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前言：重讀沙特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歐洲風靡一時的存在主義思潮不是早已退卻了嗎？為甚麼還有興趣閱讀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這位已逝世30 年並已過時的知識份子明星？不過，哲學研究從來不是趕時髦，一個哲學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不能依流行思潮的起落來評價。

誠然，從1960 年代開始，隨着存在主義的熱潮退卻，結構主義和所謂後結構主義在法國學術思想界的興起，沙特的鋒芒已大不如前。法國知識份子之間的流行話語，由人之存在、主體的自由與責任，及行動者的抉擇與籌劃，變成概念系統與理論模型的建構、知識生產的規則和記號活動的結構之分析。大家熱衷探討的學術領域，由戰後初期受現象學主導的哲學人學（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轉到由結構語言學開路的新興人文科學，諸如結構人類學（以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為代表）、精神分析（以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為代表）和記號學（以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為代表）。

而深受這些新興學術研究方法與路向影響的新一代哲學家，紛紛提出或則反人文主義（anti－humanism）的理論立場（例如阿爾杜塞爾［Louis Althusser, 1918－1990］的結構主義式馬克思主義哲學）， 或則「人的終結」（“the end of man”）的論調（例如德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的解構論）， 甚至「人的死亡」（“the death of man”）或「人的消失」（“the disappearance of man”）的口號（例如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知識考掘學）。 這種種對哲學人學持反對態度的理論立場或研究方向，都着重批判以思維主體或行動主體作為哲學討論的中心，它們基本上都是衝着沙特而來，特別是針對沙特1945 年的通俗演講、後來被視為存在主義宣言的《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文主義》一書， 以及裏面所表達的人文主義觀點。

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一個新文化處境的出現，配合着新的問題旨趣，催生了新的理論語言和概念體系，本來是學術思想史中常有的事，不足為奇。但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和解構論的鼓吹者在其論說誕生之初，為了建立一己的新穎理論形像，往往把論敵的學說過份簡化，又或者攻其一點，不及其餘。落在沙特身上，這種簡化就顯得更為嚴重。箇中成因當然複雜，但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卻與沙特的個人地位不可分割。在1940 年代至1950 年代的差不多20 年間，《嘔吐》 和《存在與虛無》 的作者的知名度和社會影響力，在法國知識界中可謂一時無兩。沙特集哲學家、小說家、劇作家、文藝評論家、傳記作家、電影劇本作家、 政治評論家和社會行動家於一身，是既多產又介入型的公共知識份子，成為當代法國知識文化精英既想學習卻又無從仿傚的獨一無二典範，大概只有18 世紀啟蒙運動大思想家伏爾泰、盧梭、狄德羅可堪比擬。大力批評一直是大家心目中偶像人物的沙特，往往成為後起理論家的策略之一：這是測試他們的理論武器的重要實驗場。

儘管法國知識大眾的注意力一度轉到上面提及的各門新興人文科學學者及其在哲學界中的同路人，卻也因為他們的研究旨趣移離具體的人，也就沒有辦法阻止人們繼續從事對人自身的探討：人作為主體有能動的一面，她不能被化約成僅僅是一個語言系統、經濟系統，或信息系統中的產物，否則我們無法理解人類文明的成果和制度創新的可能性。當結構主義及其所引發的人文科學熱潮退卻，沙特對既有創造能力、也能在逆境中從事抵抗的人的研究旨趣重新被發現。 另一方面，也由於沙特1980 年去世後，圍繞着他個人的各種爭議逐漸平息，對他的著作的進一步客觀和深入研究，也就得以重新展開。隨着新一代現象學研究者在法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湧現，沙特作為原創的現象學哲學家被重新認識。

對沙特的研讀不再止於《嘔吐》和《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文主義》等通俗作品，《存在與虛無》的作者也不再被視為僅僅是流行一時的存在主義思想家，而是在法國推展現象學運動有不可磨滅貢獻的開創性人物。當然，沙特作為小說家、劇作家和文藝評論家，還有一套美學；而他半生的政治參與和社會行動以及他自己對此的反省，也可整理出獨特的相關理論。沙特留給我們的思想遺產和理論資源，很多地方仍有待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