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编集直接起于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在一年前“中心”向旅外学者发出的征文启事中已经有所表达：“中心所企目标之一是成为联络海外中国学者同人之桥梁，交流互动，以共同促进中华学术文化之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新千年之初即两年前的五月。当时我得到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的科研资助，承担实施编译出版《冈村繁全集》（全十卷，概要参见本书所收俞慰慈博士专文）的任务。在中国翻译出版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的全集尚乏先例，它在某个层面上标示着中国学术文化研究面向海外发展的一个小小跨步。我把这个任务的意义理解为不仅在于翻译介绍《冈村繁全集》，更在于它所提示和强调的一个国际化发展方向——海外的中国学术文化需要进一步纳入本土视阈，本土的学术文化需要更多的海外传播回应。因此，如何借助这笔有限的科研基金以充分发挥其效用，便成为我实施该项任务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和共时目标。为此需要建立一个操作平台，需要联络集合志同道合者和热心支持参与者。赖我的博士学业导师王元化先生（本“中心”首席顾问）的鼎力扶植和我所在学校部门的支持，该年次月“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人文东方》的编集意图亦由此萌发。

本书所收论文的作者主要为中国开放以来出国留学旅居海外并学有所成的人文领域学者。中国开放以来出国留学者众多，他们或学经济科技，或读社会人文，无论他们学成后作何选择，由于与祖国大陆的天然联系，其工作和研究客观上构成了广义的中国发展的一个特殊部分。以管见所及，迄今国内对于出国留学攻读社会人文者群体的关注明显少于对出国留学攻读经济科技者群体的关注。如果说精神文明的建设与物质文明的建设同样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事业所不可偏倾的一翼，如果说中国学术文化的价值早已不囿于本土域内，她的发展也同时是旅外学者的期盼和追求，如果说在全球化格局中海外学者的传播和研究正在构成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一个特殊部分，并且可能起某种特殊参照或借鉴作用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比以往更多更自觉地关注海外的中国学术文化状况，尤其是关注与祖国有天然联系的旅外中国人的中国学术文化研究。本书主要以中国开放以来出国留学旅居海外并学有所成的人文领域学者为收录对象，期望借此从一个侧面展示旅外中国人文学者这一群体的本土情愫与学术风貌。

旅外中国人文学者由于他们出身中国文化的背景，这种背景通常构成他们在异域生存攸关的“identity”（身份性质），他们对祖国文化潜在着一种中国本土学者未必能够同样深切感受到的挥之不去的母体情结；对于他们，研究中国学术文化通常不仅仅是一种专业或职业的技能操作，而同时带有文化认同和身份确证的或潜在或自觉的意识。因此，即便是在与本土学者似乎以同样方式讨论同样论题，即便是这种讨论似乎并不直接涉及价值问题，从作者主观方面言之，其阐说可能包含着超出中国本土学者所感所论的意蕴；从论著客观方面言之，同样的论题在异域环境中的提出，其本身意味着中国学术文化引力场的世界性延伸。这两者都理应受到中国本土学术文化界的重视。

由于身处异域的文化环境和在异文化环境中的研读积累，旅外学者对中国学术文化的研究较之中国国内大部分学者一般具有直接、本真的跨文化视阈的特点。一方面，当一个在异文化环境中呼吸生息的主体考察中国学术文化论题时，他的考察本身已经直接构成一种跨文化活动。他的考察可能不仅包含着对不同文化之差别的知性思考，而且包含着对不同文化之差别的感性体验，后者是困于本土文化环境中的人所不易具体感知的。由于这种感性体验的浸润，他在知性思考层面可能更具有某种“跨文化比较”的真实性。另一方面，正如当代不少哲学家所强调的那样，文化首先是一种语言现象。在这个意义上，本真的跨文化视阈意味着需要掌握两种不同文化的语言。在本书所收以中文表述的论文中我们不难发现，不仅诸多论题具有直接的跨文化性质，而且诸多论者所据以论证的资料来源是跨语言的。这种文本形式上的跨语言性质显示出旅外学者学术风貌的某方面特征。从中国本上学术文化研究的角度视之，这种特征未必不同时包含其某方面短处，但至少对于中国本土有兴趣于比较文学或比较文化的研究者，它应当具有启迪意义。

一年前曾到华东师范大学访问演讲的欧洲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其著名的“语言交往理论”中指出：文化由人际交往而产生，文化赖人际交往而延伸。在不同文化背景者的交往日益频繁密切的所谓“后现代”中，每个文化主体都需要增强各自的“主体间性”。这一时求预设了两个前提：在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各种主体文化不可能也不需要消解自己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各种主体文化必须与其他文化相互交流沟通吸纳共存。如果说中国学术文化在全球化格局和国际化发展过程中也需要增强自己“主体间性”的话，那么，旅外学者由于其直接所处的跨文化背景，他们研究中国学术文化的视角方法乃至观点等，较之中国本土学者可能更易于具有“主体间性”的特点。有所呈示这一特点也是编集本书的意图之一，虽然这种“主体间性”对于有些中国本土学者可能引起暂时的“陌生”感。

本书选收论文较多涉及中国古典文化领域，这除了出于编者的古典学术文化旨趣外，也与中国学术文化在海外被传播研究接受的一般倾向有关。据编者经验和管窥所见，整体而言，海外对中国学术文化的研究倾向于重视古典和历史领域。其具体表现为：旅外学者在海外大学获任教或研究资格者以具备中国古典学养根基者为多；海外中国学的一些重镇多为重视中国古典文化方面（例如欧洲汉学、日本京都学派、美国哈佛燕京学院等）；即便是在海外对中国现当代学术文化的研究领域，其中成就卓著而有影响者也多为对中国古典文化有深入理解把握者；海外在现代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些顶尖人物，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化反而多有超出现代一般人常识的珍视和认同（这可以从《杨振宁文集》等海外著名科学家的著作中见出一斑）。主要分布在全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学研究大都有重视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统，我以为这一现象本身当也值得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本土学术文化界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