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可以遗传的，南伟然、南向北就是明证，作为父女，前者担任过乐清市文化馆副馆长，后者担任过乐清市文物馆馆长，而在相继退休后，两人共同把余生投入到抢救民俗文化中去。历经三年艰辛，一本融进了两代人心血的《乐清传统民俗》终于付梓出版。

这本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的书，剖取民国时期乐清社会的横断面，追录当时岁时节令、经济民俗、生活习俗、人生礼仪、民间游艺等风土民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较为完整的乐清风俗画卷。

2000年，乐清市开展民俗文物大征集，发现一些文物有的无物存在，有的只留在老人们的记忆中。眼看传统民俗文化被外来文化、现代科技文化一天天冲淡消失，“抢救传统本土文化”念头在我心中骤然升起。2001年，我向乐清市委请战编写《乐清传统民俗》一书，获得5万元经费，并把艰巨的撰稿任务交给79岁的老文化工作者———我的父亲南伟然。父亲写成初稿后，寄给全市各地文化老人补充，但补充的不多，还不够全面，而且有些内容还需印证。可年弱的父亲单独无能力出门，一度陷入困境。

2002年下半年，我从文物馆长位置上退下来，协助爸爸，专门外出调查采访，为此跑遍了全市各地的老房子、破房子、乡村角落去淘金，因为老房子上写着历史故事，破房子里会发现历史遗物。

民风民俗是祖先世代真实传承下来的，都要考证过，不能听一人说了算，起码要有五人以上一致证实。平时不大注意的老人亭、夏天的桥头，乃至轮椅病榻上的老人都成了我的瞄准对象，但70岁左右的说自己太年轻，不大了解。80岁左右的或健忘或没文化，对传统文化理解模糊，表达不清。因此，有效的采访对象极少，调查很困难。

为调查乐成镇“二月二摆大斛”这一习俗，我顺着老街挨家挨户问本地世居老人。70岁左右的老人说记不大清楚，只看过场景，80岁左右的老人说没有操办过，说不出全过程，更不知由来。很多人都叫我去问北大街的陈元康老人，我高兴地跑到陈元康家里，看到的却是他的儿子坐在他的床前等待为他送终。我恨自己为什么不早几天过来。拼凑老人们的片断回忆，我分析这项活动与道教有关。我跑到道教协会，打听到石马村80多岁的陈安占道士，完整了解到“二月二摆大斛”的全过程，还得知“摆大斛”在石马村广应宫一直沿用，时间是每年二月十四。等到今年二月十四，我带上摄影师前去摄下这珍贵的场面。

父亲定了初稿后，我发现还是有些漏写了。如雨伞，当时的雨伞是哪里来的？我突然想起柳市有一个地名叫“雨伞桥头”，会不会和“雨伞”有关系呢？我赶到当地，那里除了洋房林立，再看不到任何与雨伞有关的东西。我就地挨家挨户询问，全是“不知道”。有位大伯看我如此心切，就指了指前面的一座大旧宅说：“那里有位90多岁的老人，他肯定知道。”我赶紧跑到大旧宅，门口的一位大婶说：“你来得太晚了，阿公现在脑袋不清楚了，看到女儿都叫妈妈。”我总不死心，这巷出那巷进，终于找到了85岁的黄真雄母亲，了解到雨伞桥头有两家包姓伞店，制作与销售同在一家店里进行，后来一家搬到温州去，一家搬到蟾河堡堂变成制伞厂。后又找到制伞厂工人，还知道搬到温州的那家叫“包天顺”，开得很红火。

又如丧事出殡礼节，复杂之极，因旧俗在沿用过程中会不断地演变。解放前与解放后，“文革”前与“文革”后，改革前与改革后，都有很大的差别。我到处打听寻找那些经常帮人操办白喜事的各年龄段的人，采访了几十个人。不管他们说的是哪个时期的，先一一记下来，然后再梳理印证，才踏实地落笔，交给父亲。

在这几年里，我的眼睛成了摄像机，耳朵成了录音机。看到东西，马上请人去拍，整天带着笔记本，随听随记随采访。除了看、听外，还要加上想。比如所写的都是民间之事，不知过去官方和民间是怎样一种关系？我跑到老县衙门周围一带，询问世居在那里的老人们，了解到“欢送清官”的风俗。

那些已经中断了或正在逐渐退出历史的风俗，摄影师们都到偏僻的地方去找、去问，有时打听到了，主人不在，又要跑一趟。有时找到东西了，还要当导演，要恢复原来的场景。如淡溪镇文化站的吴芬媚同志拍摄“吹螺卖肉”，要叫人穿上当时卖肉的服装，到菜市场上借肉，挑至田边小路上去拍。如象阳镇文化站的赵文微同志拍“做圆木”场景，把所有东西搬至一座古民居中堂，请一位圆木师傅来演示，然后拍摄。

有些传统的东西，正在迅速消失。如竹制的摇篮、坐（棓）、(阝岂)器。我带着摄影师在山区转，每到一村，就去找古民居，找到古民居，就找破楼阁。主人往往都外出打工或住到城里去了，那些被淘汰了的东西丢在那里没人管，这些地方最有可能发现东西。一天，在中雁荡上坭村，一座古民居塌倒了一半的楼阁上，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只竹摇篮，像得了宝一样，高兴地跳起来。

《乐清传统民俗》出版了，我觉得很欣慰。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是意义是重大的。因为这是一项抢救工作，早一天和迟一天，结果是不一样的。我多么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保护抢救属于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