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超武同誌關於20世紀50年代颱灣海峽危機和中美關係的著作即將齣版，這是值得為之高興的一件事。開始，這是他在南京大學做國際關係史博士後研究時的選題，完成瞭第一次颱海危機的研究，之後又經過幾年的努力，範圍擴大到瞭第二次颱海危機，形成瞭這部關於1954～1958年間圍繞颱海危機中美關係的比較完整的專題著作。

　　人們常說，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對通常較為嚴肅的曆史著作而言，這句話的意思至少應該包含兩層意思。一是研究者能夠利用此前所不能獲得的材料，進一步辨析曆史的真實過程，對原來已知的曆史內容加以補充、訂正或者更新，因而他的著作往往體現齣他所處時代對這段曆史的客觀性描述。二是研究者本人研究的理念、方法，受到他所處的時代環境和學術思潮這樣或那樣的影響，使他對所研究問題的看法以及得齣的結論也往往超越過去的陳說，從而反映齣一種當代人對這段曆史的認識。我想這也許是曆史研究之樹所以能夠常青的一個原因。

　　無論從上述哪一層意思講，戴超武同誌在這項研究中所做的努力都是有貢獻的。作者閱讀瞭大量中、美雙方外交文獻及相關資料，這些年來解密公布的《美國對外關係文件》等文件以及已知的中國方麵文件自不必說，而且包括散見於各種齣版物中的新材料，尤其對中方有關文稿、年譜、迴憶錄幾乎沒有遺漏的搜羅和係統梳理，這在尚無完整中方檔案公布的情況下是特彆有意義的，顯示瞭作為一位中國學者在掌握資料方麵的某種優勢。從研究的方法來看，作者顯然力圖避免傳統外交史研究的弱點而運用國際史研究的視野，人物、事件、政策的變化及相互作用，國際國內因素的交織影響，都被有機地放置到那個特定的時空範圍和整體圖景中加以分析。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對兩次颱海危機國內外研究狀況的演變非常熟悉，盡管並非一定按美國外交史學中的所謂“傳統派”、“修正派”和“後修正派”來劃分，但也正是在檢討瞭大量已有成果之後，作者提齣瞭他對這段曆史的獨特理解。因此可以說，這一專題著作重新展現瞭兩次颱海危機以及中美關係互動的全過程，是中國學者在中美關係史研究領域的一項新成果。

　　眾所周知，兩次颱海危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冷戰的國際大背景下發生的。冷戰所錶現的國傢間關係的狀態，在國際關係史上其實是一種常見的現象，而在現在的國際關係曆史編纂學中，“冷戰”一詞的使用是專指20世紀中後期以美、蘇在世界範圍內的總體對峙為格局的和平狀態。在這麼長的一個所謂“冷和平”時期裏，各個地區以及不同國傢之間關係的發展不同程度地受到總的格局的製約，與此同時，它們的具體錶現形式和態勢卻又是特殊的，在其中起作用的因素也不盡相同。與歐洲情況相異的是，二戰後東亞地區國傢正在走齣過去長期受外國列強侵略和壓迫的曆史，追求民族自立自強和國傢統一形成不可阻擋之勢，它們在自身條件下采取瞭各種道路或形式來進行探索和實驗，如社會主義、民族主義、中立主義等。美國為瞭保證對戰後世界事務的控製和對蘇爭霸的需要，企圖阻遏東亞地區的新興國傢和力量的發展並將其納入它的政策軌道，這就使自己站到瞭曆史進步潮流的對立麵。這是戰後在東亞地區國際性危機頻發、甚至導緻局部熱戰的一個根本性原因。我們承認美國作為二戰後第一超級大國對東亞事務的影響力，但它藉此來壓製和消除該地區異己的新興力量顯然是一個錯誤，這種影響力在其意識形態和遏製戰略的支撐下被過度濫用，導緻瞭它在東亞屢遭睏境和失敗。

　　在東亞的冷戰經曆中，兩次颱海危機和在此前後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一樣被列為重要的事件。對中美兩國來說，這是一個敵對和危機的年代；而兩次颱海危機，則可以說是那個年代中美關係的典型寫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保衛國傢安全和領土完整，保證國內和平建設的順利進行自然成為最主要的目標。然而，美國拒不接受中共在中國取得政權的現實，而且在其決策者的理念中，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構建成比蘇聯更可怕的威脅。因此美國政策的目標大緻上包括：緻力於消除中共在大陸的統治，其途徑是通過支持颱灣國民黨政權加以取代，或實行高壓的所謂分裂中蘇的“楔子戰略”；建立和控製西太平洋和東南亞安全體係以組成反共屏障，保持“太平洋島嶼防禦鏈”的完整；在不能改變中國大陸現狀的情況下，為以後謀求製造事實上的“兩個中國”作鋪墊。這種中美雙方政策目標上的根本對立，決定瞭兩國在颱海危機中激烈衝突的強度。如何處理中國東南沿海島嶼問題是兩國決策的關鍵，雖然雙方都采取瞭戰爭邊緣政策，但從總體上看，美國的決策失之僵硬、冒險和缺乏彈性，以緻到瞭計劃動用核武器的地步，相反中國領導人的決策基本上保持瞭張弛結閤的靈活性。在圍繞兩次颱海危機而展開的國際鬥爭中，中美兩國外交的性質錶現齣鮮明的不同，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是中國的革命外交同美國的強權外交之間的大較量。

　　時序的更替已經把當年的驚濤駭浪推到瞭曆史的記憶中，中美兩國也早已跨越瞭隔絕的鴻溝。但是，颱灣問題至今仍然製約著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颱灣問題本來是中國的內部事務，中國人有信心也有能力實現國傢的完全統一，而且，從曆史的觀點來看，任何現狀的維持隻能是權宜之計，這個問題也不能夠無限期拖延下去瞭。戴超武的新著使我們有機會重新審視那個敵對和危機年代中美衝突的模式及其本質，鑒往而知今，從中得到教益。特為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