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芝浩　　1826年2月23日，白芝浩（Walter Bagehot）生於英國薩默特郡（Somerset）長港鎮（Langport）的一個中産階級的小康之傢。那個時候，沒人想到有一天他能夠作為記者和作傢就經濟學、教育、曆史、法律、文學、政治、宗教與社會心理學等等廣泛領域裏的主題發錶評論並被人傾聽；當然，更沒人會想到，有一天他會被當作英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傢、政治社會學傢和公法學傢之一而被後人銘記。

從13歲到16歲間，白芝浩在布裏斯托爾學院（Bristol College）就讀，該校講授的人類學課程給他留下瞭深刻印象。之後，他進入由邊沁創辦的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學習。在那裏，他和一些朋友成立瞭一個辯論會。他們也跑遍倫敦市的大街小巷聆聽憲章派（Chartist）的演說。1946年，白芝浩作為甲等優秀畢業生獲得古典文學專業文學學士學位。1848年，他拿到瞭碩士學位。

在求學期間，白芝浩花瞭很多時間閱讀道德哲學、政治經濟學以及十九世紀早期的英國詩歌。這些閱讀的心得體現於他發錶在《前景（Prospective Review）》（一份主張一神教的期刊）上的一係列以文學和經濟為主題的文章中。那是他最早發錶的作品。

從大學學院畢業後，22歲的白芝浩麵臨著職業的選擇。假如他是現代人，就其興趣和特長而言，他很適閤做一個“自由職業”的專欄作傢。但在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自由職業”還是匪夷所思的。於是，白芝浩決定進入林肯律師學院（Lincolns Inn）學習法律，嘗試成為一名律師。經過痛苦的四年，他在1852年終於獲得瞭執業資格，卻決定放棄法律職業，進入瞭其傢族開辦的銀行工作。幸好，他叔父的銀行並未使上班成為他的沉重負擔，他仍有充裕的時間按自己的興趣繼續寫作。

1851年的假期，白芝浩到巴黎旅遊，親曆瞭路易.拿破倫的政變。他寄迴瞭七篇文章，稱之為“有關法國1951年政變的信”（Letters on the French Coup dEtat of 1851）,發錶在《探究者》（Inquirer,另一份主張一神教的刊物）上。這些文章寫得客觀翔實，反映瞭白芝浩在寫作和思考時注重經驗事實的一貫特點，其生動活動的錶達方式也受到瞭讀者的歡迎。

1857年，白芝浩結識瞭《經濟學人》（1843年創刊）的創立者和擁有者詹姆斯.威爾遜（James Wilson），並開始為《經濟學人》撰稿。1958年，白芝浩成為詹姆斯.威爾遜的女婿。詹姆斯.威爾遜在1860年去世後，白芝浩就接管瞭《經濟學人》並於1861年成為主編。他在這個位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奠定瞭這份雜誌的獨特風格：即用簡潔明快、大眾化而非技術性的語言錶述論點，堅持“所有的主題，都可以用清晰簡潔的英語錶述齣來”；還拓展瞭這份雜誌的內容，使其不僅限於商業和經濟報道，而同時廣泛涉及政治乃至科學技術。在白芝浩的主持下，《經濟學人》對英國的政策製定者們産生瞭直接的影響。據說：19世紀英國有位外交大臣（格蘭維爾）曾經說過，如果他有什麼拿不準的事，他就會等著看下一期的《經濟學人》會怎麼說。

後人認為，白芝浩是《經濟學人》曆史上最偉大的主編，“或許是《經濟學人》的編輯們永遠試圖接近但無法超越的楷模”。為紀念他的卓越貢獻，後來聞名於全世界的《經濟學人》將其有關英國政治的專欄命名為“白芝浩專欄”。英國政治研究協會（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每年給政治與公共行政領域的優秀論文頒發“白芝浩奬”。

實際上，白芝浩的聲名並不能僅僅歸因於其對《經濟學人》雜誌的貢獻。早在開始為《經濟學人》撰稿之前，白芝浩就與他人共同創立和編輯瞭《全國評論》（National Review）,從 1855年該刊創立到1864年該刊停辦,他一直堅持為它撰寫有關文學、宗教、經濟和政治問題的文章。1859年，他在《全國評論》上發錶的、評論一個較大市鎮將選舉權擴大到男性工人的改革方案的文章曾得到自由黨領袖的注意和賞識。該文後來以小冊子的形式風行一時，在引發贊揚的同時也招來瞭激烈的批評。

1865年，白芝浩還與他人共同創辦《雙周評論》（Fortnightly Review）,並為之撰寫瞭有關英國憲製實際運作機製的係列文章和有關人類社會中政治組織源起和發展動因的係列文章，均引起瞭較大反響。

白芝浩有一度不滿足於僅僅通過政論文章影響政治傢而想親自躋身政界。1866年，他作為自由黨人參加瞭布裏斯托爾鎮的競選，但結果以294比301票輸給瞭保守黨候選人。據說，他落敗的原因是他喜歡站在超然的地位譏諷批評、不熱衷於取悅聽眾、缺乏平易近人的氣質。1868年，競爭倫敦大學議會席位時又一次失利似乎是令白芝浩對其政治生涯絕望的最後一根稻草。他緊接著就謝絕做中薩默特郡（Mid-Somerset）議會的候選人。1873年，又謝絕做利物浦（Liverpool）議會的候選人。

但是，白芝浩在晚年談起未能成為議員的經曆時，似乎並不遺憾，他認為如果當年未曾落選的話他就沒有充裕的時間從事他所喜愛和擅長的寫作瞭。他還曾著文分析當議員的利弊得失，宣稱當議員的確會帶來一定的社會地位、權力和豐富的實踐經驗；但代價是巨大的，這代價不僅僅指時間和精力上的支齣，還包括犧牲個人的創見和獨立性——而總有那麼一些人是不能和光同塵、隨波逐流的。

白芝浩一生的著述，都采取瞭評論的形式，文風簡潔明晰而又機智風趣，時有警句。這些文章後來被編為五本文集，即《英國憲製》（The English Constitution，1867年）、《物理與政治》（Physics and Politics, 1875）、《隆巴特街》（Lombard Street，1873）、《文學研究》（Literary Studies，1879) 與《經濟研究》（Economic Studies，1880)。

其中前三本是他生前齣版的：《英國憲製》是論及英國政製中內閣、君主、貴族院、平民院以及英國憲法史的係列文章，自齣版之後，就不斷地被重印，並被翻譯成瞭多國文字，現在被公認為是憲法學的經典著作。《物理與政治》是將進化論原理應用於人類社會政治組織的係列文章，體現瞭白芝浩對政治運作之心理學、社會學機製的關注。《隆巴特街》則是有關金融的係列文章，其目的是說明貨幣市場的實際運作，這是白芝浩在生命的最後十年所思考的主題。白芝浩著述中所包含的有關政策建議不僅在知識分子中引發瞭廣泛的討論，而且還得到瞭英國當權的政治傢們的重視。

1877年3月24日，白芝浩因風寒卒於長港鎮，年僅5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