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集译注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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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昆仑出版社
作者:孟二冬
出品人:
页数:437
译者:
出版时间:2008-01
价格:48.00元
装帧:平装
isbn号码:9787800409134
丛书系列:东方文化集成
图书标签:
  • 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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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陶渊明集译注及研究》主要内容: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陶渊明的祖父做过太守,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到渊明时,家境已经衰落,他从小就过着比较贫困的生活。

陶渊明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浔阳柴桑的农村里度过的。浔阳东临、彭蠡湖(今鄱阳湖),北面长江,南倚庐山,风景十分优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尽管家境贫困,但那种生活毕竟是恬静而适意的。“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故乡的一草一木,时时萦绕心头,勾起甜蜜的回忆。早年的这种生活,对陶渊明日后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性格,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静水流深:中国古代文人隐逸精神的演变与嬗变》 引言 在中国文学与思想的长河中,隐逸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深刻命题。它并非简单的避世遁世,而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一种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一种对人生价值的独特追寻。从春秋战国的士人徘徊于庙堂与江湖,到魏晋士人风骨卓然,再到唐宋文人的仕隐两全,隐逸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展现出不同的面向。本书将不再聚焦于某位具体的隐逸文人及其作品,而是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中国古代文人隐逸精神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嬗变,试图揭示这一精神内核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基因、哲学思辨和社会变迁的深刻印记。 第一章 隐逸的滥觞:先秦的萌芽与 proto-隐逸思潮 早在文字的时代开启之前,人类便已对远离尘嚣、亲近自然的渴望有所流露。而中国古代的隐逸思潮,其源头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此时的“隐”并非成熟的隐逸,更像是一种对政治失意的无奈、对乱世的逃离,亦或是一种对理想政治的遥不可及的朦胧预感。 “狂夫之言”的零星闪现: 《尚书》中“隐者”的记载,虽然意义模糊,但已暗示了社会中存在着不与主流价值观同调的群体。《论语》中“不仕五夫”的描绘,如长沮、桀溺,他们对孔子“夫子而仕,何其худ”的诘问,虽带有讽刺意味,却也折射出一种“不合时宜”的独立人格和对现实政治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是后世隐逸精神的雏形,是“君子不器”思想的早期体现。 道家的“避世”倾向: 老子《道德经》中“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等思想,倡导“无为而治”,顺应自然。虽然老子本人是否真正“隐居”尚有争议,但其思想无疑为后世的隐逸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道家对“道”的追求,强调“反者道之动”,反对人为的矫饰和功利,这种精神内核与隐逸所追求的淡泊名利、返璞归真有着内在的契合。 儒家的“君子”之困: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入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在乱世之中,如何坚守儒家之道,又如何面对不被采纳的困境,成为儒家士人必须面对的难题。孔子自身的周游列国,其遭遇既有被尊重的时刻,也有遭受排挤和误解的尴尬。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持,与“知其不可而退”的隐逸,形成了辩证的张力。部分儒家学者在政治抱负无法实现时,转向内心修养、教育后学,或寄情山水,这已带有隐逸的色彩。 墨家的“兼爱”与“非攻”的局限: 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战争频仍、民不聊生的现实的反抗。但墨家更强调“兼治”,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改良,与纯粹的隐逸有所区别。然而,墨家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以及对功利主义的否定,也为后来的隐逸者提供了反思社会、审视功名的参照。 第二章 魏晋风骨:隐逸精神的第一次高潮与人格的解放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分裂的时期,也正是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孕育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隐逸高潮。政治的黑暗、战乱的频仍、士族门阀的兴起,使得传统的入世价值观面临严峻挑战,而“玄学”的兴盛则为士人提供了精神上的栖息地。 “竹林七贤”的标杆意义: 嵇康、阮籍、刘伶等“竹林七贤”是魏晋隐逸精神的杰出代表。他们一方面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极度不满与反抗,以“啸”、“饮酒”、“不羁”等方式宣示独立人格;另一方面,又深刻地受到玄学思想的影响,追求精神自由与个体内在的解放。他们的隐逸,不再仅仅是避世,更是一种对生命本真的呼唤,对虚伪礼法的反叛。他们的作品,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更是将“绝交”政治,将个人精神的自由置于社会认可之上,成为千古绝唱。 玄学与隐逸的内在关联: 玄学以“自然”、“虚无”、“清静”为核心,强调“得意忘言”、“得意忘象”,与世俗的功名利禄、名节礼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超越性价值的追求,为士人提供了精神上的解脱。隐逸成为了实现玄学精神的最佳途径,即通过“避世”来“全生”,通过“忘怀”来“得意”。 “山水田园”的初步兴起: 虽然此时的“山水田园”更多地作为一种个人精神寄托的场所,尚未形成系统的文学流派,但对自然的亲近与描摹已经开始。陶渊明的出现,将这种趋势推向了新的高度,他的作品成为连接魏晋隐逸与后世的重要桥梁。 士族门阀的夹缝生存: 在门阀政治的背景下,一些士族为了维护家族的声誉和地位,也采取了隐逸的策略。这种隐逸,往往带有一定的政治考量,是为了规避政治风险,等待时机,或是在无法入朝为官时,通过“清谈”等方式保持其文化影响力。但这与底层文人的纯粹隐逸有所区别。 第三章 山水诗歌的繁荣与隐逸的审美化 进入唐代,隐逸精神并未消失,而是以一种更为精致、更为审美化的方式呈现,尤其体现在山水诗歌的繁荣之中。虽然唐代文人大多有“致君尧舜”的理想,但政治的起伏、仕途的坎坷,使得许多文人不得不面对“归隐”的选择。 王维与孟浩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王维以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独特风格,将隐逸的情怀融入山水景物之中。他虽然也曾为官,但晚年乐于在蓝田辋川过着隐居生活,他的诗歌中处处流露出对自然的热爱,对佛学的体悟,以及淡泊宁静的心境。《山居秋暝》中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送梓州李刺史》中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都描绘了一幅幅充满禅意的隐逸画面。孟浩然的诗歌则更显“冲淡自然”,他将归隐的情怀寄托于山水,如《过故人庄》中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展现了田园生活的淳朴与悠闲。 边塞诗中的“隐逸”情怀: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边塞诗中,也并非完全缺乏隐逸情怀。高适、岑参等边塞诗人,在描写战乱与征伐的同时,也常常流露出对和平、对归隐的向往。这种“征夫思妇”式的隐逸,是一种在极端环境下的精神慰藉。 隐逸的“世俗化”与“诗意化”: 相较于魏晋的“狂放不羁”,唐代的隐逸在精神表现上更为含蓄、内敛,也更加“诗意化”。隐逸不再是纯粹的反叛,而是成为一种人生选择,一种心灵的安顿。山水成为了他们情感的寄托,自然的和谐与宁静,与官场的喧嚣与污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四章 宋代理学与隐逸精神的再审视 宋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理学的兴起对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潮下,隐逸精神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理学士人”的“隐”与“显”: 理学强调“格物致知”,追求道德的完善,这使得一些理学士人在政治上表现得更为积极,试图通过改革来实现其理想。然而,当政治抱负受挫,或是在朝堂之上与当权者意见相左时,他们也会选择“退隐”。这种隐退,往往带有更强的理论色彩,是基于对“道义”的坚守。欧阳修晚年的《丰乐亭记》,描绘了自己虽身处乡野,但心怀朝廷,以“乐”自喻,将个人情怀与家国情怀结合。 “闲适”的生活态度: 宋代文人整体上更加注重生活的“闲适”,崇尚“雅趣”。即使是为官者,也常常在闲暇之余,通过品茶、赏花、养石、抚琴等方式来安顿身心,这与魏晋的“狂放”和唐代的“诗意”有所不同,更趋向于一种精致的、自我的精神生活。苏轼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看似豁达,实则是一种对人生无常的深刻洞察与淡然面对。 “道”与“器”的矛盾: 理学强调“君子不器”,但又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现实的“器”。当“器”不能容纳“道”时,隐退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这种选择,既是对现实的无奈,也是对自身操守的维护。 第五章 元明清的隐逸:走向末世的徘徊与文化的反思 元明清时期,随着民族政权的更迭、社会结构的变迁,隐逸精神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复杂而多样的面貌。 元代遗民的“孤忠”与“避世”: 元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汉族士人面对异族统治,许多人选择了“不仕”。他们的隐逸,带有强烈的民族情感,是对故国怀念和对民族气节的坚守。他们的作品,如杨维桢、脱脱等人的诗文,常常流露出“孤忠”与“避世”的双重情感。 明代文人的“孤傲”与“遁世”: 明代政治的黑暗,尤其是宦官专权、党争激烈,使得许多文人对政治感到绝望。明代文人中的隐逸者,往往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孤傲”与“遁世”倾向。李贽的“奇谈怪论”,是对传统道德礼教的挑战,也反映了他对主流价值观的疏离。而一些文人选择在山林隐居,或寄情戏曲、小说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现实的一种逃离。 清代遗民与“闭门思过”: 清代对汉族士人的思想控制尤为严酷,许多文人在文字狱的威胁下,不得不选择沉默与隐退。清代遗民的隐逸,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闭门思过”式的自我保护,以及对故国、对汉族文化的深切怀念。他们的作品,常常带有沉郁悲凉的基调,是对时代变迁的无奈与反思。 文化的反思与隐逸的“内化”: 到了明清时期,隐逸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内化”为中国文人的一种文化心理。即便身处官场,许多人也常常在内心深处保有“隐逸”的情结,将隐逸视为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这种“内化”的隐逸,体现在他们对个人精神世界的关注,对功名利禄的淡漠,以及对自然与艺术的追求。 结论:隐逸精神的永恒回响 隐逸精神,并非一个僵化的概念,而是一个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流变、不断被重新阐释的文化符号。它既是中国文人面对政治压迫、社会动荡时的无奈选择,也是对人生价值、精神自由的深刻追寻。它体现在先秦的零星闪现,魏晋的蓬勃爆发,唐宋的诗意化,以及元明清的复杂嬗变。 本书尝试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隐逸精神的考察,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社会现实和文化基因。我们看到,隐逸不仅仅是一种“避世”,更是一种“全生”,一种对生命本真的回归;它不仅仅是消极的遁逃,也是一种积极的精神反叛;它不仅仅是对功名利禄的唾弃,更是对个人价值的独特衡量。 即使在现代社会,当“隐逸”成为一种模糊的概念,当“诗和远方”成为一种遥远的向往,隐逸精神中所蕴含的对喧嚣现实的疏离,对内心宁静的渴望,对生命本真的追求,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保持一份独立的精神空间,守住内心的淳朴与真实,或许才是最可贵的“隐逸”之道。 本书的目的并非为隐逸正名,更非鼓吹逃避现实,而是希望通过对这一古老而深刻的文化现象的梳理与分析,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去理解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去体味中华文化中那些深沉而隽永的生命哲学。它是一次关于“静水流深”的文化探索,一次关于中国古代文人心灵史的深度回眸。

作者简介

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陶渊明的祖父做过太守,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到渊明时,家境已经衰落,他从小就过着比较贫困的生活。

陶渊明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浔阳柴桑的农村里度过的。浔阳东临、彭蠡湖(今鄱阳湖),北面长江,南倚庐山,风景十分优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尽管家境贫困,但那种生活毕竟是恬静而适意的。“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故乡的一草一木,时时萦绕心头,勾起甜蜜的回忆。早年的这种生活,对陶渊明日后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性格,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目录信息

《东方文化集成》编辑委员会《东方文化集成》总序前言卷之一 诗四言卷之二 诗五言卷之三 诗五言卷之四 诗五言卷之五 赋辞卷之六 记传赞述卷之七 疏祭文 附录陶渊明研究
· · · · · · (收起)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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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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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初拿到这本书时,我有点担心它会过于晦涩难懂,毕竟涉及古代文学的研究往往门槛较高。然而,实际阅读体验却出乎意料的流畅和愉悦。它的结构安排非常巧妙,将艰深的理论分析与生动的文本解读穿插进行,使得即便是对魏晋风度不太熟悉的读者也能轻松跟上思路。研究的部分,我特别留意了作者对于陶渊明“田园诗”核心哲学观的剖析,那不再是简单地停留在“爱自然”的层面,而是深入挖掘了其背后对个体自由、对士人抱负的深刻反思。作者的论证逻辑严密,引用旁证资料翔实可靠,让人信服。它没有使用那种故作高深的术语堆砌,而是用一种近乎于讲故事的叙事方式,将复杂的文学史背景娓娓道来。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成功地架起了一座连接古今读者的桥梁,让我们得以在当下的语境中,重新审视一位千年前的伟大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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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普通爱好者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实用性和知识增益性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它就像一个贴心的向导,全程陪伴着你领略陶渊明的文学世界,确保你不会在任何一个岔路口迷失方向。对于那些希望系统学习陶渊明诗文,但又担心传统教材过于枯燥乏味的朋友来说,这本书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它不仅提供了可靠的译文和注释作为基础,更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野,引导读者思考“为什么是陶渊明”以及“他的诗歌在今天还有何意义”。我个人认为,任何对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对古代隐逸文化感兴趣的读者,都应该珍藏这样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人文温度的佳作。它展现了如何以现代的学术规范,去精心地呵护和传承一位伟大的古代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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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的整体呈现,仿佛带领我走进了一个宁静而又充满智慧的古代园林。作者的笔触细腻,对文字的考据极其扎实,每一个注释都像是给迷失在古籍中的我指引方向的灯塔。我尤其欣赏它在解读诗文时,那种既尊重原文意蕴,又不拘泥于僵硬教条的平衡感。它不像某些学术著作那样高悬于殿堂之上,而是努力地将陶渊明那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情怀,用现代读者的视角进行重新梳理和激活。阅读过程中,我能真切感受到作者对陶渊明复杂心境的深刻理解,尤其是在描绘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与现实困境之间的挣扎时,那种悲凉与超脱交织的情感,被阐释得淋漓尽致。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快节奏现代社会的人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让我们得以暂时抽离,去探寻一种更纯粹、更接近本真的生命状态。它不仅仅是一本工具书,更像是一次精神上的漫步,让人在字里行间体会到中国传统文人特有的高洁品格与审美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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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和排版处理也值得称赞,这对于沉浸式阅读体验至关重要。纸张的质感温润,油墨的颜色恰到好处地减轻了长时间阅读带来的视觉疲劳。但更吸引我的是它对原始文本的尊重。在处理那些难以确定的词句时,译注者的处理方式显得极为审慎和谦逊,他们会列举不同的可能性,并给出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而非武断地下结论。这种对待学术材料的严谨态度,是衡量一部优秀古籍整理本的关键标准。我尤其喜欢其中一些细节的考据,比如对当时地理环境或官场习俗的补充说明,这些看似微小的“注解”,实则为我们理解诗人特定篇章的创作背景提供了关键的钥匙。正是这些扎实的基础工作,使得阅读不再是盲目的猜想,而是一场基于充分信息的探索之旅,让人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到由衷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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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感受是“豁然开朗”。许多我过去在其他地方读到陶渊明诗句时感到模糊或存疑的地方,在这本书的详尽阐释下,立刻变得清晰起来。特别是涉及到他对儒、道两家思想的融合与取舍那一部分的分析,作者的洞察力非常犀利。他们没有将陶渊明简单地归类为道家隐士,而是指出他在入世与出世之间的徘徊与挣扎,这才是其人格魅力的核心所在。书中对一些重点篇章的“研究”部分,简直可以视为一篇篇精彩的独立论文,它们不仅是对文本的解释,更是对魏晋时代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精彩剖析。这种深度的挖掘,使得读者在品味诗歌的优美之余,更能领悟到诗人身处乱世而坚守本心的那种历史重量感,让人读后久久不能平静,值得反复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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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浅显,未及精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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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简单 但是挺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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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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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有帮助的一本书 参考着写了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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衹能當工具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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