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友11》有一篇特殊的文章，这就是厉放的《一个永不消逝的精灵》。说特殊，是因为此文所记是杨小凯。用厉放的话说：“杨小凯” 这个名字不仅对许多学经济的人耳熟能详，就是对懂政治和关心政治的人也并不陌生，甚至对热心文学作品，喜欢励志故事、“心灵鸡汤” 的读者他也是个很好的“样板” 。试想“高干子弟，造反派，政治犯，阶下囚，自学成才，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大学教授，诺贝尔奖两次获提名者，皈依基督教，英年早逝” ……他的一生充满与众不同的“奇迹”和“矛盾”，他的人生之路充满“非理性”的选择，而他其实是个思想深邃，作风审慎，具有科学和理性思考的人！厉放的文章从近距离为我们描述出了杨小凯的真实的面貌。

如果说厉放是描绘了她眼中的别人，那么丁东的《从狂热走向沉思》则是剖析了自己的青春成长的过程：一个15岁正读初中二年级的少年，在“文革”岁月和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遭遇，时代的风暴将一个单纯的少年过早地卷进了政治旋涡。当然，是将整整一代少年过早地卷进了政治漩涡中。几十年过去了，丁东说，虽然没有写过“青春无悔”一类的文章，但参与过两本有关知青的书策划编辑。一本是《老插话当年──山西知青生活录》，一本是《中国知青诗抄》。有人说这是炒作，其实，参加这两件事都是义务劳动，没挣一分钱。为什么还要干呢？因为这是自己经历的一部分。而自己的经历，也成了那段历史的一部分。这篇《从狂热走向沉思》可以看做丁东自己的“青春之歌”。

相比于丁东回忆青春的理性剖析，吴彬的《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则用女性细腻的感性记忆，描绘了自己从童年到青年的精神成长。曾担任过《读书》杂志执行主编的吴彬，从童年有记忆开始，她与书本结下了今生今世的不解之缘。自记事以来，她想不起自己有哪一天是没有看过书的。实在地说，看书这件事对于她，似乎已经不好单单看作是出于求知、好学或者用功——给自己的读书行为加上这些动机，总觉问心有愧，因为怎么想也觉得那恐怕就是一种癖好，是上瘾，是与吃饭睡觉一样的生存需求。从童年的喜欢读书，到“文革”岁月中成为边疆建设兵团的一员，吴彬以清晰的细节还原了自己的成长足迹，结束于“从背负行装、揣着不成格局的几本零散书踏上旅程起，我人生的第一个单元结束了。轮流在火车、卡车、拖拉机上辗转了十天后，我和我的同学们到达了南疆边地的群山之中，到达的第三天，我满了十七岁。”

“文革”对一代人的成长自然有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其实在“文革”结束后的大转折年代里，个体的体验和人生的转折也是难以把握的，悲剧未必都发生在“文革”岁月，与时代的车轮相比，个体的力量太渺小了，而时代的车轮即便是走到了拐弯处，其惯性也是空前的。廖克的《狱中杂记》就给这个大转折的年代做了真实的注释，她的悲剧正是从1977年的深秋开始……在她的记忆里，当时母亲从福州赶来，“母亲显然苍老了许多，人显得憔悴疲惫，几缕白发在阳光下清晰可辨，这与记忆中的母亲多么不同！我不禁愧疚，觉得连累了家人。然而母亲并不提那些，只是淡淡说了家中各人情况，问了我的工作学习，一如既往。”正是在这样的记忆中，她后来因冤案而被投入监狱的记忆成了终生的痛疼。

当然，那个年代，对于许多人来说，也是人生的转机，丁伯刚的《我的山村，我的1978》与廖克的记忆恰恰成了对比，生长于贫穷山村的丁伯刚，因新时代的来临，看到了自己未来人生的希望，他的这些当年高考岁月的日记，成了一个山村青年如何因高考而改变了命运的历史记录。

谢湘南的《我青春的分水岭》则是当下一位70后诗人艰难的生存报告书，以某个特定的年份，成为自己青春的转折点，这就是诗人的1997：1997年7月1日，他当时的身份是深圳南山图书馆的一名保安……深圳因为与香港在地理上组成一条女人的连衣裙，1997年，因为香港回归，所有深圳人的私人记忆都有所改写，也包括，像他这样当时在归属与身份认同上还不承认自己是深圳人的打工仔……

在《良友》第10辑里，曾刊载了数十封《致右派儿子书》，是一位老人给自己不幸的“右派“儿子的信。老人称自己的儿子为“浑天一号”，在《良友》第11辑里，“浑天一号”的后人写出了当年那位“右派儿子”的悲惨人生，这就是周烽烽的《〈致右派儿子书〉中的“浑天一号”》：

……我的父亲曹培鲁，又名竹山（因胞弟曹培豫驾机失事于湖北竹山而改用此名），山东安丘人。中学毕业于北京汇文，大学毕业于上海圣约翰（现今的上海师范大学）。1945年被国民党作为共党嫌犯下狱，后经我爷爷多方奔走营救，变卖家产，交保获释，出狱后旋即投奔了中共阵营。1949年后在济南市府任调研员，因恃才傲物，不谙政治气候（母亲告诉我，他曾在“五反”运动中为资本家说情开脱）而不见容，被贬至济南教师进修学院，后又调至曲阜师范学院。反右运动中，被作为范醒中、竹山反党集团头目由济南市委批准定为极右，开除公职，劳动教养。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在山东淄博的王村劳改农场“就业”，领取每月二三十块的工钱。1980年，经数次申诉后（其实是得益于当时对反右结果一风吹的大气候）终获平反改正，被分配到曲阜师范学院函授部任教。他结过离过三次婚，甄别平反后却一直孑然一身。晚年因酒精中毒症状发作（因多年饮酒过量所致）数次被送进精神病院。1994年在济南仲宫的锦绣川疗养院因心力衰竭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以上是这篇文章的开头。智效民的《我所了解的冀贡泉》，以平实的文字刻画了他眼中的一位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个案”：冀朝铸的父亲冀贡泉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民国年间，曾担任过山西大学教授，山西省教育厅厅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避居美国，曾担任《华侨日报》总编辑。抗战胜利后，曾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949年以后，一直是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直到去世。从这一个案中，可以看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坎坷经历和复杂遭遇……与智效民“所了解的冀贡泉”相比，李南央的《彭伯伯和彭妈妈》描绘的是地层的小人物，但正是这样的小人物，给作者的内心留下了永远的牵挂，即便是成年后的海外漂泊，也难以淡忘。

《良友11》中还有一篇长文值得一提，这就是《一个新中国政法工作者的日记•1951》（田杰撰写，鲁沂整理）。系1951年作者在大西南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等的真实日记，由后人整理出来，今天读来，往事的确并不如烟。而作者的另一篇当年的“总结”，更是“激情岁月”的标本，这就是《“建国十年大庆”个人回顾•1959》。在作者当年写的回顾中，对1951年这一段的经历，如此总结：“1951年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地镇压反革命运动，敌人到处在破坏我们，怎能安静的坐在教室里学习呢？6月我们由西南军政委员会统一调出，组织了几个团，学习了几天就到四川、贵州、云南做清案工作，到1952年2月才结束，在这段时间里，我到了贵州、云南，并到最边境马关以南地区，和敌人面对面的斗争我是首次，八个多月的工作中，我们杀了许多反革命分子，也关了许多，这样社会安宁了。我们可以不担忧地进行经济建设了……”当年的日记和多年后的回顾，相互验证，都成了今天没有褪色的标本，也就是民间的信史。

（《良友》第11辑，文汇出版社2010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