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常培先生字莘田，號恬庵，1899年(清光緒二十五年)8月9日生於北京一個滿族平民傢庭。1916年，考入北京大學中國文學門(係)。因父親剛去世，不得不負起全傢生活重擔，一邊讀書，一邊在眾議院做速記，半工半讀直至畢業，又轉入哲學係讀瞭兩年。1921年離北大後，在京津兩地教中學，並代理過校長。1926年，到西安任西北大學國學專修科主任兼教授，講授音韻學。次年迴京。1926年至1928年先後在廈門大學、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授。1929年到剛成立於廣州的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任研究員，專力研究中國音韻學和漢語方言。1934年，任北京大學中國文學係教授，1936年兼係主任。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輾轉到長沙臨時大學(北大、清華、南開組成)任教。次年學校遷雲南，改稱西南聯閤大學，他隨校入滇。1940年任聯大文學院中文係主任兼師範學院國文係主任。1944年赴美國講學，1948年迴國，繼續在北大教書，並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他受命籌建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被任命為所長。他還被任命為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錶(1949年)，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1951年)，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1952年，1954年改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55年)。1954年和1958年當選為全國人民代錶大會代錶。從1951年起患高血壓癥，仍長期帶病辛勤工作，終於不治，1958年12月13日逝世，剛滿59歲。

羅先生在學術界工作約30年，主要是在研究所專力研究和在大學任教；任教也從來沒有停止研究工作，而是將研究所得充實教材或開設新課。例如《漢語音韻學導論》一書，就是在許多所大學教音韻學的講義，隨著教學經驗的積纍和研究的逐步深入，曆時20餘年，前後修訂8次，纔正式齣版的。研究、教書互相促進。他多方麵開創瞭中國語言學的新局麵，教齣許多方麵語言研究專門人纔，不愧為繼往開來、承前啓後的一代宗師。他的業績主要有以下幾方麵：

一、音韻學研究。音韻學發展到20世紀初，上古音的聲部和中古音的聲類、韻類的分閤研究，都取得瞭重要成果，積纍瞭經過研究整理的大量資料。如果要更進一步，就必須有新方法、新工具、新材料。羅先生適逢其時。他充分研究瞭前人各傢音韻學著作，包括國外漢學傢這方麵的著作，全麵掌握曆代音韻資料。在這基礎上利用曆史比較語言學和現代語音學方法，引用方言和梵漢、漢藏等對音材料，對音韻史上的重要問題進行深入研究，提齣關於古代某些聲韻母讀音和音類分閤的獨到見解。這方麵的論文，如《 魚虞的音值及其所據方音考》(1930年)、《知徹澄娘音值考》(1930年)，等等，都是力作名篇。常被引用。另一方麵，對音韻學中的某些術語，主要是等韻中的術語，做瞭使人容易理解的音理解釋，如《釋內外轉》(1933年)、《釋重輕》(1932年)等。羅先生的工作使傳統音韻學從“考古功多，審音功淺”的狀態上升為我國現代語言學的一門基礎學科。他還對前人某些較為生僻的音韻著作，用序跋的形式加以評介，給以音韻史中的適當位置。為瞭填補傳統音韻學從上古音到切韻音中間的一大段空白，他對漢魏南北朝的韻部進行瞭全麵研究，另外，沿切韻音往下延伸，研究近代音，寫瞭《(中原音韻>聲類考》等論文。這就跟現代音相貫通瞭。

二、方言研究。羅先生研究漢語方言是跟研究漢語語音史密切相關的。早在1930年就發錶瞭專著《廈門音係》和論文《 魚虞的音值及其所據方音考》。前者用曆史的語言係統駕馭現代復雜的方音，後者用六朝韻文中所反映的方言特點幫助考證並構擬曆史語音。1940年齣版《臨川音係》一書，把臨川語音同切韻音和現代北京語音作瞭比較，對某些“特殊詞匯”作瞭語源學的探索。1933年齣版瞭《唐五代西北方言》，利用瞭梵漢、漢藏對音，在方法上是創新，是用現代語音學方法去考證漢語古代方音的典範之作。他還調查瞭在方言分類上很有價值的徽州方言，寫過幾篇介紹這個方言特點的文章，個彆材料用作他某些著作的例證。廣大官話(大北方話)內部差異的調查，那時還沒引起方言研究者的興趣。羅先生獨具隻眼，抗戰期間在昆明寫瞭《昆明話和國語的異同》發錶。十餘年後許多性質和名稱都類似的書接連齣現，為推廣普通話起瞭重要作用。羅先生這篇文章實開其先河。他還對西漢楊雄《方言》以下，直至清末各傢的方言著述，作齣總結式述評。羅先生方言研究的特色是貫穿古今，多作比較，不隻是平麵描寫。

三、民族語言研究。他從漢語方言研究轉入民族語言研究是在抗戰時期的雲南。這裏民族語言眾多，語言學者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材料”(引自他《語言學在雲南》)。他以身作則，鼓勵並帶領學生進行調查，曾三次為此去大理，平日在昆明也找發音人記錄。他調查瞭民傢(白)語、納西語、俅(獨龍)語、怒語、景頗語、傈僳語、擺夷(傣)語。發錶瞭《蓮山擺夷語初探》(與邢慶蘭閤著)、《貢山俅語初探》(中文、英文)、《貢山怒語初探敘論》等。有些材料用作他彆的著作的例子，如《普通語音學綱要》(與王均閤著)就引用不少；《語言與文化》中也不難發現。更重要的是，一些青年學者在他的帶動下逐漸成為民族語研究專傢。新中國成立後開展大規模民族語言調查，他們起瞭骨乾和種子作用。

四、藉鑒域外。羅先生研究音韻史，早在20年代末就注意到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為學習漢語用羅馬字母拼漢字的材料，寫瞭《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長篇論文(1930年，十餘年後又寫瞭補篇)。後來這工作擴大到傳教士之外的許多國外與漢語研究有關的著作，逐一單篇介紹。又在大學開設《域外中國聲韻學論著述評》課程，並編成講義印發。域外中國聲韻學重要著作中當首推瑞典高本漢的巨著《中國音韻學研究》(作於1915—1926年)。當年中央研究院打破不譯書成例，特委托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三位，經多年努力把此書由法文譯成中文，並改正其中錯案，補充某些材料。這個譯本1940年齣版以來，對我國語言學界的影響至今未衰。羅先生除瞭在《中國音韻學的外來影響》(1935年)著重介紹高氏此書，還發錶瞭專篇介紹。羅先生順著研究耶穌會士的漢語拼音往下走，從另一方嚮擴大到對我國拼音字母源流的研究。這既是學術專題，也為配閤當時的推行國語運動。他研究瞭注音字母(後改稱注音符號)製定前各傢各派為標注字音或拼寫口語的字母，陸續發錶，後總成《國音字母演進史》一書(1934年)。50年代中期，在漢語拼音方案的製訂過程中，這書應需要改名為《漢語拼音字母演進史》重印。

五、鋪起一條中國語言學新的路基。語言學所以列為一門社會科學，因為和産生語言的社會環境是分不開的。早在《臨川音係》的敘論裏，羅先生就論述瞭臨川話和客贛話的曆史關係。後來這敘論抽齣加以修訂，單獨發錶，題為《從客傢遷徙的蹤跡論客贛方言的關係》，進一步闡明民族遷徙和語言演變的關係。40年代他在雲南，結閤語言調查，注意搜集有“父子連名製”這一民族文化特徵的材料，連大理荒郊野外的墓碑也未放過。他數次發錶有關“父子連名製”的文章。後來總成一篇分為三綱六項十三目的長文《論藏緬族的父子連名製》。這篇文章解決瞭兩個問題：一是雲南西部人數多、分布廣的民傢(白族)應屬藏緬族；二是以大理為中心的古南詔國(約8世紀至10世紀)的建國者是有父子連名製文化特徵的藏緬族中的彝族和仍有這特徵遺跡的白族的祖先，而不是沒有這特徵的非藏緬族稱為“白夷”或“擺夷”的傣族。羅先生另一拓展語言學的力作是《語言與文化》一書。這書寫定於北京解放的炮聲中，而框架構建和資料積纍由來已久。他用大量語言事實，論證語言與人類社會文化多方麵的關係，並“自信這本小書對中國語言學新路把路基初步鋪起來瞭”。這書40年後重印，被推許為“我國第一部文化語言學開創性著作”。

六、音韻學的普及工作。在這方麵，羅先生主要從兩項工作使深奧難懂的音韻學去影響社會：一是把音韻學延伸到文藝領域，解決其中某些問題，顯示音韻學並非一門孤立的“絕學”，而是與文藝相通，對文藝有用的學問。他初到北大任教的時候，就寫瞭《音韻學與戲劇》(1935年)、《舊劇中的幾個音韻問題》(1936年)等從課堂通嚮劇場的文章。最能體現他這方麵業績的，是《北平俗麯百種摘韻》一書。他用“絲貫繩牽”法歸納100種北平俗麯押韻而成。1942年在重慶齣版後，當地《新華日報》寫專篇書評介紹，稱它“就內容說，稱得起是一本通俗的科學著作，而所附的字匯，又可以實際幫助詩人們用來閤轍押韻。”這本書解放後曾兩次重印(改名為《北京俗麯百種摘韻》)，可見受到社會重視。羅先生普及音韻學知識另一方法是直接寫些淺近易懂的有關音韻學的文章。30年代，就有《音韻學研究法》一文(1934年)。十年以後，又寫瞭《音韻學不是絕學》(1944年)。這兩篇文章的十年中間，他寫瞭一係列音韻學通俗性專題文章，如《從“四聲”說到“九聲”》(1939年)、《四聲五聲六聲八聲皆為周氏所發現》(1941年)、《什麼叫雙聲疊韻》(1942年)、《漢語的聲音是古今一樣的嗎?》(1942年)、《反切的方法及其應用》(1944年)等等。他本來打算把這些文章集結為《恬庵說音》一書，跟《中國音韻學導論》相輔而行。因齣國講學，無暇整理作罷。

羅先生的一生業績聯係著我國語言學發展的許多方麵。誠如魏建功先生所說：“他稱得起是中國語言學的奠基人，他是繼往開來齣力最多的人。”羅先生自己也說過：“我們的工作應為後人鋪路”，“前修未密，後齣轉精”。他逝世40多年來，主要是近20多年來，我國語言學取得瞭可喜的進展。這正是他生前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