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以降的社会发展相比，从所跨越时间和演进速度这两个方面看，夏商西周的社会历史演进过程相当漫长，演进的速度则较为平缓。然而，和我国的原始时代相比，夏商西周的社会历史演进却又是较短的，演进的速度却又很快。在我国自远古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夏商西周正是连结两个巨大时代的不大不小的一环。如果说秦汉以降的我国杰出而辉煌的古代文化是铜铸铁造的历史丰碑，那么，激烈动荡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是铸造这一丰碑的铜液和铁水翻滚沸腾的时刻，而夏商西周便正是为这一历史的浩大工程做出完善的准备。因此，深入考察夏商西周时期的历史情形，对于我们正确而深刻地理解、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是晁福林多年研究夏商周历史的集成之作。

☆自序

两年前我曾有一本小书《春秋战国史丛考》面世，汇集了学习和探讨春秋战国历史及那个时代思想的三十多篇小文。小书出版后，得到师友鼓励，今年遂将关于夏商西周史的文章董理成书。读读多年前所写的文字，一则以喜，一则以愧。喜的是庆幸这么多年，自己没有太偷懒，学习和探讨过一些问题；愧的是这些小文粗疏和讹误之多，令我自己汗颜。之所以还将其编为一书，是因为它尚有学术上的一些独立思考。其中的浅见，虽然在今日已经无足为奇，但在它面世的时候尚有些许闪光创新之处。

翻读这些旧稿，眼前不禁浮现开始改革开放的辉煌岁月景象。那时候人们心潮澎湃，血脉偾张，为时代巨变而欢呼。1979年我返回母校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正遇上一帮意气风发、热血奔腾的同学少年。那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还借住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同食堂果腹，同图书馆攻读，大家指点江山，颇有天下英雄之气概。遥想近代中国刚刚颠覆帝制时候，目光如炬的学人，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那个时代的人们也许没有料到这一巨大变革会历经百余年而余波未息，可以说我们当今也还是处在一个社会宏大而深刻的转型时段之中。尽管文化与学术因其前瞻特质而能够超出时代，但却不可能距离太远，因而总是与其所处的时代有着或隐或显的密切关联。“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看起来像一个美丽的风筝，美则美矣，但却总为时代这根线所牵，线若断了，风筝便会飘向爪哇国去。记得当年中文系的一位仁兄，不仅学识卓著，而且善于修车。大家看他熟练地修理自行车时，有人说道：当年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怕也没有这般本事。还有人说：因为王氏父子不会修车这类鄙事，才成就了两位朴学大师。有人立刻跟上说：咱们既会修车，又会读书，好不令王氏父子羡煞。一阵笑谈未完，车已修好。

笑谈归笑谈，想到身边事，却又难免发愁。我们这帮人绝大多数都拖家带口，奋发读书的同时也肩负着家庭重担。这主要是毕业后要找个安身糊口之处，再将妻小从山乡僻壤之处带出，好教孩子有个出路。那个时候要办这些事可谓难于上青天。指点江山的意气豪情总归还是被“稻粱谋”这根线牢牢牵着，要想甩开膀子为学术大干一场，谈何容易。那时候，盛行编撰辞典和各类通俗读物之风，我们这帮人几乎个个都参与其间，靠码字来挣点小钱。虽然这也练了笔，但离潜心学术却愈发远了。我很羡慕在那种风气下能够耐得寂寞，坐得冷凳的有识之士。他们在青灯冷灶旁坚守着学术，依然把学术做得很好。不像我这般目光短浅，现在虽然有所觉悟，但锐气尽消，纵有伏枥之志，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若借用诗圣之佳句来形容，只能是“白头吟望苦低垂”了。

这本小书所收的文章大体上依夏、商、周三代为序分为3组，另有纵论先秦的一些文字编为第4组。这样的编排有些是不合适的，关于《山海经》的研究归之于夏这一部分就不甚妥当，只是因为其内容与夏较近，就姑妄列为一组了。总之，对于夏商西周史研究而言，这些小文仅是管窥蠡测，并且由于自己梼昧而塞陋，因此我所研讨的许多问题，多遇绝港断汊而难以通达。敬请读者批评指教，为至盼焉。

晁福林，1943年生，1965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于北京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国务院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研究方向为先秦史。代表作有《天玄地黄：中国上古文化溯源》《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先秦民俗史》、《先秦社会思想研究》《上博简〈诗论〉研究》等，并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先秦民俗史》一书获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先秦社会形态研究》一书获第三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提名奖；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教材被评为2006年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