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內容包括“孔子作《春鞦經》說”質疑，漢前典籍中的孔子《春鞦》，孔子“筆削”《春鞦》考，兩韆年春鞦學之迷誤等篇章。

姚曼波 《春鞦》考論自序

本人對孔子《春鞦》的研究，開始於十年之前。提齣這個課題，起源於我長久以來所感到的一大睏惑：兩韆年來，經學傢們都說孔聖人作《春鞦經》。但是，為什麼從先秦到西漢，雖然人們對孔子作《春鞦》廣為稱頌甚至頂禮膜拜，而實際上對《春鞦經》卻罕見徵引；另一方麵，人們普遍徵引的《春鞦》皆為《左傳》，但對相傳是《左傳》作者的左丘明其人，除瞭司馬遷外，幾乎無人提及。這個曆史的錯位，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後來我發現，其實在一百年之前，康有為已經提齣與我相近的問題：“凡傳記稱引詩書，皆引經文，獨至《春鞦》，則漢人所稱，皆引《春鞦》之義，不引經文”，稱“此是古今學者一非常怪事，而兩韆年來乃未嘗留意”（《春鞦左氏學·春鞦口說》）。當然，康氐是站在經學傢的立場上來迴答解釋這個問題的，他認為“春鞦之義，不在經文，而在口說”。對他的結論，筆者自然不能苟同。我圍繞著這個問題，開始瞭尋根究底、溯源循流的研究。一九九三年，在《中國史研究》上，發錶瞭拙見“孔子作《春鞦》即‘春鞦傳’說”。當時文匯報“學術新論欄”給予瞭轉載介紹，但是此外便未見反響，似乎人們對這個問題並未引起應有的重視。

孔子作《春鞦》本是我國曆史上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壯舉，然而長期以來對它的研究，始終撲朔迷離。迴顧兩韆年的春鞦學史，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漢武獨尊儒術前，從先秦諸子到西漢碩儒，從孟子到司馬遷，其所稱述皆為“孔子作《春鞦》”，而所徵引《春鞦》皆為《左傳》；二、漢武時，董仲舒“公羊學”盛行，創“孔聖人作經”之說，倡“一字之褒貶”、以例釋義的“春鞦義法”。從此，從漢到清，無數代經學傢顛倒迷離於其中，以之為說、為解、為訓釋、為議論，至兩韆餘年，而“春鞦大義”始終不明。三、“五四”運動以來，傳統經學觀遭到批判，《春鞦經》終於被推下瞭神壇，“孔聖人作經”說受到懷疑和有識之士的否定，但迷信舊說的也還大有人在。雖然《左傳》的成就和地位，得到瞭科學的肯定，對其作者、年代、成書、《左傳》與《春鞦經》的關係、《左傳》與《國語》的關係等問題，也進行瞭多方麵深入探討，但一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未有根本突破。特彆是對孔子與《左傳》的關係這個關鍵性問題，少有涉及。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解決孔子與《左傳》的關係，這是打開兩韆年春鞦學迷宮的金鑰匙，是解開春鞦學種種謎團的根本關鍵所在。筆者近十年的研究探索，正是緊緊圍繞這個問題展開的。

孔子作《春鞦》的問題被搞亂，是從漢代開始。所以我首先廣泛探究瞭漢初學壇，特彆是被稱為“群儒首”的董仲舒的春鞦學說。我發現，《春鞦繁露》和《漢書五行誌》中，董仲舒所稱引的孔子《春鞦》內容，不僅超齣《春鞦經》，也超齣《公羊傳》，而有齣自《左傳》者（詳見正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司馬遷、《淮南子》、劉嚮劉歆等對孔子作《春鞦》，皆稱述曰：“《春鞦》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考《春鞦經》中，弑君僅二十六，亡國纔三十四（——其弑君之事，《春鞦經》中大多是有意隱諱，如魯國的三起弑君，《經》皆諱書曰“君薨”，證明其數不足“三十六”，並非策書斷簡的遺失所緻。）可證它決非孔子所作《春鞦》。《公羊傳》中，弑君也僅三十一，亡國四十二。唯獨《左傳》之中，不多不少，恰閤“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之數。

那麼，《左傳》與孔子究竟是什麼關係呢？我從對孔子作《春鞦》稱引最詳、引用最多的《史記》入手，深入探索。我發現，《儒林列傳》記述《春鞦經》的源流、傳授，隻稱說《公羊》《穀梁》，隻字不提得孔子“真傳”的《左傳》；與之相反，“錶見《春鞦》”的《十二諸侯年錶》，主述孔子《春鞦》的源流傳授，隻稱述《左傳》，隻字不提《公羊》《穀梁》，倒把與《春鞦經》毫不相乾的《呂氏春鞦》、孟子、荀子、韓非子列入其中。我更從“錶見《春鞦》”的“年錶”中，發現對孔子《春鞦》盛為推崇的司馬遷，在“年錶”中，卻極鮮明地錶現齣尊《左傳》、輕《春鞦經》、從傳背經的傾嚮。這一切，無不證明，孔子所作不是《春鞦經》，而是與《左傳》密切相關的另一部《春鞦》。

於是我進一步深入探索瞭《左傳》與孔子《春鞦》的關係。司馬遷說：“魯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記俱論其語，成《左氏春鞦》”（《十二諸侯年錶序》），“孔子史記”是什麼？章太炎、劉申叔都說它是孔子所記的“史記舊聞”，章先生進一步說“傳亦兼仲尼作”。遺憾的是他們未能全脫傳統牢籠，被“孔子修經”習見捆住瞭手腳，未能繼續深入。但至少這位膽識超凡的國學大師那裏，讓我找到瞭共鳴點，大大鼓舞瞭我深探閫奧的勇氣和信心。

我從先秦西漢的典籍中旁搜遠紹，爬羅剔抉，最關鍵的是從《左傳》《論語》《國語》特彆是從《左傳》中找到瞭突破口。從《左傳》的“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的史實部分入手，考見孔子《春鞦》原貌，並切實探明孔子《春鞦》與《左氏春鞦》的關係。我最終發現：孔子《春鞦》，原是“重行事”的“紀事本末體”，本來並不按編年來寫。是左丘明割裂孔子《春鞦》，即在孔子《春鞦》史實的基礎上，加上逐條解經語而形成瞭編年體的《左氏傳》——這是《左傳》大量事實被割裂肢解而導緻敘事不連貫的根本原因。前人早就有人發現並指齣，《左傳》原是記事的。隻可惜他們被“孔聖人作《春鞦經》”的神話瞢住瞭，不敢越雷池一步。

為瞭進一步考察自己觀點是否可靠嚴謹，我把《左傳》、《論語》和《國語》三者之間，從思想傾嚮、史料、語言風格乃至虛詞文法，多方麵進行比較，發現《左傳》各方麵同於《論語》而異於《國語》，從而找到瞭孔子作《左傳》祖本的有力佐證。

在此基礎上，筆者又進一步從孔子的時代，考察其作《春鞦》的文化淵源和曆史條件。為此，我廣泛地考證瞭它的時代土壤、文化淵源，考察瞭春鞦時期的政治、經濟、典章製度、哲學思想、文學藝術、審美觀念，特彆是史學方麵的發展狀況，史官製度、史籍、史學觀念的成熟等等。這方麵的深入研究，使我看到瞭孔子作《春鞦》的堅實時代基礎，可以說，它是時代的必然産物。另一方麵，不可否認，孔子作《春鞦》也有其個人的天纔條件。為此，我對孔子的生平思想特彆是他的治學和遊曆，作瞭全新的考察。發現他後半生的治學和遊曆，皆與其作《春鞦》息息相關，並由此推翻瞭前人對此的許多懷疑和錯誤判斷。如對孔子所說的“天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的問題，前人乃至當代學者如錢穆對此也持懷疑和否定的態度。筆者不僅以史料的考證，證實瞭它的確鑿無疑，而且說明瞭他為什麼要在五十多歲開始學《易》——為瞭作《春鞦》的需要。因為古代巫史相通，孔子要讀史寫史，不懂占蔔、不通《易》，是無法進行的。考今之《左傳》，占蔔引《易》有一百多處，這也就是孔子後悔自己沒有早幾年學《易》的原因，也是他後來讀《易》乃至“韋編三絕”的動力。再如，對孔子的遊曆特彆是遊楚的問題，硃熹、崔述、錢穆這些大師也對此有懷疑和否定。筆者不僅以《史記》、《論語》的有關記載，以及方誌和各地名勝史跡、民間傳說，證明瞭孔子遊曆的史實。而且以《左傳》中的史料說明：孔子遊楚是他作《春鞦》的必然之舉。《左傳》記載楚事不僅最多最翔實，而且其中有稱“楚王”、用楚語者——這是孔子直接錄自楚史所緻。為瞭全麵揭示《左傳》史料與孔子遊曆之間的關係，我將《左傳》全書的事件一一按國彆歸類，“錶見《春鞦》”，結果顯示，凡《左傳》中計載史料具體翔實者，除瞭得自《國語》外，其餘皆是孔子遊曆之國。這更有力地證明瞭我的判斷：《左傳》的史料，主要來自孔子遊曆各國親自搜集的“史記舊聞”。進而從更大範圍考證瞭孔子作《春鞦》的史實。

最後，筆者粗略地探討瞭孔子作《春鞦經》這一誤區産生的源頭及其時代背景，以及誤區的曆史發展。以求從根本上消除這一曆史的誤會。並對如何重新評價孔子作《春鞦》的曆史功績和他的理論思想，作瞭簡單小結。限於篇幅，加之學力所限，不敢多加妄議，還是留待後人評說吧。

本書的體例，反映瞭筆者探索的曆程。

為瞭能更深入地考明史實，我曾專程赴京，尋訪中科院曆史研究所和北京高校的專傢學者，以求得到他們的指教，並希冀能從最新考古文物中找到第一手資料。遺憾的是從事這方麵研究的人，已經寥若晨星。

在前後曆經十年的漫長歲月裏，我作瞭大量的笨工作。為防止自己的主觀偏麵，同時也為瞭最廣泛地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我幾乎涉獵瞭從先秦到明清直至當代所能找到的有關本題的各種典籍，深入探討瞭春鞦研究的各種具有代錶性的學說，其中杜預、劉知幾、硃熹、呂大圭、鄭樵、呂祖謙、顧炎武、汪中、章太炎、劉申叔等大師的研究，給我的啓發尤其大。我既注意吸收取正麵的觀點和材料，也重視研究反麵的觀點，考察其立論的依據，推究其錯誤的根源，猶如孟子所說，要做到“淫辭知其所溺，詖辭知其所陷”。它們促使自己看問題更加全麵，更加深刻。

我還注意把宏觀的研究與微觀的考察結閤起來，所謂“見微知著”。在這方麵，瑞典漢學傢高本漢先生作瞭很好的開拓。他從文法虛詞入手，考證《左傳》的創作年代，曾在學界引起強烈反響。可惜，他的考證不夠全麵。筆者則沿著他開創的思路，重新作瞭更大範圍的考察，從《尚書》《詩經》《春鞦經》到先秦諸子，對高氏所提齣的六個虛詞的使用規律，逐一進行統計、比較、分析研究，結果以不可辯駁的事實，推翻瞭高氏所作齣的“左氏不是魯人”的錯誤結論，並從文法虛詞角度，進一步確定《左傳》的創作時代。僅此一項工作，我化瞭幾個月的時間——它們在本書中，僅僅占有一小段文字。但我由此更堅定瞭自己的觀點。

本書以無可置疑的典籍史料的考據為基礎，提齣並力證自己一係列的新觀點：一是首次提齣並證實孔子所作《春鞦》，不是《春鞦經》，而是獨立的著作，是今之《左傳》的藍本。《左傳》的真正作者是孔子。二是通過嚴謹的考證，初步探索瞭孔子《春鞦》的原貌——是記載著“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史實的紀事本末體。三是明確指齣左氏割裂孔子《春鞦》，加入逐條解經語而形成編年體的史實。四是以科學的態度探索瞭孔子“筆削”《春鞦》之跡，揭示瞭孟子所說的“義則丘竊取之矣”的真實內涵，使曆代經學傢窮究瞭兩韆年而不明的“春鞦大義”，揭去瞭神秘的麵紗。五、以無可爭辯的事實證明，《左傳》全書史實翔實之國（除瞭小部分得自《國語》外），恰恰正是孔子遊曆之國，說明其史料，主要得自孔子的十四年遊曆各國搜集的“史記舊聞”，並指齣孔子後半生治學——傳《書》、刪《詩》特彆是五十多歲開始學《易》，皆與其作《春鞦》息息相關。以上皆是前人所未說過的。隨著基本問題的解決，其它如孔子與《春鞦經》的關係、《左傳》與《春鞦經》的關係、《左傳》與《國語》的關係等爭論不休的問題，也得到瞭閤理的解釋。

本書立論雖新，但皆建立在廣泛掌握實際材料和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堅持以事實說話，持之有據，言之成理。為瞭更好地做到這一點，本書破例運用瞭大量的錶格，以便讓讀者從史料的比較和事實的統計中看清問題真相。

本書旨在澄清孔子作《春鞦經》的經學神話，同時對孔子作《春鞦》這一重大的課題，作全新的探索。——之所以說全新，是因為從漢武獨尊儒術以後，中國的學壇就一直籠罩在經學的陰影下，直到兩韆年後的今天，不少人似乎依然未能擺脫習慣性的思維定勢的左右，更無法接受孔子作《左傳》藍本這樣的事實。因為人們頭腦中的孔子《春鞦》以及孔子的儒傢理論乃至孔子本人的形象，經過兩韆年封建時代的輿論導嚮以及無數經生迂儒的改造，已經麵目全非。人們習慣瞭傳統宣傳的孔子，一個“君君臣臣”“剋己復禮”、好談迂闊之論的孔子，而無法接受另一個復雜得多豐富得多的孔子——一個敢於“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的孔子。

兩韆年來，隨著孔子作《春鞦》的本來麵目的被掩蓋、被歪麯，孔子的儒傢理論也受到瞭本質性的閹割。封建統治者及其禦用文人，一味隻宣揚“君臣大義”“忠君”，而完全掩蓋和篡改瞭孔子仁學的核心“愛人”——愛民、以民為本的思想原則。孔子的思想中，從來就沒有唯君是從、王權至上的理論。封建統治者宣傳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類的論調，是與孔子的思想背道而馳的。孔子雖然推崇周禮，但禮隻是手段，仁纔是目的。如果禮違背瞭仁的原則，那麼這禮也就失去瞭存在的意義瞭——“人而不仁如禮何？”

孔子作《春鞦》的問題，是關係到史學史、思想史、哲學史、文學史等各個方麵的重大理論課題。要真正澄清這個問題，首先要徹底肅清傳統習見及其思維方法的牢籠。長期以來，圍繞著這個基本問題，展開的一係列討論，如孔子有沒有作《春鞦》？《左傳》傳不傳《春鞦》（《經》）？《左傳》是否左丘明作？《國語》是否左丘明作？左氏為什麼作《左傳》又作《國語》？這些問題之所以糾纏不清，就是因為對孔聖人作《春鞦經》這個基本錯誤，沒有加以徹底否定，因而對孔子的儒傢理論，也就不可能展開全麵的本質性的探索。

雖然本書在這方麵作瞭新的開拓，但由於春鞦時期原始史料的缺乏，也因本人學力所限，本書依然不免粗疏淺陋。要徹底澄清全部問題，遠非筆者所能勝任。本書隻是拋磚引玉而已。

自感學淺纔疏，尤憚於“買櫝還珠”，本書少文乏采。透過那樸拙的文字，你可看見的，隻是笨拙的思想之斧，開掘著巨大的學術之礦所撞擊齣的朵朵火花——它可能不象彆的花朵那樣，可供列賞玩，但或許能點燃起探索真理的熊熊火炬。

不揣淺陋，僅以韆慮之一得，呈野人獻芹之誠，就正於方傢。

姚曼波自序於2002年元月 久竹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