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字》写的是一段婚外恋情中三个人物的命运。少妇海丝特·白兰犯通奸罪，但是她拒绝说出她的情人是谁，于是加尔文教政教合一机关惩罚她带着红色A字（英语“通奸”Adultery的首字母）示众。在受罚的过程中，她对其他不幸的人表示出深切的同情，她的许多善行逐渐使她赢得人们的尊敬。海丝特的同犯，年轻的清教徒牧师丁梅斯代尔深受良心谴责，最后鼓起勇气承认了自己的罪责，并死在海丝特的怀里，获得了道德上的自新；海丝特的丈夫则因被复仇的烈火所围困，变得如魔鬼般疯狂，在道德上完全堕落，也毁掉了自己的生活。

作者通过这个故事探讨法律上的罪恶和道义上的罪恶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罪恶在哪里？”、“谁是真正的罪人？”这样的道德问题。

霍桑开始是以短篇小说家著称的，诚如第一个自觉地把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并提出短篇小说创作理论的爱伦·坡（１８０９—１８４９）在《评霍桑的（复述的故事）》一文中所说：短篇小说的创作过程是由作家“精心设计了某种希冀的单一效果；于是他编制情节并将其连缀起来，以期在最大程度上达到预定的效果。”美国堪称短篇小说的王国，在开创这一体裁上，霍桑和爱伦·坡同样功不可没。

霍桑曾在作品中多次声明，他写的不是小说，而是“罗曼史”。用我们今天惯用的文学术语来说，就是他写的不是现实主义小说而是浪漫主义小说。我们姑且不去争论这样分类的概括性与各自的定义，但无论如何，现实主义强调的是客观描绘，浪漫主义则侧重于主观抒发。在霍桑看来，创作“罗曼史” 时，也就更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发挥作者的想象力，而不必拘泥于现实。他这样做了，而且取得了成功，不愧是美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小说的开创者。

霍桑还进一步把他的“罗曼史”称为“心理罗曼史”，这足见其对心理描写的重视。他之所以重心理描写，一方面固然受时代和宗教的影响，将精神和灵魂混为一谈，认为灵魂既然有善恶，有爱恨，有罪孽，就应该揭示出来，以达惩恶扬善、颁爱抑恨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人的行为举止终有其心理依据，如不进行心理挖掘，人物只能停留在表象上，必然显得肤浅。对于惯于阅读我国传统的以白描手法刻画人物的读者，或许会觉得其故事节奏过于缓慢，但他却是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鼻祖。

爱默生在论述自然的本质时提出：“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某种精神现象的象征物”；霍桑也认为，客观物质世界仅仅是假象，其“灵性”才是本质。因此，在霍桑的作品中，一景一物都有其比喻象征的含义。当年，英国作家威廉·朗格伦在《农夫彼尔斯》（１３６２）和约翰·班扬在《天路历程》（１６７８—１６８４）这类宗教小说中，就曾把七大罪恶或人的品德变成具体人物登场。这种把抽象概念人格化并用来直接给人物命名的写法显然比脸谱化更为原始和粗糙。霍桑的象征比拟笔法却另辟溪径，况物写景不仅配合抒情和渲染气氛，简直本身当真有“灵性”，成为故事的参与者，缺了便会显出不足。这一手法当即为麦尔维尔所效法，经过爱伦·坡的推崇，转而被法国的波德莱尔进一步发扬，遂开创了现代派文学的象征主义流派。就此而论，称霍桑是象征主义的奠基人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