜在影响。 第三部分：社会思潮、文化变迁与“千年虫”的焦虑 1999年，在技术和政治变革的推动下，社会文化领域同样经历着巨大的震荡。 一、Y2K（千年虫）危机前的全球准备 “千年虫”问题是1999年全球社会最显著的集体焦虑。本书详细记录了全球政府、企业和个人为应对计算机系统可能因无法识别“00”年份而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所做的准备工作。我们分析了这场危机如何推动了全球信息系统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以及媒体对恐慌的渲染与实际影响之间的巨大反差。 二、流行文化的转型与反主流文化的再现 在音乐和电影领域，1999年是多种风格并存的一年。电子音乐和摇滚乐仍在流行，但新一代的流行偶像开始崛起。电影方面，《黑客帝国》的上映，以其对虚拟现实、控制论和后现代哲学的探讨，深刻影响了公众对技术与现实关系的认知。书中还将探讨电子游戏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媒介，在这一年取得的商业成功及其对青少年文化的影响。 三、环保意识的提升与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 在西雅图（1999年底）的抗议活动爆发前，关于环境正义和劳工权益的讨论已在学术界和民间组织中酝酿。本书考察了1999年出现的关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会议，以及新兴的绿色和平组织等非政府组织（NGO）在全球事务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总结 1999年，是人类在进入新千年门槛前的一次深刻自我审视。它既充满了对科技奇迹的狂热憧憬，也暴露了全球秩序中未解的结构性矛盾。本书通过对这一年发生的重大事件的系统梳理，旨在为理解后冷战时代的复杂性、信息时代的起源以及当代世界格局的奠定提供一份详实而深入的史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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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装帧典雅的厚重之作，甫一入手便给人一种沉甸甸的时代感。我原本是冲着那些关于澳门回归初期社会变迁的深度报道来的，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对那个特定历史节点更细腻的观察视角。然而，通读下来，我发现它更像是一部高度浓缩的、官方视角的宏大叙事框架。对于我这种期待挖掘鲜活个体故事的普通读者而言，书中罗列的行政法规、经济数据和年度大事记，虽然严谨详实，却总像是隔着一层玻璃在观察。譬如，关于博彩业在2003年前后的结构性调整，书中给出了详尽的统计数字和政策背景，但对于一线从业者心理状态的描摹，或是新旧格局碰撞下市民生活微妙的改变，着墨甚少。我能理解年鉴的职责在于记录“面”上的事实，但历史的厚度往往藏在那些被数据略过的“点”上。我尤其想知道的是，在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份，普通市民对于未来是期盼多一些，还是彷徨多一些？这本书提供的是蓝图和骨架，但少了浸润其中的血肉和温度。它更像是一份官方存档，而非一本能与读者进行心灵对话的历史侧影。也许，它更适合作为后续研究者查阅基础资料的工具书，而非供一般读者品味时代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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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这本厚册，我脑子里浮现的画面，是那种老式政府公报特有的、密密麻麻的宋体字排版，散发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我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当年澳门社会福利和教育体系的发展轨迹上。我希望能看到，随着经济的转型，社会保障网是如何被编织或调整的，特别是针对弱势群体的具体帮扶措施。然而，这本书的叙述方式更倾向于“是什么”而非“为什么”和“如何是”。所有的改革都被抽象地概括为政策的推行和预算的分配。比如，关于社区活动的记载，往往只是寥寥数语提及某某社团举办了什么活动，资金来源何处，却完全缺失了活动现场的热闹景象，亦或是参与者们在那些活动中获得的真正情感连接。这让我感觉，书中描绘的澳门，是一个高效运转但略显冰冷的机器，缺少了烟火气和人情味。对于我这样一个对社会生活细节极度敏感的读者来说，这种过于宏观的俯视视角，使得我难以真正代入到2003年的日常生活中去感受那份独特的“澳门式”生活节奏。它提供的是一个骨架结构，但骨架上的肉质和皮肤纹理，就需要读者自行去想象和填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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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此书，本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份详尽的、关于当年法律和司法系统运作的脉络图。我想了解，在回归后的新环境下，法律体系的磨合期具体表现为何，是否存在一些尚未完全解决的程序性难题，或者某些特定案件的处理体现了哪些微妙的权力关系变化。然而，书中对法律条文的引用和对法院年度报告的摘录，虽然精确，但缺乏深入的案例分析或法学界的讨论。它呈现的是“法律文本”和“法律机构”，而非“法律实践”的挣扎与演变。读者看到的，是条文如何被宣告，但没能看到法官如何在具体案件中解释和适用这些条文时所面临的权衡与抉择。这种叙事上的跳跃感，让我这个外行感到十分遗憾。我希望能够通过一些具体的、经过筛选的案例来理解法律的温度和适用边界，但年鉴的篇幅限制和目的性，使得它不得不将焦点集中在“规范”层面，而将“实践”中的复杂性留白了。这本书是法律的结构图，但不是法律在社会肌理中流动的血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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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终将这本书放在书架上最显眼的位置，更多是出于一种“时代见证物”的收藏心态，而非将其视为一份易于消化的阅读材料。从排版和信息密度来看，它无疑是一座数据和事实的堡垒。我的初衷是想通过它来重建2003年澳门的某种“氛围感”——那种刚刚开始大规模对外开放，带着东方与西方的奇妙混血气质的特有气息。我试图从物价、人口流动、甚至气候记录中去捕捉那种微妙的时代情绪。但是，年鉴的冷静和客观，有效地阻断了这种感性解读的可能。它提供的只是一份份精准的切片，缺乏将这些切片串联起来，形成一幅有情绪、有张力的动态画卷的能力。它像一台性能卓越但缺乏人性化界面的计算机，能够高速处理信息，但无法传递故事的韵味。因此，对于寻求历史情感共鸣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更像是一份需要被“解码”的档案，而非能直接带来阅读愉悦的文献。它严肃、详尽，但缺少了生命力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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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我对那些关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贸易数据的部分敬而远之，那不是我阅读这类书籍的主要驱动力。我更关注的是文化和艺术领域在世纪之交的脉动。我期待着能从这本书中窥见当代澳门文学、戏剧或者视觉艺术圈子的某种新动向，或者至少，能看到当年有哪些重要的文化事件被记录在案，以佐证文化的多元发展。然而，这本书对文化领域的着墨，如同蜻蜓点水，基本停留在了官方认可的、具有仪式性的庆典和展览上。那些潜流在小巷弄堂里，由民间力量推动的、真正具有实验性和前瞻性的艺术尝试，似乎完全被过滤掉了。它像是一面打磨得极其光滑的镜子，只能反射出最光亮、最符合规范的一面。阅读过程中，我不断地在寻找那种“非主流”的声音，那种挑战现状的批判性思考，但最终发现，年鉴的属性决定了它必须保持一种中立甚至略带颂扬的基调，这无疑牺牲了对文化生态复杂性的捕捉。这本书更像是官方的“文化成绩单”，而不是一份充满生命力的“文化现场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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