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合伙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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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作者:刘秋根
出品人:
页数:488
译者:
出版时间:2007-12
价格:38.00元
装帧:平装
isbn号码:9787010067704
丛书系列: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
图书标签:
  • 经济史
  • 社会经济史
  • 法律史与法律文化
  • 历史1-Z经济
  • 历史
  • 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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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历史研究
  • 古代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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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目录

《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出版缘起

绪论——近百年来中国古代合伙制研究述评

一、研究的主要阶段及现状

二、研究中提出来的主要问题及观点

三、研究存在的局限、不足及今后的发展趋势

四、关于本书理论和方法的几个问题

第一章 中国古代合伙制的起源及初步发展、——由战国秦汉至隋唐五代

第一节 中国古代合伙制的萌芽

第二节 春秋战国至隋唐时期合伙制的初步发展

本章结语

第二章 中国古代各种前合伙制关系概述

第一节 劳动合作关系

第二节 财产共有关系

第三节 租佃关系

第四节 合会关系

本章结语

第三章 宋元合伙制的发展

第一节 宋代是否有了合伙制

第二节 宋元合伙制的类型

第三节 宋元合伙制的制度特点

本章结语

第四章 明清工商业、高利贷中的合伙制

第一节 明清工商业文献中所谓“合伙”的含义

第二节 明清工商业、高利贷合伙的形式:第一种类型

第三节 明清工商业、高利贷合伙的形式:第二种类型

第四节 明清工商业、高利贷合伙的形式:第三种类型

本章结语

第五章 明清农业中的合伙制

第一节 与租佃制等有关的合伙制

第二节 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合伙

第三节 共买向合伙的转化

第四节 台湾土地、水利开发中的合伙制

本章节 语

第六章 中国古代矿冶业中的合伙制

第一节 明代及以前各代矿冶业中合伙制的萌生及初步发展

第二节 清代矿冶业中合伙制的类型

第三节 清代矿冶业中合伙制的制度特点

本章结语

第七章 明清合伙制的变迁——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制度因素的萌芽

附录 明清徽商工商业铺店合伙制形态——三种徽商帐簿的表面分析

参考文献

后记

《大唐商道:丝路千年财富密码》 引言 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商业的脉动从未停歇。从刀耕火种的原始岁月,到盛世大唐的万国来朝,商人如同永不停歇的溪流,将物资、文化与思想汇聚、传播。然而,在人们的认知中,“重农抑商”的观念似乎根深蒂固,常常将中国古代的商业描绘成一股被压抑、缺乏活力的力量。这种认知,或许忽略了隐藏在史料字里行间的另一种商业活力——一种以集体智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为核心的运作模式,一种深刻影响着社会经济格局的“合伙”精神。 《大唐商道:丝路千年财富密码》正是要拨开笼罩在“重农抑商”论调上的迷雾,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商业史上那些被忽视的、闪耀着集体智慧光芒的“合伙”形态。本书并非聚焦于某一个朝代或某一种具体的商业组织形式,而是以更加宏观的视角,跨越漫长的时间维度,从先秦时期的“协同耕作”,到汉唐时期“路途上的互助”,再到宋元时期“市井里的股份”,最终探寻中国古代商人如何构建起一种独特的“合伙”伦理与实践,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并最终累积起惊人的财富,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商业史诗。 第一章:隐匿的基因——先秦的“共耕”与“集营” 我们的追溯始于中国文明的黎明。在文字尚不发达的先秦时期,虽然缺乏直接关于“合伙”的文献记载,但从考古发现和零星的文献碎片中,我们可以窥见早期社会组织中蕴含的“协同”基因。 “共耕”的萌芽: 农业是中国古代经济的基础,而“共耕”则可能是最早的集体劳动形式。在氏族部落时期,人们为了生存,必然需要共同协作进行土地的开垦、播种与收获。这种“共同耕作”模式,虽然更多是出于生存本能,但已经包含了“风险共担、成果共享”的基本要素。土地可能属于集体,劳动力也并非各自为政,这种早期形式的“合伙”为后来的商业协作奠定了朴素的社会基础。 “集营”的雏形: 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一些技艺的传承与发展也呈现出集体化的趋势。例如,陶器、青铜器的制作,往往需要多人协作,才能完成复杂的工艺。考古发现的一些大型作坊遗址,可能就暗示了“集营”的存在。一群匠人围绕着特定的生产目标聚集,共同出资、共同劳动、共同分配,这种带有早期产业协作性质的“集营”,便是商业性“合伙”的雏形。 “事相共”的理念: 尽管缺乏清晰的商业概念,但先秦诸子百家思想中,已经隐约透露出“事相共”(共同处理事务)的理念。例如,墨家强调“兼爱”,提倡“事皆相干,功皆相成”,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种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自然也会渗透到经济活动中,鼓励人们在共同的目标下相互协作。 第二章:风雨同舟——汉唐丝绸之路上的“行伙” 当中国历史的车轮进入汉唐盛世,国家统一,对外交流日益繁荣,商业活动也随之蓬勃发展。特别是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成为了商人们冒险与逐利的舞台。在漫漫黄沙与崇山峻岭之间,孤身一人的旅途充满了未知与危险,由此催生了“行伙”这种充满智慧的合伙形式。 “客商互助”的传统: 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大多是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背景的个体。为了应对盗匪、气候、路况等重重困难,他们常常自发地组成临时的“行伙”。这种合伙并非基于严格的法律契约,更多是基于长途旅行的实际需求和江湖上的道义。大家分享信息、互相照应、共同抵御风险,这是一种“患难与共”的天然联合。 “积货同运”的模式: 货物在漫长的路途中,运输成本高昂,且容易损耗。行伙的形成,使得商人们可以“积货同运”,共同承担运输成本,分担风险。例如,一位商人可能只拥有少量的丝绸,另一位则有大量的茶叶。他们可以联合起来,共同雇佣马匹、骆驼,甚至组建护卫队,以更低的单位成本将货物运送到目的地。 “利益均沾”的约定: 行伙内部,通常会有初步的利益分配约定。虽然不似后世的股份制那样精细,但大家会根据各自的投入(货物、资金、人力)和所承担的风险,大致约定利润的分配比例。这种“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原则,是维系行伙稳定的重要基石。 “信息共享”的价值: 在信息闭塞的时代,关于市场行情、物价变动、潜在危险等信息至关重要。行伙成员之间,会主动分享信息,帮助大家做出更明智的决策。这种信息共享,大大降低了商业风险,提高了商业效率。 “路上的信誉”: 汉唐时期的商旅,虽然法律约束相对有限,但“路上的信誉”却尤为重要。一个良好的信誉,能够帮助商人吸引更多的合作伙伴,获得更好的交易机会。行伙的实践,也培养了商人们遵守约定、诚实守信的品质。 第三章:市井的繁花——宋元商业的“股份”与“集股” 宋元时期,中国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城市商业空前活跃。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加精细化、制度化的商业合伙形式应运而生,其中“股份”与“集股”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商业合伙迈入了新的阶段。 “伙当”与“坐排”: 宋元时期,许多大型商号的经营,已经开始采用“伙当”的模式。掌柜(大伙当)负责经营管理,而其他股东(小伙当)则按股份出资,分享利润。这种模式,使得原本孤立的商业活动,能够汇聚更多的资金和人才,形成更大的商业合力。此外,一些小规模的商家,也流行“坐排”的形式,即几位朋友或亲戚凑钱,共同经营一家店铺,盈利后按比例分成。 “集股”的出现: 随着商业规模的扩大和交易的复杂化,为了筹集巨额资金,也为了分散经营风险,一些大型项目,例如盐业、矿业、航运等,开始出现“集股”的现象。多个商人集聚资金,共同投资于某个大型项目,并根据出资比例,享有相应的利润和承担相应的风险。这种“集股”模式,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的股份有限公司的雏形,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商业合伙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股份”的明确化: 在一些发达的商业区域,已经出现了对“股份”进行量化和明确的约定。例如,一些文献记载,股份可以根据出资额、经营能力、风险承担等因素进行不同层级的划分。股份的买卖、转让也逐渐出现,这进一步活跃了商业资本的流通。 “行业公会”的作用: 宋元时期,各种行业的公会也日益兴盛。这些公会并非仅仅是行业组织,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充当了行业内部的“合伙”协调者。通过公会,同行业的商家可以共同商讨市场价格、规范经营行为、甚至共同投资大型项目,以抵御外部风险,维护行业利益。 “契约精神”的萌芽: 随着“股份”和“集股”的出现,传统的江湖道义和朴素的口头约定,逐渐被更加细致的契约所取代。虽然当时的契约法律体系尚不完善,但越来越多的商业合伙开始通过书面契约来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这为后世的商业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结论:财富共享的智慧,民族商业的根基 《大唐商道:丝路千年财富密码》并非一本孤立地研究古代“合伙制”的书籍,它更希望展现的是一种贯穿中国古代商业史的“集体智慧”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精神内核。从先秦时期朴素的“共耕”与“集营”,到汉唐丝绸之路上的“行伙”互助,再到宋元时期精细化的“股份”与“集股”,这种合伙的基因,如同中华民族的血液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流淌、演变,支撑着商业活动的不断发展与壮大。 正是这种“合伙”的精神,使得中国商人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汇聚资源,分散风险,实现财富的累积和传承。它打破了个体力量的局限,以集体的力量应对市场的挑战。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声,市井中的叫卖声,都回荡着这种“合伙”的智慧。 本书希望通过对这些被忽视的历史细节的挖掘,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商业的活力与创造力,揭示隐藏在“重农抑商”论调下的另一种商业力量——一种以集体智慧为驱动,以风险共担为保障,以利益共享为目标的“合伙”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塑造了中国古代商业的独特面貌,也为中华民族的商业文明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这并非一份对“合伙制”的简单梳理,而是对一种深植于民族文化中的商业哲学的一次探索,一次对那些默默无闻的集体商业实践的致敬。

作者简介

刘秋根,男,1963年生,原籍湖南新邵县,1983年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本科毕业,同年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漆侠教授学习中国古代经济史、宋史,1986年河北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毕业,获硕士学位,留校工作。1997年河北大学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宋史研究会会员。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高利贷资本、典当业、合伙制、商业信用等课题的研究。已经出版专著两部(《中国典当制度史》、《明清高利贷资本》),发表相关论文近六十篇。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古代合伙制研究》,现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古代高利贷资本发展史》的研究。成果曾获河北省社科学优秀成果专著一等奖、专著二等奖、论文三等奖。所参与撰写的《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获郭沫若历史著作二等奖。

目录信息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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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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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起初我对一本专门研究“合伙制”的古籍有些疑虑,担心内容会过于偏狭或技术化。但《中国古代合伙制初探》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它以一种宏大的视野,将合伙制置于国家税收政策、宗族社会结构乃至儒家伦理道德的交叉点进行考察。阅读体验极佳,因为它不仅仅在讲“钱怎么分”,更在探讨“人如何合作”的终极命题。比如,书中探讨了血缘关系与商业契约之间的张力,揭示了在高度依赖人情和信任的古代社会,如何用制度化的手段来约束和保障合作关系。这种跨学科的整合能力,使得该书的论述极具穿透力。那些关于古代工匠团体如何通过股份制保证技术传承的描述,更是让人拍案叫绝。它让我们意识到,古代的商业活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和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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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和排版也体现出一种古典的韵味,与内容的严肃性相得益彰。然而,抛开外在形式,真正吸引我的是其深厚的学理支撑。作者在构建“合伙制”这一概念框架时,显然借鉴了西方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工具,但运用得非常巧妙,没有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书中对不同地域、不同行业合伙模式的差异性分析尤为精妙,例如南方发达地区的金融合伙与北方边疆地区的物资互助式合伙,展示了地域环境对制度变迁的塑造力。我特别关注到关于合伙人退出机制和债务承担部分的论述,这些细节恰恰是检验一个制度成熟度的试金石。作者通过对判例和契约文书的细致比对,还原了古代商人在处理复杂利益冲突时的智慧与无奈。总的来说,这是一部经得起推敲的学术专著,它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树立了一个相当高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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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给我的感觉是沉稳、厚重,像一部精美的宋代瓷器,注重内在的质地和工艺。作者在处理不同史料来源时的态度极为审慎,对于存疑的记载,他从不妄加推测,而是清晰地标示出研究的边界,这一点非常值得赞赏。我个人对书中关于“风险共担机制”的演化论述印象深刻,它揭示了古代社会如何在缺乏现代金融工具的情况下,通过集体智慧来分散个体风险,这对于理解古代社会运行的韧性至关重要。全书的逻辑链条清晰有力,从萌芽到成熟,再到衰落或转型,每一个阶段的特征都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对于希望深入理解中国古代商业文明的学者和爱好者而言,这本书无疑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参考工具书,它提供的知识密度和研究深度,足以让人反复咀嚼,常读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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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中国古代合伙制初探》显然是一部深具学术价值和时代洞察的著作。作者以严谨的考据和细腻的笔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古代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窗口。书中对合伙经营的起源、发展脉络,以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态演变进行了深入剖析。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引用原始文献时的审慎态度,那些被精心挑选和解读的史料,犹如一把把钥匙,帮助读者穿透历史的迷雾,直抵古代商贸活动的真实肌理。阅读过程中,我时常被那些看似微小却影响深远的商业契约和利益分配机制所震撼,它们不仅是经济活动的记录,更是古代社会人际关系、伦理观念的集中体现。这种将经济史与社会史、法律史融会贯通的写作手法,使得全书的论述立体而饱满,绝非简单的史料堆砌。对于那些渴望超越教科书层面,深入理解中国传统商业智慧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提供了极佳的参照系。它让“合伙”这个看似现代的概念,在历史的长河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引导我们思考传统智慧如何适应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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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本《中国古代合伙制初探》,我的感受可以用“豁然开朗”来形容,仿佛多年来对古代商业运作的一些模糊概念一下子清晰起来。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非常好,它没有急于抛出宏大的理论,而是从一个个生动的案例入手,比如盐商的联营、手工业作坊的股份制雏形,让枯燥的制度研究变得鲜活起来。作者的语言风格平实而不失文采,即便是对于非专业历史学者,阅读起来也毫不费力,它成功地架设了一座连接专业研究与大众阅读之间的桥梁。我尤其欣赏其批判性思维的运用,它不盲目歌颂古代制度的“完美”,而是坦诚地指出合伙关系中存在的风险、信任危机以及法律保障的局限性,这使得研究结论更为可信和耐人寻味。此书的价值不仅在于梳理了历史,更在于提供了一种反思当下商业模式的视角,让我们看到“共享”与“共赢”的理念,早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基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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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好民法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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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好民法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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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学专业视角来看,此书所引史料相当浩繁;使用的方法、论述的视角,是以现代股份制企业为坐标,来勾勒中国古代合伙制的发展,这种以表面现代,实则西方的社会规范来预论中国古代规范的演进道路的模式,实在有些沉旧(对于六零后来讲,这是通病,考虑到他们的时代背景,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不合适的框架,使优秀的推理无法实现,或者可以说,此书有史料,无结论(不过,这是历史学著作的通病,一般情况下,只有少数史家,可以得出精辟的见解,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此,无须过于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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