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内容简介：关于澳门问题的学术研究，近几年来发展速度极快，80年代初还几乎是一片荒芜，而至90年代则已呈百花争妍之态。数年前，澳门的朋友提出“澳门学”这一概念。“澳门学”提出后，赞成者不少，异议者有之。异议之一，称“澳门学”概念不确，不如称“澳门文化”或“澳门历史文化研究”，含义广而概念明确。异议之二过去，凡以“××学”命名的区域性研究，多是研究者对异国或异域的称谓，如西方早期所谓之“汉学”和“东方学”，多少带有一些殖民主义色彩，澳门学的提出似乎也会带有这类嫌疑。异议之三，此时提“澳门学”恐怕为时尚早，建立澳门学的条件尚未成熟。

先谈第一个问题，澳门学的概念。这里关键是这个“学”字，这里的“学”不是指一般的知识学问，而是指一种学术分类或一定的科学领域，也就是说，这个“学”字是指学科而言。前面又冠以“澳门”二字，那就限定了这只是一门专门研究澳门问题的区域性学科。既然是区域性学科，那发生和存在于这一区域的有关问题均应是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这一概念是十分清楚明晰的。是否称“澳门学”不如称“澳门文化”或“澳门历史文化研究”含义广而概念明确呢？现在国内很多区域研究概以“文化”称之，如齐文化、吴文化、楚文化、蜀文化、岭南文化等。愚意以为，“文化”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对自然界进行的物质的或精神的加工。自然界包括人自身，以人为主对自然界进行加工的都属於文化”（金克木语）。狭义“文化”则专指人类对自然界的精神加工。即以“人文进化论”者言之，“文而化之”多停留在人文层面上。若以“澳门文化”命名，容易使我们对澳门的研究局限於狭义“文化”的范畴之内，那与“文化”平行的政治、经济、社会又置於何处呢？澳门之刑事犯罪、慈善工作、垃圾焚化则亦当摒弃於外了。而“澳门学”可以涵盖所有澳门问题研究。唯此一词，可以较为准确地表述研究澳门的千景万象。

第二种意见可能在上一辈学者中较多。基於以往的历史，在“汉学”与“东方学”由西方学者提出及付诸实践的早期，确有协助推行殖民主义国家东进政策之事实，其早期研究成果亦多带有歧视中国的殖民主义色彩。这种对以往事实的认同，造成了部分老一代学者的成见。好像今天再提“澳门学”这一类词时，就一定有殖民主义色彩之嫌，而澳门本身又是葡萄牙殖民统治之地，称“澳门学”则殖民主义色彩之嫌更重，似乎“澳门学”只能是外国研究者的称谓，而中国学者称“澳门学”则大不应该。其实“学”本身既不带民族性亦不带阶级性，对澳门的研究既不只限於中国人亦不只限於外国人，任何冠以“××学”的区域研究，既可以异域人研究，也可以本域人研究。过去的汉学、藏学、蒙古学都是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今天则被我国学者认同。台

湾今天仍有“汉学研究”的杂志，日本亦有“东方学”的研究杂志，均未因是西方学者提出，早期确有殖民主义色彩而废此名。更何况，学科建设本身就是发展的，决非一成不变，需要不断创新。过去以“××学”命名的区域研究，许多是对异域的研究，多带有殖民主义色彩，难道我们今天就不可发展成既有异域人参加也有本域人参加的研究吗？同时藉以彻底清扫这些区域研究中的殖民主义色彩，岂不更是好事？“澳门学”的建立亦确有这双层的意义。

言条件不成熟者，理由最充分，实有顾虑之必要。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学术界表现非常活躍。十几年来，各种新学科的提出与建立如雨后春筍，这是褒义提法；如稍一贬之，更似过江之鲫，熙熙攘攘，热闹非常。新学科提得太多，则必有滥者，故很多根本不具备建立新学科条件的研究项目纷

纷登场，戴上了××学的帽子，张扬其势，引起学界许多反感。

不能因为过去新学科的提出有过滥现象就不敢再提议建立新学科，建立“澳门学”，关键是看其条件是否具备。那么，建立“澳门学”需要哪些条件呢？我不想在“澳门学”的定义上作繁琐考证。只想从以往新学科的建立来看“澳门学”建立的条件。研究《红楼梦》，后发展成为著名的“红学”，而研究《聊斋志異》、《封神演义》却没有发展成为“聊学”、“封学”。研究敦煌，后发展成为显赫一时的“敦煌学”，而研究“大庆”、“大寨”却没有成为“大庆学”、“大寨学”。为什么？关键是两个方面：一是被研究对象的内涵量，二是研究者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如果被研究对象可供研究的内涵量很大，而对这一对象感兴趣的研究者又具有一定的数量和质量，我想，这个“学”大概就可以建构起来。当然，具体到一个新学科的建立，还应有许多其他方面的条件，但其他条件应都是操作层面上的。一门新学科的建构，其核心条件，即为上述两方面的“量”。

“澳门学”的建立就上述两个方面的条件而论应该说是具备的。先谈澳门学的内涵量。如果从地域面积来讲，澳门仅有二十几平方公里的土地，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块小小的土地，却在四百多年前成为联结东西方文化的一座桥樑，直接或间接对东西方近代历史产生重大的影响。四百余年来，这一小小半岛与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几乎都发生过关系，不仅形成悠久灿烂、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其整体经济发展速度亦曾被称之为“亚洲第五条小龙”。袖珍型的土地，国际化的城市，其中有多少奥秘，有多少课题需要我们去发掘、探索、研究、总结，其可供研究之内涵无法估量。以研究澳门历史为例，四百余年来澳门政治体制的发展演变，中葡两国对澳门行使的司法权，澳门经济的兴衰，澳门城市建设的发展过程，中葡关系，澳门与日本、与菲律宾、与印

度、与越南、与泰国、与印尼、与巴西、与英国、与荷兰及粤港的关系等均是极为重要的课题，既有研究价值，亦具可供研究的基础。在历史研究中，澳门的档案即是一座穷数十年之力亦难以开采罄尽的宾山。以档案存积的数量而论，完全可以和著名的“敦煌学”中的敦煌经卷媲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敦煌经卷共六万余件，散布於世界各地，其内容涵盖历史、地理、宗教、文学、语言、艺术、科技等各方面。而有关澳门的文献档案全世界共有多大的量，恐怕至今仍无法统计清楚，仅葡萄牙海外历史档案馆整理出来1630——1833年的葡文档案就有十万份，1833———1974年所藏档案亦不少於前者。葡文档案，在葡萄牙还被东波塔档案馆、里斯本公共图书馆、里斯本科学院图书馆、里斯本地理协会图书馆、外交部历史档案馆、儒达公共图书馆、埃武臘公共图书馆收藏，在澳门则有市政厅图书馆、贾梅士博物院、仁慈堂、澳门主教堂、各教区教堂及一部分葡文中学和老牌中学收藏。中文档案，澳门何东图书馆，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室均有收藏。至於荷兰海牙、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美国、梵蒂冈、印度、泰国、日本、菲律宾、西班牙、意大利、越南、巴西等国都有各种文字的档案收藏，其内容亦涵盖历史、地理、宗教、文学、艺术、教育、经济、法律、科技等方面，其中绝大部分材料尚未被人利用，其可供研究的价值无法估量。其中所表现的问题，我相信有许多会填补16——19世纪中国史及世界史研究之空白。

澳门学可供研究的范围决非仅是历史。澳门宗教亦是一涵量极大的研究课题。澳门旧有“东方梵蒂冈”之称。天主教从1552年沙勿略死于上川始，紧接着登陆澳门，先后有二十多个国家的传教士在这里活动，仅中国明清最盛时有三十万人入教。在澳门又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基督教经典。尔后，基督新教又在澳门传播，并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后转移至香港发展，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可供研究的资料。澳门宗教可供研究者，除天主教、新教外，还有佛教、道教及澳门的民间信仰，虽然没有留下较多的文献，但其文物碑志及实物资料不少。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巴哈伊教、摩门教、白头教等虽影响较小，但亦有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