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史论丛(第七十七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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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上海古籍
作者:李国章等
出品人:
页数:274
译者:
出版时间:2004-8
价格:15.00元
装帧:
isbn号码:9787532537389
丛书系列:
图书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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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论中国古代诗歌中的“物象”与“情志”——以唐宋诗歌为例 一、 引言:物我交融的审美境界 中国古典诗歌,犹如一座璀璨的文学宝库,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长久以来吸引着无数文人墨客与学者的目光。自《诗经》奠定现实主义的基调,至魏晋风骨的开创,再到唐诗的辉煌与宋词的婉约,中国诗歌的发展轨迹清晰地勾勒出其审美核心的演变。本论著聚焦于一个贯穿始终且极具研究价值的议题:诗歌中“物象”的呈现及其与“情志”的交融关系。 “物象”并非简单的自然景物或客观事物的罗列,而是诗人通过高度凝练的语言捕捉到的、具有象征意义和审美价值的具体可感的形象。“情志”则是诗人内在的思想情感、人生体验与哲学思考的外化。二者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一切景语皆情语,一切物皆心声”的独特审美范式。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唐、宋两代诗歌中,物象如何被选择、被塑造,并最终内化为情感的载体与意境的构建基础。 二、 唐代诗歌:物象的壮阔与激扬的情志 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时期,其诗歌题材广阔,风格多样,从初唐的宫廷气象到盛唐的浪漫主义高峰,再到中晚唐的沉郁顿挫,物象的运用呈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 2.1 盛唐气象中的宏大叙事与空间物象 盛唐诗歌,尤其是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作品,展现了一种吞吐山河、气象万千的格局。 李白与“奇崛”之景: 李白喜用夸张、奇特的物象来表达其“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抱负和“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迈自信。例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中的瀑布,已超越了自然景观的描述,成为一种磅礴气势的象征,承载着诗人挣脱世俗桎梏的浪漫主义情志。其所取的物象多为高山、大河、明月、长风,这些宏大的自然实体,直接映射出诗人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杜甫与“沉郁”之境: 杜甫一生忧国忧民,其诗歌中的物象往往带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和历史沧桑感。在“三吏三别”中,茅屋、败草、霜雪、征夫、老翁,这些看似寻常的物象,被赋予了深刻的苦难色彩和历史重量。例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通过对富贵与贫困的鲜明对比,物象的质感直接转化为对社会不公的控诉和对民生疾苦的悲悯之情。这里的物象不再是纯粹的客观存在,而是被历史情境所浸染的“情感符号”。 2.2 边塞诗与边塞物象的象征意义 唐代边塞诗的兴盛,催生了一批具有特定文化意义的物象群:胡笳、黄沙、玉门关、月落乌啼等。这些物象的运用,不仅仅是为了描绘边疆风光,更是为了烘托戍边将士的孤寂、思乡之情以及保家卫国的豪情。 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月亮与关隘(物象)的并置,立刻调动了读者对历史兴衰的感慨与对当下个人命运的沉思(情志)。物象在此处完成了时空穿越的媒介作用,将个体情感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 三、 宋代诗歌:物象的精微与内敛的情志 宋代文学,特别是理学兴起之后,诗歌的审美趣味逐渐转向精微、内敛、注重理趣与禅思。宋人不再追求唐人那种外放式的壮阔,而是将目光投向日常生活的细节,探究事物内在的哲理与微小的生命韵律。 3.1 宋诗的“理趣”与“格物” 宋诗,尤以江西诗派为代表,强调“点铁成金”“以文为诗”的技巧,其物象的选取趋向于精细化与哲理化。 苏轼的旷达与自然物象的融通: 苏轼的诗歌虽然有雄阔之处,但在哲理层面上,他更倾向于在日常物象中寻找人生的慰藉。如他在黄州时期描绘的竹影、流水、泥泞,这些物象不再是单纯的苦难标记,而是被诗人赋予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超脱与豁达的情志。物象成为了证悟哲理的“媒介”。他笔下的“一蓑烟雨任平生”,蓑衣、烟雨,是极简的物象,却承载了其历经贬谪后的坦然心境。 杨万里与“近景”的细致摹写: 杨万里等诗人热衷于对细小事物的观察,如“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荷尖、蜻蜓,这些极其微小的物象,被精确捕捉。这里的“情志”不再是激昂的,而是对生命细节的珍爱和对自然和谐的体悟,体现了宋人“格物致知”的思维方式在艺术上的投射。物象的精微,导向情志的微妙。 3.2 宋词的“意象”与婉约的情思 宋词作为与诗歌并驾齐驱的文学体裁,其物象的运用则更加侧重于烘托和渲染内在的幽微情感,形成了独特的“意象群”。 婉约词中的“感时伤物”: 在以李清照、秦观为代表的婉约词中,物象的使用往往与女性细腻的内心世界紧密相关。残月、疏影、黄花、梧桐、流水等,构成了典型的闺阁或离别场景的物象符号。 例如,李清照笔下的“绿肥红瘦”,“绿”与“红”是色彩的物象,它们的状态变化(肥瘦)直接反映了词人对时光流逝、春光易逝的伤逝之情。这里的物象不是客观的描述,而是经过情感浸润后,呈现出高度主观化的“意象”。 四、 物象与情志交融的媒介与机制 唐宋诗歌中,物象最终转化为情志载体的过程,主要依赖于以下几个机制: 4.1 象征与隐喻 物象的“陌生化”处理是关键。诗人选取熟悉的自然之物,通过置于特定的语境中,赋予其超越本义的象征意义。唐诗的象征往往宏大(如雪喻苦难、月喻乡思),宋诗的象征则趋向于隐晦和哲理化(如禅宗的“空”与“有”通过具体景物体现)。 4.2 结构与对比 通过物象的并置和对比,情志得以凸显。无论是杜甫“朱门”与“路边”的对比,还是宋人“新绿”与“旧痕”的对立,结构上的张力使得物象之间的关系,成为情感冲突或和谐的载体。 4.3 境界的营造与时间感的渗透 物象的选取与组合,直接决定了诗歌的整体“境界”。盛唐的境界是雄浑开阔的,宋代的境界则偏向于内敛沉静。同时,通过对季节更替、昼夜流转等时间性物象的描绘,诗人将自身的情感体验渗透进永恒的时间流逝之中,使之具有普遍性与感染力。 五、 结论:诗歌艺术的永恒命题 唐宋两代,在对“物象”与“情志”关系的探索中,分别展现了古典美学的不同侧面:唐诗的伟大在于其气象的磅礴与情志的激昂,擅长于以奇景传达壮阔;宋诗的精妙则在于其细节的捕捉与理趣的渗透,善于于平常中见深刻。 物象的千变万化,无非是为了承载人类复杂而深邃的情感世界。正是这种精妙的物我合一,使得中国古典诗歌超越了单纯的抒情或写景,达到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审美高度,构成了中华文化审美精神的核心脉络。对这一核心脉络的深入挖掘,对于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精髓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作者简介

科学史学在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兴起及其异同——兼论中日史学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明清士大夫与耶稣会士的交往及其心态

论求真与非功利主义思潮

由新出*公颌、速氏铜器论夏商周世系及虞代问题

《太-生水》与《曾子天圆》的宇宙论问题

《庄子·寓言》析义

《逍遥游》的思想流程

“圣人异相”考释

论纪事本宋体在南宋时期的创立及运用

刘长卿状元及第考

王安石身后评价考述

金圣叹早期扶乩降神活动考论

目录信息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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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中华文史论丛(第七十七辑)》的汇编,着实让人眼前一亮。我一翻开目录,就被那些看似寻常却蕴含深意的题目所吸引。比如其中一篇关于宋代士大夫在政治动荡中的心态演变,作者不仅细致梳理了史料,更是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那个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深刻洞察。读着读着,仿佛能感受到他们笔下的沉郁和挣扎,那种在乱世中坚守气节的复杂情感,让人不禁反思当下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期望与压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章对一些关键史料的重新解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打破了我固有的认知框架,让人茅塞顿开。它不是那种枯燥的史料堆砌,而是将冰冷的文字化为了有血有肉的历史场景,读起来既有学术的严谨,又不失文学的感染力。这样的深度和广度,实在难得,对于任何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敬意和探究之心的人来说,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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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华文史论丛(第七十七辑)》的过程,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学术漫步。其中一篇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服饰制度与士族阶层地位相互建构的论文,其论证过程的精妙,让我叹为观止。作者巧妙地利用了传记文学中的细节描写,结合出土文物和相关制度文本,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分析模型。他没有把服饰仅仅看作是符号,而是将其视为权力表达的媒介,探讨了在那个“尚玄谈”的时代,形体和外在表象如何被政治化和审美化。语言风格上,它保持了高度的学术规范,但又充满了一种对历史细微差别的敏感捕捉能力,读起来既感到被知识的重量所充实,又因其生动的描绘而感到愉悦。这绝对不是一本可以囫囵吞枣的书,需要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其中的每一条考证与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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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辑的《中华文史论丛》里,关于民间信仰与地方志的结合研究,简直是打开了我认识传统社会的一扇侧门。过去总觉得地方志是官修正史的补充,记载多是风花雪月或灾荒瘟疫的流水账。但这篇文章(或是几篇文章的组合)却展示了如何从这些看似零散的记载中,重构出活生生的民间社会图景。比如对某地特定节庆仪式的详细描述,作者不仅记录了仪式本身,还深入挖掘了其背后的族群关系和经济基础。那种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微观的民俗实践相结合的笔法,让历史不再是帝王将相的故事,而是渗透到每一个普通人生活细节中的文化脉络。我感觉自己仿佛跟随作者的脚步,走进了那个充满烟火气和神秘色彩的古代村落,这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是单纯的理论著作无法给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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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刚拿到这本《中华文史论丛(第七十七辑)》时,我还有点担心内容会过于陈旧或局限于传统课题。然而,它却给了我一个惊喜——其中一篇关于近现代文学批评中“现代性”的探讨,视角非常新颖。它巧妙地将西方后结构主义理论引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分析中,没有生硬地套用,而是找到了两者之间微妙的文化共振点。文章的论述结构非常清晰,逻辑链条环环相扣,从理论的引入到案例的具体剖析,再到最终的归纳总结,一气呵成。它没有停留在对作品表层主题的解读,而是深入到文化语境与权力结构的反思层面,读起来颇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这表明编者在选题上具有很强的时代敏感度和前瞻性,能够平衡传统与现代的研究需求,为文史研究开辟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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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这一辑的《中华文史论丛》可以说是在文史研究的“干货”上做到了极致。我尤其喜欢其中关于古代典籍校勘学的那几篇研究。那些细致入微的笔误辨析、版本差异的考证,对普通读者来说或许有些晦涩,但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关注古籍整理的人而言,简直是如获至宝。作者们展现出的那种近乎偏执的求真精神,令人肃然起敬。他们不仅仅是在修复文本的错误,更是在与历史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试图还原古人最初的表达意图。其中一篇关于《说文解字》某个偏旁部首的源流考证,更是耗费了大量心力,通过比对不同时期的金文、甲骨文材料,最终得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这种细致入微、层层递进的论证过程,极大地提升了阅读的智力体验,让人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也体验到了学术探索的纯粹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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