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人的理性化和现代化为主体概念，以人的变迁、人的理性化和现代化这三者的互动关系为基础建构理论框架，并选择南京人和上海人作为实证研究样本。本书采用多阶段抽样问卷，结合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的实证比较研究方法、深入研究了城市人理性化和现代化的态势、模式和动因，并就性别、年龄等个人先赋性因素和教育、职业等自致性因素，以及城市、文化等社会因素对个人变迁的影响作了定量和定性的分析，同时认为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个人理性和现代性的增长。 城市人作为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先验者，在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的变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观察、发现、分析、解释、预测作为城市主体的城市人，以及城市人所构成的角色体系的变迁是本书的主旨。本书以人的理性化和现代化为主体概念，以人的变迁、人的理性化和现代化这三者的互动关系为基础建构理论框架，并选择南京人和上海人作为实证研究样本。本书采用多阶段抽样问卷调查，结合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折的实证比较研究方法，深入研究了城市人理性化和现代化的态势、模式和动因，并就性别、年龄等个人先赋性因素和教育、职业等自致性因素，以及城市、文化等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人变迁的影响作了定量和定性的分析，同时认为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个人理性和现代性的增长。现代城市人变迁的趋势，体现了理性化和现代化在都市人身上的融合。虽然与南京人相比，上海人表现出更多的理性和现代性，且两地市民的理性化和现代化进程还相当不完善，但至少他们既明显倾向于理性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又表现出突破传统文化的羁绊，趋向现代科层制和现代科技所带来的现代文明的一面。理性化和现代化作为城市人变迁的共同趋向，已经显现出强大的正功能：它使得城市人更重视知识的积累、更注重效率和效益、更愿意广泛地参与社会事务、更乐意接受新事物并逐渐提高创新能力、互相之间更讲究平等、契约和规范等等。同时本书也清醒地认识到理性化与现代化可能存在的负功能以及它的有限解释性和短期适用性。即便如此，在中国的城市转型中，由于中国城市人的理性和现代性还远远不够，对城市人表现出的理性化和现代化倾向仍然需要鼓励和引导。当面对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现代化里程，步入后现代社会时，而中国还存在超过三分之二的仍滞留在传统社会、或刚刚起步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农民时，中国的城市人有必要输入更多的理性和现代性，带动中国人整体理性和现代姓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