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汉学书目正续编》精装全三册,收入考狄《中国书目》+袁同礼《续考狄中国书目》。
考狄《中国书目》简介
考狄的五卷本《中国书目》,是从十六世纪开始一直到1923年的西方关于中国文献的总目,对于早期西方的中国研究起过不可替代的指南作用。
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5),法国人,出生于美国新奥尔良。于1869年来到上海,1876年离开中国,在中国的这段生活令考狄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国后考狄创办著名的汉学研究刊物《远东杂志》《通报》,一生著述甚丰,有《中国书目》《中国通史》《日本书目》《印度支那书目》等,晚年还补订亨利·裕尔《马可波罗游记译注》和《东域纪程录丛》。
《中国书目》是考狄庞大著述中最重要的著作,可以说是毕生心血之结晶。是书收录十六世纪到1923年西方关于中国的书目,包括用多种欧洲语言写成有关中国的专著和文章,广及小启事和书评。《中国书目》第一版二卷本在1878年至1895年出版,1893年至1895年出增补说明。第二版四卷本1904年至1908年出版,1922年至1924年补编一卷,共五卷;原则上书目只收录已经出版的文献,未刊抄本不予收录。
《中国书目》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有关狭义的中国;第二部分,在中国的外国人;第三部分,外国人与中国的关系;第四部分,在外国的中国人;第五部分,中国的附属国。此后袁同礼继续收集1924年以后的西文中国研究书目,1958年出版《西方文献中的中国:续考狄中国书目》。此次重印,将这两种书目合璧,仍依通行习惯总其名《西方汉学书目正续编》。
袁同礼《续考狄中国书目》简介
袁同礼《西方文献中的中国:续考狄中国书目》,1958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部西方汉学的目录学著作,继考狄《中国书目》而编,也是20世纪西方汉学的必读书。
袁同礼字守和,1895年生于北京,1965年2月去世。袁同礼是中国现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开创者,袁同礼说:“编目录的工作,有一本书自己没查到都不放心。”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到编目员,隐忍淡定的工作成就了一个目录学家。《西方文献中的中国:续考狄中国书目》收录1921年到1957年以英文、法文、德文出版的18000种有关中国的著述,有专著也有论文和报章文字。大多是西方汉学家的书,也有中国学者出版的外文著作。一个特别的贡献是,作者的中文名字都在罗马拼音旁标注了中文。《前言》说:“目前,对考狄书目续编的需求是明显的,因为数十年来,这里有巨大的汉学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对专家来说也是陌生的,这本续编就是要填补这个空白。”袁同礼为此书花费了十几年时间,跑了美国和欧洲许多图书馆,恒慕义《序》说:“书目中所有条目都一一亲自考订其准确性,而非录自其他数据。为了防止缺失,美国和欧洲的重要亚洲图书馆他大都一一访问到了。因此他的续编无论在语种还是在年代的覆盖面上,比任何一家图书馆都要全面。”
《西方文献中的中国:续考狄中国书目》全书分二十八大类,每个大类下分若干二级分类。作为专业目录学家,袁同礼并不满意考狄《中国书目》的分类,他的分类更具科学性。重视书目和参考书,列为一级大类,并列首位。袁同礼说:“一国民智之通塞,与其图书馆事业之盛衰相为表里。”放弃传统四部分类而采用西方图书分类,袁同礼是要开通民智。国人民智闭塞,“为未来之新运启一途径”,袁同礼开创的中国现代图书馆和目录学,根本是在为这个文化开出新命来。
亨利•考狄(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是法国著名汉学家,1849年出生于美国的新奥尔良,三岁时迁居法国。1869年,他来到中国,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图书馆任职。1876年离华回法,后长期任教于巴黎现代东方语言学院,曾任亚洲学会副主席、巴黎地理学会主席、欧洲汉学杂志《通报》创始人及主编等职。考狄被认为是西方汉学家中最伟大的先驱者之一,长于中西关系史及文献目录之学,一生著述甚丰。主要著作有《中国学书目》5卷(又译《西人论中国书目》,1881~1924),《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3卷,1902),《中国通史》(4卷,1920)等等,其中对汉学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学书目》,这部书将汉学发轫时期至1924年的汉学研究论著目录全部收入,为汉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极为方便的论著检索向导。此书曾获1880年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斯坦尼斯拉斯•儒莲奖,为西方汉学领域之名著,至今仍是欧美研究中国问题学者的必读书。他晚年的另一贡献是以汉学研究领域新发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重新修订补充了亨利•裕尔的《马可波罗游记译注》和《东域纪程录丛》,使这两部书质量水准更上一层楼。
袁同礼,字守和,一八九五年生于中国北京。一九一六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同年,加入清华园图书馆工作,一九一七年任清华学校图书馆馆长。一九一八年当选为北京图书馆协会会长。一九二零年获奖学金赴美深造,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院攻读,一九二二年获文学士学位,翌年获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院图书馆学学士学位。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曾在伦敦大学研究院攻读一年,也曾在巴黎古典学校学习和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任职。一九二四年底回国,任广东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并担任中华图书馆协会秘书。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任国立北京大学目录学和图书馆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八年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和馆长,在任期内,建立了图书馆各种规章制度,开展图书馆业务并经图书馆工作分采访、编目、流通、参考等部门,广泛罗致人才,派员出国学习进修,创办馆刊,进行学术研究,编辑多种卡片目录,联目录和书目索引等,树立了中国现代图书馆之楷模,获得图书界和学术界的好评。一九四五年获美国匹兹堡大学颁发法学名誉博士学位。一九四九年赴美定居,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年任斯坦福大学研究院编纂主任。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五年回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是书目提要编著人及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文献顾问。1957年至退休,一直在国会图书馆编目部工作,1965年2月因癌症卒于华盛顿。袁同礼在北平图书馆任馆长时,聘请一些专家,为该馆藏书、编目、书目等项业务打下基础。为中国图书馆事业颇多贡献,是新图书馆运动的主要活动家之一。对古代藏书深有研究,著有《永乐大典考》、《宋代私家藏书概略》、《明代私家藏书概略》、《清代私家藏书概略》三篇,史料翔实,对宋、明、清三代私人藏书家史料的分析和研究,多有精辟之论。赴美后,论述宏富,主要有《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史目录》、《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目》、《西文汉学书目》、《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现代中国数学研究目录》、《中国留欧大陆各国博士论文目录》《新疆研究丛刊》、《中国美术学目录》等及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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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浩如烟海的典籍,真是让人大开眼界。我最近沉迷于研究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的政治结构变迁,尤其是美第奇家族崛起前后的权力运作逻辑。这本书对那个时代思想家们的著作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梳理,光是关于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不同版本流传与解读差异,就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进行考证。作者对文献源头的追溯极其严谨,从佛罗伦萨的档案馆到梵蒂冈的秘密文库,那些晦涩难懂的拉丁文手稿被一一对照分析,展现了令人叹服的学术功力。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对早期人文主义者如何将古典哲学思想融入当代治理理念的探讨,那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感,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脉搏。对于任何想要深入理解西方政治思想史演变,而不是停留在表面概念的学者来说,这都是一本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它的深度和广度,足以支撑起数篇博士论文的选题。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和排版,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享受,但更重要的是其内容组织上的匠心独运。我个人对中世纪晚期经院哲学中“实在论”与“唯名论”的争论极感兴趣,这本书对这一漫长争论的梳理,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示范。作者巧妙地以时间轴为骨架,以关键人物的学术争论为血肉,构建了一个立体且富有张力的知识图谱。我发现,很多传统教材中被简化处理的教义辩论,在这里被还原了其复杂的语境。例如,对邓斯·司各脱与奥卡姆的对比分析,不再是简单的观点对立,而是深入到他们各自所属的修会背景和神学立场差异。这种细致入微的考证,让我重新审视了“逻辑思辨”在西方知识体系建立中的核心地位。对于历史文献爱好者而言,这本书提供的参照注释系统,简直是寻宝图一般的存在。
评分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更像是一次漫长而充实的学术旅行。我近期正专注于研究德法边境地区,特别是洛林公国在18世纪被法国吞并过程中,其文化身份的漂移与重塑。这本书虽然核心关注点在于“西方汉学”的早期发展,但其附带的对欧洲知识分子圈层互动的描述,提供了极具洞察力的背景材料。它细致描绘了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各国学者间如何通过信件网络交换学术成果,以及这种网络如何受到宫廷政治和宗教审查的影响。特别是书中对某些失落书信的重建与分析,让我得以一窥当时思想交流的真实面貌,那种在谨慎的措辞下涌动的学术热情,极具感染力。它帮助我更好地理解,那些看似孤立的区域性文化事件,实际上是置于一个巨大的、跨国界的知识交换体系之中的。
评分坦白说,初读此书时,我有些被其庞大的信息量震慑住了。我目前的工作重心放在比较文学领域,特别是探讨启蒙运动后期,法国对英国经验主义思潮的吸收与本土化改造。这本书在这方面的材料密度极高,它罗列了大量早期译本的译者、流传路径以及在沙龙文化中的接受度。令人称奇的是,作者对于那些“次要”的、常常被忽视的旅行文学和私人信函的引用,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知识传播生态的理解。它揭示了精英思想是如何通过非正式渠道渗透进上流社会的日常对话中的。这种宏大叙事与微观史实的完美结合,使得整部作品既有理论高度,又不失鲜活的细节支撑。我特别留意了关于卢梭早期思想受苏格兰启蒙影响的章节,那里的论证逻辑严密得让人拍案叫绝。
评分翻开这本著作,我立刻被其深邃的哲学思辨所吸引。它不像是一般的历史梳理,更像是一场关于“知识是如何被构建与传播”的元思考。我最近正在对19世纪末德国唯心主义向现象学过渡时期的精神危机感到困惑,这本书恰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参照系。它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通过对特定时期关键学者书信、讲稿的细密分析,揭示了他们思想转折点的微妙心理动因和外部学术压力。比如,书中对胡塞尔早期对布伦塔诺学说的批判性继承,那种在继承中寻求突破的张力,被描绘得淋漓尽致。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那些高度抽象概念时的叙事能力,它能将复杂的本体论争辩,转化为清晰的逻辑链条,让非专业读者也能窥见其堂奥。读完其中关于“意向性”的章节后,我感觉自己看待世界的视角都被重塑了,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思想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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