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编撰是科学，还是艺术，或是二者兼之？这是归属历史哲学本体论的一个命题。17世纪，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笛卡尔与意大利美学家、历史循环论的创始者维科，曾先后作出了不同的结论，由此引发了西方史学界长达三百余年的争论。19世纪末，又有人提出要建立历史科学，强调历史学家应该“用精密科学的方法寻找它的事实”。持反对意见者则针锋相对，主张历史编撰要诗化，批评那些缺乏“激情”的史学家不过是历史的“制模工”，不具备“学者的资格”。二战以后，又有人扯起叙述主义史学的旗帜，要以语言文献研究方法治史，直截了当地提出历史编撰是门艺术，让历史学家“向叙事回归”。1973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其代表作《元史学》中不仅肯定此说，而且提出了“成文历史”的新概念。他强调：“历史作品以叙事散文的话语作为言语结构”，也就是，编撰历史首先要“当作一种文学形式来处理”，同时，还应对“历史感悟和历史概念的性质和特征”作“重新定位”。显然，怀特对18世纪以来传统史学恪守在科学规则框架内处理历史编撰问题的治史方法进行了全面质疑。

《元史学》的出版，在西方史学界再次引发了“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大讨论。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由于美国权威刊物《反思历史》发表了著名史学家G·伊格尔斯的质疑文章以及怀特的回应批评，则将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又一次成为“世纪话题”而引起各国历史学家的关注。所不同的是，这次争论已由本体论的历史话语，引申到历史认识论、伦理学、美学、语言学与诸多学科领域，衍生出历史编撰中的事实与虚构、描述与叙述、文本与背景、意识与科学等众多话题的学术讨论，涉及了“成文历史”在走出中世纪以来传统史学框架后如何在现代与后现代语境下构建治史思维方法、话语约定等史学研究目标的一系列重大课题。无论是伊格尔斯与怀特的辩论，还是乔·巴雷拉重申历史编撰的“社会科学的基本原则”（《创造历史与讲述历史》），波兰学者多曼斯卡强调“历史的崇高”在于“史学书写的非审美化”，沃勒斯坦演绎“书写历史”与“虚构故事、宣传、新闻报道”的同质关联，都表现了西方史学家构建新史学的理论创新的探索精神。

可以说，这一“世纪话题”所赋予的意义将当下国际史学研究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无疑为我国的史学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治史经验。

收入《书写历史》（“史学前沿”丛书第一辑）的诸篇经典论文对汉语学术思想界重新认识编撰、阐释中国的历史有着很严肃的启示意义。笔者认为，至少在二个方面可获得启迪。一是新世纪史学研究和理论构建应是开放性的，也就是要自觉地置身于现代性的历史语境，对传统史学作全方位的反思，对历史感悟、史学概念的性质和涵义的演绎需要贯注学术前沿性的探索精神和人文关怀的历史文化意识；二是构建史学研究目标（包括史学理论的主体研究及文体书写形式的探索）也应建立在跨文化、跨学科的学术比较的基础上，在重视成文历史的方法论创新与重建过程中，不偏废历史意识，唯此才能获得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和真理标准的共识。

当然，《书写历史》汇集当代西方历史学家对“世纪话题”讨论的最新成果，并不意味着鼓励中国史学研究去照搬西方的史学模式和理论体系，而是提倡重在借鉴和参照。这也是出版“史学前沿”丛书的出发点和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