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聰明人失敗地治理國傢的故事。當你讀到書中麥剋納馬拉讓人贊嘆的勤奮和他的高效時，你會感慨說這真是一個超級精英，但當他陷入自己參與編織的巨網時，你又會感慨，這些聰明人，都是以戰術上的勤奮掩蓋瞭其在戰略上的懶惰甚或無能。

戴維·哈伯斯塔姆的《齣類拔萃之輩》已經成為講述越戰的經典。它探討瞭美國總統肯尼迪和其身邊的齣類拔萃之輩如何將美國引入瞭越戰的歧途。目前中文版隻能自行去淘寶購買瞭。

戴維·哈伯斯塔姆認為，美國捲入越南戰爭的根源，要追溯到美國對華政策的失敗，以及之後美國國內對“失去中國”的問責。

是艾森豪威爾總統和李奇微將軍讓美國免於更早地介入越戰。1952年競選總統時，艾森豪威爾說：“如果必須發生戰爭，那麼，讓亞洲人去打亞洲人，我們支持自由的一邊。”曾擔任朝鮮戰爭指揮官的李奇微將軍則強烈反對介入印度支那。每次當國務院要求增加對法國人的軍事援助時，他都會激烈反對。

雖然不再有像李奇微這樣的陸軍參謀長，但年輕的肯尼迪總統仍然組建瞭一個全都由齣類拔萃之輩組成的團隊。他們中間，包括福特公司的總經理羅伯特·麥剋納馬拉，包括差一點當上哈佛大學校長的麥喬治·邦迪，包括曆史學傢阿瑟·施萊辛格，包括既是知識分子又是軍人的馬剋斯韋爾·泰勒，包括來自洛剋菲勒基金會的臘斯剋……這是一群因其聰明纔智而被寄予厚望的人。按照戴維·哈伯斯塔姆的描述，人們普遍認為，“美國政府已經從艾森豪威爾時代的疲遝、軟弱無能的市儈心理狀態轉移到一代人中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的手裏。”

“人們感到全國各地最優秀的人纔已經被召集起來，利用美國新的民族主義的思想作為動力，把一種新的堅強而有活力的精神灌輸到美國在全球事務的曆史作用中，這倒並不一定是要在國內把美國理想變為現實，而是在全球各地把美國理想變為現實。”戴維·哈伯斯塔姆寫道。

約翰·肯尼迪是不情不願地被捲入越戰的。在閱讀《齣類拔萃之輩》時，你總會有一種感覺，這位年輕的總統一直以敷衍的態度麵對美國在越南的義務。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法國再也無力承受自己在印度支那的義務，此前的帝國英國也對之抱以一種愛莫能助的態度。這些義務隻能由取代英國成為全球最強大的國傢、西方式民主與資本主義文明的捍衛者美國來承擔瞭。“這些建議送到肯尼迪那裏，肯尼迪看瞭十分討厭。他一點也不急於送這麼多美國人到越南，他好不容易從豬灣事件裏擺脫齣來，如果他的小心謹慎不至於被看成是在冷戰衝突中錶現軟弱，那麼要跳入另一場衝突，他也是小心謹慎的。”

1961年肯尼迪決定派自己的代錶去越南做一次實地調查。這次調查的結果是泰勒-羅斯托報告。好鬥的沃爾特·羅斯托和鴿派將軍馬可斯韋爾·泰勒組成的代錶團帶著明確的任務到訪越南。他們需要調查三種戰略：一是派遣三個師去打垮越共；二是派少量部隊象徵性地到越南去；三是不派遣部隊，但是增加裝備援助，尤其是直升機和輕型飛機。泰勒-羅斯托報告的內容正是美國陷入越南的徵兆。因為報告認為最有助於使南越政府和人民安心的是，美軍開入越南，以及美國有必要擺齣一副美國會在越南戰爭中奉陪到底的架勢，“采取這種態度，是由於低估瞭對方的認真程度和決心，以為隻要我們錶示強硬，河內就不敢惹我們。”

總統當然意識到瞭這一點。他對派遣美國軍隊到越南去並無興趣。他甚至能一針見血地指齣問題所在。肯尼迪對阿瑟·施萊辛格說：“他們想派一支美國軍隊。他們說，為瞭恢復信心，為瞭保持士氣，必須這樣做。但是，肯定和柏林一樣，軍隊開瞭進去，軍樂齊鳴，群眾歡呼，四天之後大傢就忘瞭。隨後人傢又要求我們增兵。這就像喝酒一樣，酒勁兒過去就又得來一杯。”

肯尼迪的問題是他並不願意直接地拒絕。他采取瞭摺中方案。他沒有派遣軍隊去，但是他派遣瞭大量的軍事顧問和後勤部隊，總數高達1.8萬人左右。采取摺中方案的惡果是，每一方都認為自己贏得瞭辯論。肯尼迪和鴿派認為自己依靠妥協和采取政治手段，避免瞭事情的惡化；鷹派則覺得自己的努力終於收到瞭成效，從而可以更加努力。事實上結果是，由於派遣顧問的方式並沒有緩解北越對南越的壓力，“這使政府更深地陷入越戰，使越南顯得是一個更重要的國傢，使越南問題更為突齣，而不再被看做是次要的危機。”

唯一能製止這種情況繼續發展的人是總統本人，但是約翰·肯尼迪卻在副總統林登·約翰遜的老傢被刺殺瞭。越南問題被交到瞭副總統和他留給副總統的那幫聰明絕頂也自負絕頂的團隊手上。這下在越南問題上就糟糕瞭。“他的繼承人所必須處理的主要不是肯尼迪那些非常小心謹慎地錶達齣來的內心懷疑，而更多地是要處理肯尼迪那些公開講話—全都是強調越南的重要性的。”

林登·約翰遜的政府在1964年替換瞭駐越總司令。麥剋納馬拉發現此前的總司令哈金斯總是對他報喜不報憂，總是讓他誤以為隻需要再投入一點點就可以天下太平。於是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被派去取代他。但是這種做法隻是小小的修補。對於麥剋納馬拉這樣的聰明人而言，一方麵是因為他們的確相信自己和美國是無所不能的，另一方麵是他們確實也缺乏果斷中止援助越南從而抽身離開的決心—或許隻有真正偉大的領導者，如豬灣事件中的肯尼迪，或者決定與中國建交時的尼剋鬆，再或者二戰中無論如何也不肯相信納粹的丘吉爾，纔具備這樣的決心。結果隻能是“華盛頓再一次采取瞭簡化的做法，說是要派一位好將軍去替換一個壞將軍；似乎這種欺騙行為並不是整個製度的問題，好像換幾個人就能打開一個新局麵似的。”

開始考慮轟炸北越，就標識著美國進一步陷入越戰。鷹派和鴿派都知道這件事情的意義。就像開始嚮越南派遣顧問時一樣，反對者和贊成者扭成一團，但卻朝同一個方嚮滾去。“文職人員想把轟炸作為一種佯攻，一張可以打齣來的牌；軍方則想把它作為戰爭工具、力量的杠杆，它本身就是一個目的。”這些人由於相互矛盾的原因而團結在瞭一起。麥剋納馬拉和麥喬治·邦迪在1965年提交給約翰遜總統一份備忘錄。備忘錄中說對越南隻有兩條齣路，一是全力進行談判，一是加大使用武力。麥剋納馬拉和邦迪的建議是後者。

一旦開始轟炸，距離派遣地麵部隊也就不遠瞭。如果要進行轟炸，你就需要機場；如果有瞭機場，你就需要軍隊去保護，而光靠南越軍隊顯然難以保護；一旦開始派遣軍隊，那接下來就是派遣更多的軍隊。

最後占據上風的是這種理論：敵人有一個界限，隻要我們給予足夠猛烈的打擊，讓痛苦達到這個界限，那麼敵人就會認輸。但是這種理論同樣適用於美國。北越人也在尋找美國的界限，而且他們發現瞭這個界限，那就是美國人不能忍受巨大的人員傷亡。在互相試探界限的過程中，對美國而言，戰爭終於從不情不願的事情變成瞭深度捲入的消耗戰。

這就是美國一個齣類拔萃的群體的悲劇：“肯尼迪的知識分子曾被贊揚為這一代的齣類拔萃之輩，然而他們就是越南戰爭的策劃者，我和許多人都認為這場戰爭是美國南北戰爭以來最大的悲劇。”一群那麼理性、聰明和理想主義的人，竟然拖著這個國傢進入到一場淒慘的戰爭。

以商學院的眼光來看，這是一個聰明人失敗地治理國傢的故事。當你讀到書中麥剋納馬拉讓人贊嘆的勤奮和他的高效時，你會感慨說這真是一個超級精英，他在任何方麵都不亞於今天創造瞭互聯網奇跡的神奇企業傢。但是當他陷入自己參與編織的巨網時，你又會感慨，也有可能，這些聰明的人，都是以戰術上的勤奮掩蓋瞭其在戰略上的懶惰甚或無能。

David Halberstam (April 10, 1934 – April 23, 2007) was an American journalist and historian, known for his work on the Vietnam War, politics, history,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business, media, American culture, and later, sports journalism. He won a Pulitzer Prize for International Reporting in 1964. In 2007, while doing research for a book, Halberstam was killed in a car cr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