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劍橋五傑"之一金.菲爾比(Kim Philby)的自傳體小說,曾暢銷多國,作為很多國傢間諜人員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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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劍橋五傑"之一金.菲爾比(Kim Philby)的自傳體小說,曾暢銷多國,作為很多國傢間諜人員的教材

以下資料來源於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112680.htm

間諜王子菲爾比（上）哈羅德·金·菲爾比是世界間諜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間諜之一。他本人是英國人，早期就信仰共産主義，1934年在維也納進入蘇聯情報機關成為情報員。1940年，他打入瞭英國秘密情報局，在該局步步高升，最終成為英國情報機關的一名高級要員。他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條件，為蘇聯提供瞭大量重要情報，成績卓著。1963年，他由於身份暴露齣逃蘇聯。為錶彰他的事跡，蘇聯政府給他很高榮譽，授予他“紅旗勛章”。6．1堅定的共産主義者1912年1月1日，哈羅德·金·菲爾比在印度的安巴拉降生瞭，他的父母懷著激動的心情迎接小菲爾比的到來。他的父親在印度政府內任文職官員，是英國知名的阿拉伯語言學者。父母對小菲爾比寄予很高的期望，當菲爾比到瞭上學的年齡時，他便被送迴到英國的學校學習。1929年，17歲的菲爾比以優異的成績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學習，在這裏開始瞭他思想上的重大轉變。進校後；他最早的行動之一是加入劍橋大學社會主義者學會。頭兩年，他隻是按時參加他們的活動，但不參加其它活動。和許多看到資本主義的腐朽、警告人們法西斯主義正在興起的其他同學一樣，他對政治具有濃厚的興趣，並開始進行自己的探索。經過廣泛的閱讀後，他逐漸明白英國工黨與世界左派的主流並非處於同一立場。菲爾比對工黨的信心由狂熱變為迷惘。令他難以置信的是，在1931年那場混亂和麵臨失敗的危急時刻，工黨對反動勢力所能調動的後備力量竟是那樣束手無策。而且，當時反對黨的明顯帶諷刺挖苦性質的宣傳，竟使一個經驗豐富的選區的選舉一下子齣現瞭一邊倒的現象。結果，工黨失敗，人們對想象中的整個議會民主製的有效性産生瞭嚴重的懷疑。這次事件使他第一次不得不認真地考慮自己的信仰。不久，他開始更加積極地參加社會主義者學會的活動，並擔任瞭該學會的司庫，這使他接觸到批評工黨的大量左翼思想，特彆是共産主義的思想。除瞭博覽群書和不斷地評價歐洲關於社會主義的經典著作外，他還參加學會舉行的生動活潑、氣氛熱烈的討論。這樣，一個重大但又緩慢的思想轉變過程就發生瞭。到1933年夏他在劍橋大學的最後一個學期，菲爾比徹底拋棄瞭他的最後疑慮。當他拿到大學學位離開劍橋時，他同時確立瞭要把他的生命貢獻給共産主義的信念。當時，奧地利維也納的工人革命運動蓬勃興起，菲爾比欣然隻身前往。在維也納，菲爾比與蘇聯情報機關的成員發生瞭聯係並加入瞭該組織。在蘇聯人嚮他提齣加入情報機構的建議後，他毫不猶豫地就接受瞭，在他看來，“人人都會不假思索同意加入一支精明強乾的隊伍”。從此，他就為這個強大的共産黨國傢而盡力工作。在中歐搞瞭大約1年的地下活動後，他迴到瞭英國。他和他的政治朋友們都斷絕瞭來往，經常去德國大使館。不久，他還加入瞭英德聯誼會，並在這個納粹陣綫組織中擔任不少職務。他想用納粹經費創辦一傢旨在促進英德關係的商業刊物。為商談此事，他曾幾次到柏林找德國宣傳部和外交部洽談。盡管他的奇怪的富有冒險性的努力最終沒有成功，但它卻把他早期熱衷於共産主義的跡象掩蓋得天衣無逢。此間，他的正式職業是自由黨月刊《評論的評論》的副主編，業餘時間則花在追逐女人方麵，給人的印象儼然象個纔華橫溢的花花公子。菲爾比對柏林的印象極為糟糕，希特勒對猶太人的暴行慘絕人寰，對共産黨實行極端恐怖的政策。納粹分子一個個都趾高氣場，令人難以忍受。一次，正當他訪問柏林期間，西班牙戰爭爆發瞭。直到返迴英國後他纔得知，佛朗哥將軍並沒有接近整個國傢，一場曠日持久的內戰就在眼前。他的下一個任務是到西班牙法西斯占領區去，盡可能在接近要害的地方潛伏下來，全麵搜集有關法西斯戰爭準備的第一手資料。蘇聯情報機關在英國和法國給他安排瞭聯絡人，以便他把搞到的大量情報交給他們。在西班牙，他遇到瞭作為蘇聯情報人員以來的第一次危難。6．2險遭槍決在離開英國之前，他總是將從蘇聯那裏得到的指示用密碼寫在一小張紙片上，並習慣地把它放在褲子的小兜裏。為作緊急聯係之用，在嚮他交待任務時，蘇聯人給瞭他一份密碼和一些在西班牙的秘密通訊地址。在西班牙時，他的口袋裏就有著這麼一張小紙片。正是這張小紙片差點把他帶到行刑隊麵前。當時他的蘇聯情報站總部設在西班牙南部的塞維爾。他的身上揣的是英國護照，公開身份則是英國《泰晤士報》駐佛朗哥將軍部隊隨軍記者。在塞維爾及其周圍鄉村緊張地工作瞭幾星期之後，他突然在廣告上看到下星期天將在離塞維爾100多公裏的科爾多瓦舉行鬥牛錶演的消息。當時，前綫正在科爾多瓦以東25公裏的濛托羅和安杜哈爾之間的地帶上。“能到離我尚未去過的前綫如此接近的地方觀看一場鬥牛，看來是一個十分難得的好機會。”菲爾比心想。於是，他決定在科爾多瓦好好地過一個周末，並看看星期天的那場錶演。菲爾比到塞維爾軍事司令部去辦理必要的通行手續。一位態度友好的少校一下子就把他打發走瞭。他說：“去科爾多瓦不需要通行證，自己坐火車去就行瞭。”星期五，菲爾比登上瞭從塞維爾到科爾多瓦的早班火車，與他同車廂的是一群意大利陸軍軍官。菲爾比時刻也不忘記他的情報工作，於是他請他們與他一起在科爾多瓦共進晚餐。但是他們很有禮貌地解釋說，他們沒有時間，因為第二天動身去前綫之前，他們得忙著去逛妓院。菲爾比在大首領飯店找瞭個房間往下。在獨自飽餐一頓後,就在香氣迷人的大街上散步，深夜纔迴到旅館睡覺。一陣雷鳴般的砸門聲把他從沉睡中驚醒。門打開後，兩個國民警衛隊員闖瞭進來，要他收拾好東西和他們一起去指揮部一趟。當他問為什麼時，其中年紀較大的那位下士隻是麵無錶情地迴答說：“這是命令！”在那些日子裏，菲爾比睡得很死。當他穿著睡衣麵對這樣兩個腳蹬大皮靴、手持長短武器的人時，他感到處境十分不利。在這種半醒半驚的狀態中，他的大腦反應不如清醒時敏捷。他意識到必須處理掉藏在他褲子口袋裏的那塊小紙片，但是怎樣纔能做到呢？他的腦子模模糊糊地想到洗澡間，但是他住的房間沒有洗澡間。當他穿衣服、收拾東西時，那兩個國民警衛隊員緊緊地盯著他的一舉一動。看來，隻有在從飯店到國民警衛隊指揮部的路上想個什麼法子瞭。當他們上瞭大街後，菲爾比纔發現那樣做是不容易的。他隻有一隻手空著，另一隻手得提著自己的箱子。押送他的人顯然訓練有素，他們簡直象鷹一樣，一路上寸步不離地緊緊盯著他。直到他被帶到一間辦公室時，那塊可以置他於死地的小紙片還在他身上。辦公室裏有一盞不帶燈罩的耀眼的吊燈，下麵放著一張很光滑的大桌子。他對麵站著的是一個身材矮孝年邁禿頂、麵帶溫色的國民警衛隊少校，他盯著桌子，漫不經心地聽著帶菲爾比進來的那個下士的報告。少校終於要檢查他的通行證瞭。“是誰批準你來科爾多瓦的。”他問道。菲爾比重復瞭塞維爾軍事司令部的人告訴他的話，但少校根本不理。他斷然地說這不可能，人人都知道到科爾多瓦來必須有通行證。緊接著就是一場咄咄逼人的問話：你來科爾多瓦乾什麼？是來看鬥牛？票在哪裏？還沒買到？是剛剛到達的？準備早晨就去買？如此等等。隨著每一句顯示充滿懷疑的質問，菲爾比愈來愈不安地感覺到那個正在審問他的人是個死硬的仇英分子。當時，西班牙戰綫的兩方都有許多這種人。但到這時，他的大腦已能進行正常思維瞭，他在那張閃亮的大桌麵上看到瞭一綫生機。少校和那兩個逮捕他的人帶著根本不信任的神情轉嚮他的箱子。他們帶上手套，以令人驚異的精細動作一道道地打開箱子，用手仔細地搜索每一件東西並拿到燈光下去檢查。在他要換洗的內衣裏沒有找到可疑的東西，他們又接著檢查箱子本身，小心翼翼地敲打，並且裏裏外外量它的尺寸。在證明沒有什麼可疑後，他們失望的嘆瞭一口氣。他曾盼望這件事早點結束，他們就會讓他乘頭一班火車離開那個城市，但是這個想法隻存在瞭一刹那。“喂，”少校粗魯地說，“你身上呢？”他讓菲爾比把口袋翻齣來。他不能再遲疑瞭。他先把錢包拿齣來，嚮那張光滑的桌子上扔去，在脫手的最後一刻，他的手腕子一抖，使錢包鏇轉著滑到瞭桌子的盡頭。正閤他意，他們三個人象老鷹撲食一樣嚮桌子那邊的錢包衝去。乘三人的屁股朝著他時，他從褲子口袋裏掏齣那塊小紙片，連嚼帶咽地一下子就把它消滅瞭。於是他輕輕鬆鬆地把口袋裏剩下的東西部掏瞭齣來。很幸運，那位少校再沒有對他進行什麼不正當的、嚴曆的盤查，隻是乾巴巴地給他講瞭一通道理，說什麼共産主義者正在控製著英國政府，並命令他在第二天離開科爾多瓦。第二天早上，當他正在結帳時，他的那兩位國民警衛隊的“朋友”也齣現在休息廳裏，他們還問他是否可以和他一起乘齣租車去火車站。登上開往塞維爾的火車後，他送給他們一包英國香煙。列車開動瞭，他們高興地嚮他揮手告彆。這是菲爾比早期從事情報活動的一次險遇。在以後的歲月中，他經常感到，其實真正的冒險行動並不總是帶有最大的危險性，因為人們可以事先估計到那些實際存在的危險並采取瞭恰當的預防措施，以避免其齣現。而象上麵所寫的這類幾乎沒有什麼意思的小事卻往往會置人於絕境。6．3漂到核心菲爾比在西班牙的任務完成得很齣色，甚至曾得到佛朗哥這位大元帥親自授予的勛章。1939年8月，正當戰爭的風雲在法國但澤上空迅速聚集時，《泰晤士報》要他撇下西班牙，做好派往西綫的英國部隊去的任何準備。這當然是他所希望得到的美差瞭，因為隨便哪個有鑽研頭腦的戰地記者都可以積纍大批新聞檢查部門不準發錶的情報。而且，他在西班牙的經驗已教會他如何提齣巧妙的問題。後來，英軍司令部遷到離巴黎不遠的阿拉斯。菲爾比的大部分周末時間都是消磨在那些齣沒於都市的隱姓埋名者中間，而並不象他公開錶現齣的那樣隻是追求女人。盡管他在阿拉斯的職位不錯，但它並非十分理想。這時他的蘇聯聯絡人一再催促他說，他的首要任務是打入英國秘密情報機構。1940年夏天，他多年渴求的機會終於來瞭。一天，《泰晤士報》國外新聞編輯把他叫到他的辦公室，說國防部的一位上尉問他是否“可以做些有關國際方麵的工作”。菲爾比立即答應瞭他的要求。經過與幾位身份不明但顯得很有權威性的人會談後，菲爾比就被叫到英國秘密情報局去報到。他對自己輕易地被錄取感到十分驚訝。後來他纔知道，對他曆史的唯一調查是例行公事地問瞭一下軍情五處，對方查瞭一番檔案後迴答說：“沒有問題。”菲爾比一開始就被認為是一個前途無量的人。他上的學校、他進的報社、他參加的俱樂部以及他的智慧和纔乾；這些都注定他要飛黃騰達。不到一年時間，他就從破壞活動科調到特彆行動執行處，最後又調到從事反諜報活動的第五科。第五科的基本任務是從國外獲取有關針對英國的諜報活動的情報。他之所以選擇第五科，是齣於這樣的考慮：他認為新的工作可以使他與秘密情報局的其它部門和軍情五處保持個人之間的關係。而且它還可以使他瞭解英國外交部對什麼感興趣，更不用說其它情報機構的興趣瞭。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菲爾比發現秘密情報局的檔案就存放在第五科隔壁，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除瞭竊取無綫電通訊情報外，他們還搞瞭一些其它形勢的竊取活動。他們甚至還使用過相當復雜的技術拆看外交郵袋，獵取對象是波蘭和捷剋那樣的中立國和較小的盟國。其方法與拆取一般郵件大緻相同，隻是手續復雜一些罷瞭。首先，必須以某種方式說服信使將郵袋交給英國保管。要做到這點並不象想象的那樣睏難，因為許多國傢的信使製度並不完善，信使本人也不遵守紀律。在英國與歐洲大陸的聯係被切斷的那段時期，所有的外交郵袋均需空運。當時，每天都會發生飛機誤點的情況，即使在飛行條件良好時，也可以通過人的因素造成延誤起飛。信使抵達機場後，常會聽到氣候惡劣或者飛機發生技術故障的通知，接著就是無期限的等待。於是，他們隻好坐在候機室裏他們的郵袋上，或前往附近城鎮的鄉村旅館去嘗受苦頭。這時，機場保安官員就會根有禮貌地來照料那個不知所措的信使：“老兄，你看我親自把它鎖起來，在你迴來前保準不會齣事。”相當多的信使都接受這種勸誘，如釋重負地齣去參觀當地的名勝去瞭。當然，那些保安官員會樂於滿足他們的各種要求的。信使剛一走開，保安官員就會通知等候著的第五科的專傢們，並把郵袋交給他們處理。在拆開每個郵袋和裏麵的東西之前都要進行一番仔細的研究，必要時每個繩結和封條都要經過測量、復製和拍照，有時還要進行化學檢驗。然後，開始解開郵袋的繩結，啓下封條,取齣裏麵的東西進行拍照。最後，也是最艱巨的工作是把郵袋裏的東西一絲不差地放迴原處，並且極其精確地照原樣重新係好繩結、貼上封條。菲樂比從愈來愈多的情報的分析得知，德國人正在西班牙策劃一個代號為“博登”的行動。在這一行動中要使用先進的技術設備，破壞直布羅陀海峽的通航，其措施是在直布羅陀海峽安置一套偵察夜間通航情況的設備。由於這個裝置會給西地中海供給綫帶來新的危險、菲爾比認為應通過外交途徑對這事加以解決。最後柏林對馬德裏發齣瞭斷然命令：“博登行動必須完全停止。”隨著菲樂比的錶現越來越好，他的職責範圍也越來越大。二戰後期，他的活動範圍已擴大到北非、意大利等國。6．4大功告成早在對德戰爭結束之前，英國秘密情報局的高級官員們便開始把他們的思想轉嚮瞭下一個敵人。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們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是投入到對蘇聯的滲透以及保護英國不受布爾什維剋的影響。眼看軸心國就要失敗，他們的思想又迴到瞭他過去的老路,打算成立一個第九科來從事同樣的工作。由於第九科的活動開始時過分保密，使菲爾比無法接觸到他所需要的文件，工作上很被動。顯然，第九科的情報對於蘇聯人來說是極其重要的。菲爾比同他的蘇聯聯係人對第九科的前途問題進行瞭長期的討論，他為此寫瞭好幾份報告並同聯係人進行詳盡的分析。他認為，按照事物的一般發展進程，戰爭結束之後，經濟工作將會加強，秘密情報局的力量將會急劇縮減,極不可能讓第九科和第五科兩個反間諜部門同時存在：一個負責處理大量至關重要的蘇聯問題；而另一個則隻負責一些可管可不管的諸如新法西斯主義這類瑣碎的事。隻要有這種閤並的可能，新閤並的單位在秘密情報局中將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蘇聯聯係人問他是否能在他們科裏得到一個較高的職位，他說或許有這種可能，但不敢肯定。在此之前，非爾比感覺到他似乎已得到擢升的暗示。當時在秘密情報局的高級官員中，充斥著人們對戰後會有多大改組的種種揣測，而且也不可能知道和平時期的人事安排將會怎樣。對這個問題討論幾次後，聯係人提齣瞭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要是讓你擔任現在的第五科科長這個職位，情況將會怎樣？”菲爾比迴答說：“這將意味著重要的擢升，我將會有更好的時機決定事情的進程，其中包括我的職務和我的工作。”聯係人對這個答復感到很滿意，他說希望在下次見麵時能帶來明確的指示。指示果然來瞭。總部通知，他必須盡一切努力保證自己成為第九科的科長，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保證自己成為未來反間諜部門的負責人，而不管采用什麼方法。這就是說必須搞掉第九科的科長居裏和第五科的科長考吉爾。誰都知道，居裏的任命不過是一個過渡，搞掉他不難，麻煩的是考吉爾。考吉爾在秘密情報局裏可以說是根深蒂固，而作為菲爾比的老上級，他很喜歡他、尊敬他，有許多事情還得感激他。但是他現在是橫擺在菲爾比事業麵前的一個障礙物，非得搬掉他不可瞭。他認為，為瞭這一重要的職位，暫時犧牲一點名聲是很值得的。總部還指示他要小心謹慎地行動；盡管大部分的具體作法必須靠他自己的判斷和創造，但還得有一些總的指導原則。為瞭這個目的，他必須采取神不知鬼不覺的手法，萬一以後齣瞭事，也得顯齣他的職位是強加給他的。在這場鬥爭中的每一步行動，隻要有可能，都必須由彆人去乾。菲爾比明白，為瞭他的事業，他應該尋求同盟者，而最好的同盟者就是考吉爾的對頭們。這種人為數還不少。令他信心十足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考吉爾和他的對手們之間的敵意並沒有減緩，而且，由於考吉爾是一個位居要職而又自高自大的人，如果一旦倒颱，就會摔得很重。他首先選擇維維安上校，盡管他的力量很虛弱。雖然維維安的頭銜是秘密情報局副局長、考吉爾的頂頭上司，名義上負責秘密情報局的所有反間諜活動，但考吉爾根本瞧不起他的軟弱，因此完全把他甩在一邊，而寜可直接與局長打交道。維維安心裏對此感到十分不滿，他曾幾次因失權而伏在菲爾比的肩上哭泣，使他深深感到為難。但現在他卻歡迎這種小小的傷感場麵。過瞭不久，維維安就急不可待地問他：“現在，該對考吉爾怎麼辦？”顯然他不能用過多的話去迴答維維安那種不閤時宜的問話，但他可以讓他去找彆的接近權力中心的人去說。當然，要他自己去與局長攤牌是不切實際的，他怕局長就象怕考吉爾一樣。不過還是有那麼一些人，他們是局長的耳目，或許局長還得聽聽他們的意見。這些人中最閤適的是局長的首席參謀官。當菲爾比剛加入秘密情報局時，他在海軍科工作，為海軍部處理涉及海外方麵的情報。被局長任命為首席參謀官後，他的辦公室就設在局長的辦公室的對麵。首席參謀官頭腦清醒，具有在官場混亂的局麵中保持有條不紊的非凡能力。他是菲爾比所遇到的最有勇氣、最具責任心的男子漢之一。他經常帶病工作，在他的辦公桌麵前總是放著一排裝滿稀奇古怪的藥瓶子。菲爾比認為，要是首席參謀官把腦子用在反諜報部門的長遠發展上，他就很快會看齣，秘密情報局反間諜科科長同軍情五處老是作對這種局麵是不行的。在戰爭的壓力下，短時期內還可以容忍,但要讓這種局麵無限期地延長到和平時期，那絕對行不通。如果讓首席參謀官知道這一點，毫無疑問他會對這件事施加壓力。所以，當十大超級間諜係列：間諜王子菲爾比（下） 當菲爾比正忙於招兵買馬時，維維安跟他說，簡·阿切爾已經騰齣空來瞭。維維安認為，加上阿切爾，第九科裏就圓滿瞭。 菲爾比一聽到這話就感到又膩味又吃驚，特彆是因為他找不到什麼象樣的理由來加以拒絕時更是如此。 菲爾比清楚地知道，阿切爾是迄今為止軍情五處所使用過的最有纔乾的情報官員。她把她精明的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投入到對共嚴黨在各方麵的活動的研究上，她是處理這方麵事務的著名專傢。 1937年叛逃到西方的蘇聯紅軍情報局的官員剋裏維茨將軍就是她審問的。她從剋裏維茨那裏得到一個引人注目的情報，說蘇聯情報機關已把一名年輕的英國記者在內戰時期派到瞭西班牙。毫無疑問，那位年輕的英國記者就是菲爾比。菲爾比避她都唯恐來之不及，而現在正是她來到瞭他們中間。 幸好，對菲爾比來說阿切爾是個稱心如意的女人。她性格倔強、講話嚴厲、富有幽默感，這使菲爾比大為高興。他感到他們在一起還算不錯，不然的話，她會成為一個很凶惡的敵人。但他對阿切爾從來不敢掉以輕心。 為瞭使阿切爾整天都把時間花在事務上，他讓她負責處理科裏當時所能搞到的共産黨活動方麵最可靠的情報，其中包括大量有關東歐民族解放運動的電報，從中可以看齣內容豐富、引人入勝的實情，錶明共産黨人及其盟友在反納粹鬥爭中有著何等的乾勁和獻身精神。 在科裏的乾部和房子配備齊全之後，菲爾比就開始做真正的情報工作。經過學習有關共産主義的基本知識，他們通過研究共産黨報刊和監聽共産黨國傢廣播所得的公開資料來掌握他們現實活動的情況。同時也通過監視蘇聯和東歐的外交人員以及當地的共産黨員和竊聽大使館的方法來獲取情報。他的情報人員曾用在英國共産黨總部安裝竊聽器的簡單辦法獲取瞭英共的內部情況，但此事的效果與本意適得其反。竊聽取得的證據一再錶明，這個黨正全力以赴地為作戰效力，以緻那些仇共透頂的人也找不到閤法的理由來鎮壓它。 在菲爾比任職期間，沒有一項針對蘇聯情報機關的預謀行動産生過效果，而這對菲爾比來說並非好事。就他的工作而言，一方麵要保護蘇聯人的利益，一方麵還得在英國人麵前進行很好的掩飾，成就太少對這種掩飾是極為不利的。幸運的是有時候會從天上掉下些“餡餅”——蘇聯情報機關的叛逃者來，正是由於對這些“餡餅”的親自審核，使菲爾比感到如坐針氈。 6．6化險為夷 在菲爾比擔任新閤並的第五科負責人之後，伏爾科夫案件發生瞭。這個案件不僅本身很有趣，而且它差點斷送瞭菲爾比的遠大前程。 這個案子開始於1945年8月，大約1個月以後結束。對菲爾比來說，那是他最難忘的一個夏天，因為它使他有機會第一次到羅馬、雅典、伊斯坦布爾去觀光，而且由於擔心可能受到這個案子的牽連,又使得他對伊斯坦布爾的興趣受到瞭影響。為瞭伏爾科夫案件的問題，他得去土耳其，這件事對他來說將是九死一生的事。 在8月的一個早晨；他還沒在辦公室坐穩，局長就把他叫瞭去，遞過一紮文件給他看。文件的第一頁是英國駐土耳其大使館給英國外交部的一份簡函，要求部裏注意所附材料並給予指示。 那些附件是英國大使館和總領事館內傳閱過的一些記錄稿，裏麵所講的是這樣一迴事：蘇聯駐伊斯坦布爾總領事館有一位名叫康斯坦釘伏爾科夫的副領事曾嚮英國總領事館副領事佩奇先生提齣，要求允許他和他妻子到英國政治避難。他說他名義上是個副領事，實際上則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官員，他的妻子為此感到精神很緊張。佩奇認為伏爾科夫本人並不很堅定。為瞭達到自己的目的，伏爾科夫答應詳細揭露他曾為之工作的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總部的情況，並詳細提供蘇聯在國外工作的間諜網和情報員的材料。他特彆聲稱，他知道在英國工作的三個蘇聯情報人員的真實姓名：兩個在英國外交部工作，另一個是英國倫敦反間諜機構的負責人。 在提齣瞭自己的貨單之後，他強烈要求不能用電報嚮倫敦報告他的事情，因為蘇聯人已破譯瞭英國的各種密碼。附件的其它部分則沒有什麼重要性，隻不過是大使館裏一些人的隨便評論，有的甚至是無稽之談。對以後具有重要意義的是，大使館按照伏爾科夫的要求，用郵袋把材料安全而緩慢地寄迴瞭倫敦。因此，在伏爾科夫同佩奇接洽後一個星期，隻有能真正評定材料重要性的重要人物纔能看到這份材料。 毫無疑問，菲爾比也在所謂的重要人物之列，但當他看到這份材料時思想上不免一驚：外交部有兩位蘇聯情報人員；另一位是倫敦反間諜機關的負責人！為瞭使思想平靜下來，他有意目不轉睛地盯著文件。他放棄瞭指齣要當心伏爾科夫是在挑撥離間的提法，因為那種提法在眼前沒什麼用處，日後說不定還會危害他自己。唯一的辦法隻能是大膽正視現實。 然後，他對局長說：“我們遇到瞭極為重要的問題，我希望有點時間來進行一下深入的研究，根據進一步的情況,提齣適當的行動措施。” 局長同意瞭他的意見，要他第二天一早就嚮他報告，同時還嚴格限製隻許他自己保管這些材料。 菲爾比把材料帶迴自己的辦公室，並告訴他的秘書除非局長親自召見，否則不許打攪他。他很想一個人獨自呆一會兒，他那“希望有點時間來進行一下深入的研究”的要求實在是另有所指。 菲爾比相當有把握的是，秘密情報局還從來沒有聽到過付爾科夫的事。可能是為瞭提高他的身價，伏爾科夫纔用這種含糊的詞句編造他的貨單，有意不提供可直接調查的綫索。這使菲爾比信心倍增。當然，他必須要考慮到其它許多情況。對他來說，首先最重要的是時間問題。由於伏爾科夫反對用電報聯係，案子過瞭10天纔轉到他的手裏，這太慢瞭。他認為伏爾科夫的擔心太過分瞭：由於他們的密碼是一次性的，隻要使用得法，應該是萬無一失的，何況他們的密碼製度也很嚴。可是如果伏爾科夫希望這樣做的話，他也無可奈何。 還有其他一係列問題需要他立即考慮。局長竟堅持要他本人來辦理這樣棘手的案子，但是一旦外交部做齣決定之後，所有的行動都會交給他們在伊斯坦布爾的人去做。他不可能用緩慢的郵袋來指導他們每天、每小時的行動。要是那樣的話，他掌握不住案情，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他越想越覺得有必要親自到伊斯坦布爾去布置一下他將嚮局長提齣的行動。行動本身很簡單，隻是去見見伏爾科夫，讓他和他的妻子住到他們在伊斯垣布爾的一個秘密去處。然後不管能不能得到土耳其人的許可,都要把伏爾科夫偷帶到埃及的英國占領區去。當他把材料鎖進私人保險櫃而離開百老匯時，他已決定他要嚮局長提齣的主要建議是：讓局長指派他到伊斯坦布爾現場去接著搞這個案子。當天晚上他工作得很晚，好像是緊急應付臨時額外增加的功課一樣。 第二天早上他嚮局長報告說，他們檔案裏雖然有好幾個叫伏爾科夫的人，但其中沒有一個與伊斯坦布爾的那個人的情況相似。他一再說，據他的看法，這個案子可能很重要。在談到利用郵袋聯係太耽誤時間時，他有些猶豫不決地說：“應該把案情嚮一個人詳細交代清楚，派他到現場去負責處理這個案子。” “我自己也正是這樣想的。”局長迴答說。 菲爾比剛産生瞭一些希望，但這一小點希望隨即又破滅瞭。 局長說他頭天晚上在俱樂部裏碰見瞭軍情五處駐開羅負責遠東地區保安情報事務的道格拉斯·羅伯茨準將。羅伯茨說他迴國的假期就要滿瞭。局長對這個人的印象很好，他對菲爾比說他打算要求軍情五處處長直接把羅伯茨派到伊斯坦市爾去負責伏爾科夫案對局長的這項提議，菲爾比是提不齣什麼反對意見瞭。雖然他對羅伯茨的能力評價並不高，但他有一切名義上的資格來擔任這項工作：他是一個有資曆的軍官；他的準將製服無疑會使伏爾科夫敬畏；他瞭解這個地區的情況，並同土耳其的秘密機構閤作過；尤其是他能操一口流利的俄語，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有利條件。 在失望之餘，菲爾比還同局長全麵研究瞭這個案子的其它方麵的情況，特彆是他們的行動計劃還要得到外交部同意的問題。 當他告彆時，局長要他當天下午等著他，因為上午他還要去找局裏外交部的那位官員和羅伯茨兩人。 在午休期間，菲爾比一直在為昨晚局長同羅伯茨相遇而抱怨自己的壞運氣。沒有辦法，隻好靜觀事態的發展瞭。迴到百老匯時，他發現局長正在等著召見他。局長似乎是一籌莫展，剛見麵就談起瞭他的想法。剛聽局長一開口，菲爾比就知道他曾強烈咒罵過的運氣已完全轉而對他有利瞭：雖然羅伯茨無疑象彆人一樣勇敢，但他似乎有剋服不瞭的毛病，就是怕坐飛機，他已經安排好下周初從利物浦乘客輪迴去，甚至局長和外交部的官員都沒辦法使他改變計劃。所以，菲爾比與局長的談話隻好又從早上談過的情況談起。 菲爾比原希望慢慢地把局長要談的話題引導到使自己提齣讓他乘飛機去伊斯坦布爾上麵，但羅伯茨的岔子使他采取瞭直截瞭當的行動。他說：“鑒於準將的缺陷，我隻好建議由我替代他去。 因為我要嚮我的副手交代重要的工作並不需要多長的時間，隻要把必要的齣入境手續辦妥就可以動身。” 局長欣然同意瞭他的意見。接著，他們一起到外交部要瞭一封給伊斯坦布爾的英國大使的介紹信，要他提供一切方便，幫助完成任務。 從在百老匯等待伊斯坦布爾簽發的證件到登上經開羅飛往伊斯坦布爾的飛機，共拖延瞭整整3天時間，在此期間，菲爾比除準備瞭一些備用密碼外，更多的精力是用來考慮他未來在伊斯坦布爾的工作。 在飛機上，他身旁坐的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沒有人來打攪他，正便於他思考。他要考慮的問題太多瞭，有一個令他迷惑不解的問題是：為什麼英國大使館、外交部、局長和軍情五處都對伏爾科夫怕用電報聯係這件事産生那樣奇怪的反應？他們錶現奇怪的地方在於沒有用電報聯係伏爾科夫的事，理由是事屬絕密，且電報聯係不可靠，但也有不少算作“絕密”性質的情報通過電報通訊在光天化日之下悠然地進行著！如果相信伏爾科夫的警告，那麼應該得齣結論，認為所有的電報聯係都是有危險的；如果不相信，就應該指示伊斯坦布爾情報站的人立即采取必要的行動。然而結果卻是伏爾科夫提供的秘密耽誤瞭兩三個星期，對他也沒有采取任何行動。 外交部已答應由佩奇幫助菲爾幾何伏爾科夫重新建立聯係，並安排見麵。同伏爾科夫見麵時，將由大使館的一等秘書作陪同和翻譯。這位使館秘書曾在莫斯科工作過多年，俄語水平是絕對沒問題的。對菲爾比來說，關鍵的問題是由於使館秘書在場，如伏爾科夫果真滔滔不絕地講齣在英國政府機構中蘇聯情報人員的姓名時，使館秘書將會大吃一驚。菲爾比要做的事是設法使使館秘書不要吃驚。但怎樣纔能做到這點呢？ 菲爾比認為，顯然沒有什麼有把握的辦法存在。但他確信，如果處理得當，他還是有一綫希望的。他決定首先做的是穩住使館秘書相信他的職權範圍受到極嚴格的限製，他沒權同伏爾科夫詳談他的情報；如果在伏爾科夫安全到達英國領土之前過早地揭發那肯走是危險的，而他到伊斯坦布爾的任務就是要用一切辦法阻止伏爾科夫談這方麵的情況，把他弄到安全的地方去，然後再由勝任這種工作的人來審問他。如果伏爾科夫真露齣什麼驚人情報來，菲爾比則想暗示伏爾科夫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奸細，並警告如果在他們還沒能對情報真實性作齣評價之前就把它散布齣去是極為不幸的，以期這樣能把使館秘書這位門外漢唬祝除此之外，再也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瞭。 由於遇上瞭雷暴雨，飛機不能正常飛行，菲爾比第三天後纔到達他的目的地；又由於英國外交部和秘密情報局互相拆颱，又過瞭三天，菲爾比纔開始討論伏爾科夫的事情。 那天晚上，菲爾比同英國秘密情報局伊斯坦布爾情報站負責人麥剋雷詳細地討論瞭進行這次行動的計劃。他們交換瞭偷偷帶走伏爾科夫的好幾個方案：有的需要土耳其人的配閤；有的不需要，最後沒有確定下來。看來很清楚，在同伏爾科夫談話之前，很難決定哪個方案最好，主要還得看他自己的情況和具體條件——他的工作時間和他能自由活動的程度等等。菲爾比決定，第一步是要同伏爾科夫取得聯係。 顯然，他們最理想的聯係媒介是總領事館的佩奇，因為伏爾科夫最先是因他聯係的。於是；第二天清早麥剋雷就把佩奇請到他的辦公室，由菲爾比詳細地嚮他作瞭必要的說明，希望他當天下午某個時候在絕對秘密的情況下替菲爾比約伏爾科夫會麵。菲爾比之所以選擇下午，是因為他還要有些時間給使館秘書作一番“說明” 。接著，他們研究瞭好幾個可以見麵的地方，但最後選定的是一個最省事最安全的地方——佩奇的辦公室。因為佩奇同伏爾科夫有日常的領事事務來往，最自然的辦法當然是由他請伏爾科夫到他的辦公室來談談。最後，當佩奇拿起話筒時，開戰的時刻終於到來。 佩奇給蘇聯總領事館打電話找伏爾科夫，迴話的是一個男人模模糊糊的聲音。 菲爾比雖搞不清他斷斷續續他說瞭些什麼，但他從佩奇那迷惑的麵部錶情知道準是齣瞭什麼事。佩奇掛斷電話，嚮菲爾比搖瞭搖頭。 “他不能來嗎？”菲爾比問。 “真怪，真是想不到的怪事，”佩奇迴答說：“我找的是伏爾科夫，來接電話的人說他就是伏爾科夫。但他哪裏是伏爾科夫呀！我對他的聲音很熟悉，我已經同他談過幾十次話瞭。” 佩奇又試掛瞭一次，但這次是由接綫員來接的。“她說他不在”佩奇氣憤地說，“一分鍾前她還替我給他接過綫呢！” 他們麵麵相覷，三人誰也說不齣話來。最後還是菲爾比開瞭口：“可能是蘇聯總領事館齣瞭什麼事，最好明天我們再試著碰一下運氣。”他開始強烈地感到一定是在什麼地方發生瞭重大事情。當天下午，他隻好自己給局長寫一份簡短的密碼報告來打發時間。” 第二天上午，菲爾比、麥剋雷和佩奇再次見麵，由佩奇給蘇聯總領事館掛電話。剛聽到電話機裏一個婦女微弱的聲音，隨即使是一聲很尖銳的哢噠聲，佩奇呆呆地望著手裏沒有聲響的話筒說：“你是怎麼搞的，我要的是伏爾科夫。”“伏爾科夫在莫斯科。”接綫女郎說。接著便是一陣混亂和“砰”的一聲，電話掛斷瞭。佩奇仍不甘心，決心非把此事搞個水落石齣不可，他毅然親自去找蘇聯人。不到一個小時，他就從英國領事館迴來瞭，樣子顯得迷惑、氣憤和沮喪。 “真糟糕”，他嚮菲爾比匯報說，“在那個病人院裏我什麼也沒打聽到。居然沒有人聽說過伏爾科夫！” 聽到這個情況，隻有菲爾比清楚究竟是發生瞭什麼事：這個案子已徹底瞭結瞭。他對此確信無疑。 在迴國途中，菲爾比草擬瞭一份給局長的報告，把這次任務的失敗歸咎於那“該死的郵袋聯係”。 6．7死去活來 菲爾比以英國駐伊斯坦布爾大使館一等秘書的身份擔任英國秘密情報局土耳其站站長，兩年後他接到倫敦的指示；要他到美國去任職，擔任英國秘密情報在美國的最高負責人，具體任務是“與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進行聯絡，辦理由截收電報引起的種種案子”。 這項命令對菲爾比充滿極大的誘惑力，他可以因此仔細地看情美國情報機構的情況。但是，臨行前反間諜方麵的情況介紹和指示也使他深感不安，這是一個難以對付的反間諜老手跟他談的，其中談到瞭一個十分重要的消息：英美聯閤對蘇聯在美國情報活動進行的調查發現多起美國重要機構的泄密事件，大部分都是蘇聯人乾的，其中最重大的一起是英國駐華盛頓大使館1944年和1945年的泄密。菲爾比把外交部的有關名單核查一遍後，對於誰是英國大使館的泄密者已有所知，這使他的不安得到瞭一些緩和。 到美國後，菲爾比知道，聯邦調查局對這一案件進行瞭大量的調查，結果是一大堆廢紙。他們的調查工作集中在大使館的一些非外交人員的職工身上，截至當時為止，還沒有發現牽涉到任何一個外交官，更彆說職位相當高的外交官瞭。 菲爾比把與泄密事件有關的外交部人員名單一排列，就知道誰是真正的泄密者瞭。與此有關的人員有4人，其中最後一人是麥剋萊恩。他是菲爾比在30年代結識的，但自那以後一直沒有見過麵，而現在他已是英國外交部美國處的處長瞭。毫無疑問，所謂的泄密者就是他。而與此同時，有關泄密者的幾十份報告仍陸陸續續地給菲爾比送來，其中大量的是查問大使館打雜僕人的沒完沒瞭的情況報告。種種跡象錶明，一場涉及使館官員的調查就要到來。 菲爾比在華盛頓城外接頭時跟他的朋友們商量搭救麥剋萊恩的辦法。他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在羅網罩上麥剋萊恩之前就把他救齣去，但是他最好是盡可能長久地留在他的崗位上，不到必要時不采取行動。 正當華盛頓圍繞英國大使館泄密案調查日趨緊張時，蓋伊·伯吉斯從倫敦調到華盛頓任使館二等秘書，這使菲爾比大為吃驚，伯吉斯是他劍橋時的好友，從那時，他們倆人的事業就纏在一起瞭。菲爾比把伯吉斯作為可徵慕對象推薦給瞭蘇聯情報機關，而伯吉斯後來則以幫助菲爾比順利進入英國秘密情報局作為迴報。倆人曾在秘密情報局一起共過事，他們之間的交往是人所共知的。看來，誰要是對他們之間的關係進行進一步的調查，就會露齣一些不利的綫索來。菲爾比認為，伯吉斯來得很不是時候。 伯吉斯到華盛頓沒多久，就後悔不該到美國來。不是由於他受到瞭調查的牽連，而是他的脾氣和性格不適閤外交官的工作。 他的暴躁的脾氣和楞頭青似的性格使他在大使館的工作遭到損失，介乎辭職和半辭職的狀態。總之，他急於想迴倫敦去。 這倒給菲爾比一個很好的啓示：可以把伯吉斯迴倫敦和營救麥剋萊恩這兩件事結閤起來。菲爾比認為，如果伯吉斯從駐華盛頓的英國大使館迴到倫敦，他去看望美國處的處長就成瞭當然的事，他就可以推動營救活動。對伯吉斯來說，被強行送迴去而不引起懷疑的可能性一直存在。3天後，伯吉斯在弗吉尼亞連著3次超速開車，州長對有人如此濫用外交特權提齣強烈抗議。沒過幾天，伯吉斯就被遺憾地告知他不得不離開美國瞭。這正閤伯吉斯和菲爾比的心意。 菲爾比和伯吉斯一起研究瞭營救計劃的每個步驟。他要伯吉斯到倫敦後先要和蘇聯聯係人接頭，匯報全部情況，然後就帶著一張寫有約會時間和地點的紙條去麥剋萊恩的辦公室找他，把紙條遞給他，之後再次碰頭，並把實際情況全部告訴他，……等等。他們還就菲爾比的處境問題進行瞭討論。菲爾比說：“盡管采取瞭種種預防措施，在調查麥剋萊恩和伯吉斯的活動時勢必要懷疑我。看來此事沒有什麼好辦法瞭，但我想我可以用主動地幫助解決英國大使館泄密案件的辦法來設法轉移對我的懷疑。”在這之前。菲爾比一直按兵不動，聯邦調查局和軍情五處他們愛乾什麼就乾什麼。現在營救計劃正在成形，他覺著應該提齣調查工作的正確方嚮瞭。 伯吉斯啓程迴倫敦後，菲爾比給局裏寫瞭一個備忘錄，建議他們不必對大使館的傭人進行浪費時間的調查。他認為應從蘇聯叛逃者剋裏維茨基的供詞著手，把他所提供的資料與1944年至1945年泄密期間派駐華盛頓的外交官的材料核對一下。維維安很快給予迴信，他對菲爾比的建議答復說，他們對案情的這一方麵也一直是這樣考慮的，但是檔案裏並沒有任何這種做法的記載。 與此同時，菲爾比對伯吉斯那邊事情的進展速度十分擔心。 在隨後進行的跟蘇聯聯係人的接頭時，他告訴他們要抓緊。他還得到瞭一個直接給伯吉斯去信的藉口。大使館的交通官員兩次問他伯吉斯放在停車場的那輛林肯牌大陸型汽車怎麼辦。於是菲爾比就用緊急的言詞給伯吉斯寫信，告訴伯吉斯如果不立即辦就太晚瞭---不然他將把他的汽車送到廢物堆去，因為他彆無他法。 接著，軍情五處把剋裏維茨基的供詞跟大使館泄密問題的材料相互核對後，給菲爾比送來瞭一份大概有6個人的名單，並說調查工作正在積極進行，名單上就有麥剋萊恩，但由於他們對一個代號的迷惑和錯誤理解而把另一個人列為重點嫌疑，麥剋萊恩的名字則放在最後。 菲爾比更加擔心瞭，他希望伯吉斯的行動早點結束，而那個代號再使倫敦的調查延誤幾天。 一天清晨，時間不相當早，軍情五處駐美國代錶佩特森給菲爾比打來電話，說剛接到倫敦打來的一份很長的特急電報，如果沒有人幫忙他就得用一整天時間纔能澤齣密碼，因為他剛給秘書放瞭一周的假。他問菲爾比能否把秘書藉給他。聽到這情況，菲爾比心都快跳齣來瞭：這可能就是那件事！麥剋萊恩被捕瞭嗎？他已經跑瞭嗎？伯吉斯齣什麼事瞭？菲爾比做瞭必要的安排之後坐下來鎮靜瞭一下，他恨不得馬上闖進佩特森的辦公室和他一起把密碼譯齣來。但他認為還是應若無其事地按常規的言行處理要好些。 他徑直走進佩特森的辦公室。佩特森臉色陰沉，用幾乎是耳語的聲音說：“金，鳥兒飛掉瞭。” 菲爾比徹底放心瞭，但仍錶現齣吃驚的樣子：“什麼鳥兒？ 是麥剋萊恩嗎？” “是的，”佩特森迴答說，“但是更糟糕的是……伯吉斯這傢夥也跟他一塊兒走瞭。” 這一下，菲爾比的震驚就絕不是裝齣來的瞭。 6．8最後的周鏇 伯吉斯和麥剋萊恩的齣走使菲爾比麵臨重大抉擇。在最初研究麥剋萊恩的逃跑問題時，他的蘇聯同事就考慮到可能會齣毛病而使他陷入危險的境地。針對這種可能佐，他們曾精心地為他策劃瞭一個逃跑計劃，以使他在十分緊急的情況下可以見機行事。 很明顯，伯吉斯的逃跑使情況變得更緊急瞭。 但菲爾比對此持懷疑態度：“是不是十分緊急瞭呢？”他認為隻有等他拆掉他房裏會連纍他的秘密設備，再瞭解聯邦調查局的態度以後，再就此做齣決定。 他把房裏的秘密設備埋在鄉村的一片樹林中後，感到輕鬆多瞭。就物證來說，他現在是乾淨利索瞭。 現在他可以考慮自己的處境問題瞭。由於幾天以來沒少想這個問題，所以在當時他就拿定瞭主意。他決定先不動聲色。他的指導思想是：“除非我滑過去的機會十分有限，否則我一定要闖過這一關。”他也知道，他肯定要蟄伏一段時間，而且這段時間可能會拖得很長並讓人難以忍受，但是他確信肯定是有機會再接著乾的。 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要估計一下滑過去的機會有多大。菲爾比認為，他現在的機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就他來說，他已經在情報部門裏乾瞭11年，其中7年擔任高級職務，跟軍情五處閤作瞭8年，跟美國情報機關緊密配閤瞭將近2年，斷斷續續的聯係保持瞭8年，這就是他最大的優勢。他認為他對敵人的瞭解程度已到瞭足以預見他們一般將會采取的行動。他瞭解他們的檔案材料——他們的基本武器。 更重要的是，他瞭解法律和慣例對他們工作的種種限製。很明顯，在倫敦肯定有許多身居高位的人非常希望看到他清白無辜，他們將會有助於消除對他的懷疑。 菲爾比還認為，雖然他值得懷疑的地方很多，但他們根本拿不齣什麼實際證據來，這一點是最關鍵的。 就這樣，菲爾比決定繼續潛伏下來。事情果真如他所認為的那樣，外交部把他召迴倫敦後雖受到質詢和秘密審問，但他們拿不齣證據。1956年9月他被外交部開除以後，就以《觀察傢》和《經濟學傢》周刊特任記者的身份到貝魯特去工作，繼續為蘇聯情報機關活動。 1962年蘇聯情報機關的高級人員喬治·布萊剋被捕後，菲爾比纔被確認為蘇聯情報人員。 1963年1月23日晚，菲爾比在貝魯特失蹤。不久，蘇聯政府宣布獲準菲爾比在莫斯科政治避難的要求。 1965年，蘇聯授予他最高榮譽勛章之一的“紅旗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