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作者简介
铃木虎雄（1878～1963）Suzuki Torao，铃木虎雄先生，字子文，号豹轩，别号药房，1878年1月生于日本新泻县西蒲原郡粟生津村（今吉田町）的一个学者家庭。
其祖父铃木文台、父亲铃木惕轩都是当时的著名汉学家，尤以铃木文台博通群集。著述极丰。因而铃木虎雄自幼即浸染于中国文学与日本儒学的浓郁的学术氛围当中。及长，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后，又于1916年赴中国留学两年，于1929年赴欧洲各国考察半年，更成为其在毕生致力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得以开阔视野、融贯中西的重要因素。
铃木虎雄先生对日本的汉学研究贡献极大，在从中国留学归国后，1919年即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获文学博士学位，1938年被敕旨任命为帝国学士院会员，1961年被授予日本文化勋章，1963年被列为一等功勋并授予瑞宝勋章，同年病逝，享年86岁。
铃木虎雄先生在日本汉学界地位极高，现代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小川还树都是出其门下的。正是由于其门下众多的杰出承传弟子以及其本身汉学成就的开创性，铃木先生甚至被称为日本近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第一人”（参见《日本汉文学大事典》，明治书院1985年出版）。
铃木虎雄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中国文学研究中，从《诗经》、《楚辞》、《文选》、《杜诗》一直到词曲、戏剧、小说，几乎对中国文学史的各个阶段和各种形式都有专著或专文论及。不仅整理介绍了大量的中国文学精华，如其所著《陶渊明诗解》、《陆放翁诗解》、《玉台新咏集注》等，其中尤以全译《杜诗》八册，规模之巨，至今仍为日本的最完备的杜诗译本；而且在诸多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如其所著《赋史大要》、《骈文史序说》等，皆为前无所本之作，所著《文心雕龙校勘记》，从《玉海》、《太平御览》等类书中勾稽佚文、参校勘定之方法，即对范文澜校订《文心雕龙》有重要启示与影响，尤其是其所著《中国诗论史》，作为批评史的开创之作，更为日本汉学极度推崇。而《中国诗论史》成就之本身，也正是与其学养之深广紧密相关的。
190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文学科，1903年赴中国台湾，任《日日新闻》社汉文部主任，1905年返回日本，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教授。以《中国诗论文》获文学博士，这是日本第一部研究中国古代诗史的著作。1928—1931年参加《国民文库》的编辑，翻译《杜少陵诗集》，这是日本第一次全部译出杜甫诗歌的作品。1936年出版《赋诗大要》，探讨中国诗歌的体裁形式的发展历史。1948年出版《陶渊明诗解》，1950年出版《陆放翁诗解》，1953年出版《玉台新咏集》。创作之汉诗数千首，辑为《豹轩诗钞》(6卷)。著有《支那文学研究》、《禹域战乱诗解》、《白乐天诗解》、《(日译)杜少陵诗集》等。
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早期的当以陈中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1927年出版）、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人文书店1934年出版）、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世界书局1934年出版）、朱润东《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开明书店1944年出版）为代表，其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筚路蓝缕，功不可没，但对诗史论丰富内涵及其价值和影响的系统专论，却迄今未见。仅从这一意义上看，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中国诗论史》的重要价值，即已显而易见了，但是不仅如此，该书早在1925年即由日本京都宏文堂书房刊行，比中国最早的批评史专著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问世还要早出两年，况且，作为该书主要内容的《论格调、神韵、性灵之诗说》、《周汉诸家的诗说》、《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等三篇系列论文早在1911年、1919年和1920年即分别发表于《艺文》杂志，可见其对中国史论史乃至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邮局创建性功绩。对此，日本当代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即已指出：
作为文学批评研究者，先生著有《中国诗论史》，这是一本不仅早于日本的学者，甚至还早于中国学者罗泽根、郭绍虞等人的批评史著作的划时代的创造性成果。（吉川幸次郎《继承与开创——铃木虎雄先生的学术业绩》，《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7卷）
细察陈中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以铃木此书为借鉴，也是有迹可寻的。但是，从中国学术界的总体看，铃木此书问世后，并未得到清楚的了解和足够的认识，则不能不说为一大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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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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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从装帧和版式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排版也着实让人不敢恭维。纸张的选择略显粗糙，字号偏小，行距也较为拥挤，这对于一本动辄需要长时间阅读的史学著作来说，无疑是一种视觉上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全书的插图和图表极度缺乏，对于需要直观理解事物关联的读者而言，这构成了一个不小的障碍。例如，在介绍不同流派的辞赋风格差异时，如果能配上直观的对比图表，或者关键篇章的艺术结构示意图，将能极大地辅助理解。而现在，所有的信息都只能通过密集的文字段落来消化，这使得信息接收的效率大大降低。坦率地说，这本书的实体呈现，给人一种“赶工”或“预算有限”的感觉，完全没有与其主题的“大要”气质相匹配的庄重感和易读性。它更像是一份内部油印的资料汇编，而非一部面向市场的、经过精心设计的出版物。阅读过程中，我经常需要借助外部的光源，并且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翻页，生怕损坏了这略显脆弱的书脊。
评分读完这本书后，我的第一直觉是，它似乎更偏向于一种“文献索引式”的叙事，而非那种引人入胜的“历史讲述”。我本以为“赋史大要”会像一位技艺精湛的导游，带着我穿梭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讲解每一段辞赋的时代背景、艺术特色以及其与同期政治风貌的呼应。但实际情况是，作者更像是一位严谨的档案管理员，将大量的史料按照时间或地域进行了编排。书中对于具体篇章的引用和分析，虽然详实，却常常显得有些零散，缺乏一种贯穿始终、令人信服的哲学或美学主线。例如，在论及某个朝代的赋作风格变化时，我更需要的是对这种风格转变背后深层社会心理的探讨，而不是仅仅罗列出几个代表性作家的作品名字和简短的评语。这种阅读体验，就好比站在一座巨大的图书馆前，书架上的书很多，但并没有人告诉我哪本书最应该先读，以及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我承认，书中对某些冷僻辞赋的挖掘和引用，确实拓宽了我的知识面，但这对于建立一个连贯的“赋史”概念而言，帮助似乎有限。最终，我合上书本时，脑海中留下的是无数零散的知识点，而非一幅完整而清晰的历史图景。
评分我试图在这部《赋史大要》中寻找对“赋”这一文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功能转变的深入剖析。例如，赋从最初的宫廷颂扬、贵族炫技，到后来逐渐融入市民阶层的日常情感表达，这种功能性的蜕变，理应是历史考察的核心。但书中对这些社会学视角的探讨，显得非常单薄和程式化。作者似乎更热衷于从文本形式的演变，如句式、用典的繁简等方面进行考据，而对于支撑这些文本背后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的变迁，则着墨不多。举个例子，当探讨到某一特定时期赋的衰落时，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作者结合当时的政治气候、文人阶层地位的变化来进行论证，而不是仅仅归咎于“文风的自然更迭”。这种对外部环境考察的缺失，使得全书的分析停留在了一种相对孤立的文学内部循环层面，缺乏将文体置于时代洪流中的批判性眼光。因此，尽管我看到了许多关于“赋”的形制细节，却未能从中洞察到驱动其兴衰的更深层次的社会动力。
评分这本书的语言风格，说实话，让我感到有些沉闷和学究气。它大量使用了专业术语和古典引证，这无疑增加了其学术权威性，但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普通读者的阅读门槛。对于我这样的非专业人士来说，每一次阅读都像是在进行一场艰难的“词汇解码”过程。我理解，既然是探讨古代文体的发展，必然要触及到复杂的文学批评理论，但书中对这些理论的阐释似乎过于晦涩和内向，总是在自我引证的小圈子里打转。我期待的“大要”，是能够将复杂的学术观点，用清晰、流畅的现代语言进行转译和阐释，让历史的脉络如同江河一般自然流淌出来。然而，这本书的行文节奏显得非常迟缓，大量的长句和复杂的从句结构，使得我的注意力很容易被分散。很多时候，我需要停下来，反复琢磨一句话的真实含义，这极大地削弱了阅读的沉浸感和愉悦性。仿佛作者只在与同行交流，而没有顾及到更广阔的读者群体，使得这部本应是“导览”的作品，变成了一部“内部参考手册”。
评分这本《赋史大要》似乎在书名上就给我一种既宏大又有些抽象的感觉，初次翻阅时，我期望它能为我构建一个关于“赋”这种文体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脉络，并试图揭示其背后深层次的文化意涵和时代精神。然而，实际的阅读体验却更像是在一个广阔但未经精心规划的画廊中漫步。作者似乎对大量史料和文献有着深入的掌握，书中堆砌了许多珍贵的原始文本和旁征博引的旁注，这对于专精于此道的学者而言，无疑是宝贵的财富。但对于我这样一个渴望得到清晰导引的普通阅读者来说，这种全景式的铺陈反而造成了信息过载和叙事重心的模糊。我发现自己时常需要在不同章节之间来回跳跃，试图拼凑起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例如，从汉代的辞赋兴盛到魏晋的清峻，再到唐宋的衰微与转型，这些关键的历史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没有被作者用足够有力的论证串联起来。很多时候，作者像是沉浸在对文本细节的考据中，而略微忽略了对宏观趋势的提炼和总结。期待中那种如庖丁解牛般精妙的结构分析和对文学史潮流的深刻洞察，在书中并未得到充分展现，留给我的更多是素材的堆积感，而非结构严谨的理论构建。这种“大要”的呈现方式，更像是一份详尽的参考资料汇编，而非一部具有明确论点的历史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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