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农民就业》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走出二元结构》系列之四，收入《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农民就业》的是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2008年以来的最新研究成果。一是结合中国发展和农民就业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新情况，把农村人口就业转移问题与我国走出二元结构、创造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长远发展联系起来，开展了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农民就业、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加快消除二元体制。将农业人口转移推向新的高度三方面的战略研究。二是反映城乡改革和农民就业转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和各地解决问题的创新经验，分析影响农民转移就业、培训、权益保护和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体制因素，以及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要解决的制度创新、政策调整问题，提出政策建议。三是结合解决城乡、区域差距扩大的问题和区域产业转移、布局调整的新形势，分析总结中西部地区农民、返乡农民工创业带动就业的经验和趋势。四是总结农村改革、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和就业转移的历史经验，展现农民、农民工在城乡改革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危机、转型与新生：当代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社会变迁 本书导读 本书聚焦于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在经济全球化、国内产业结构深度调整以及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复杂流动轨迹、就业困境与适应策略。它并非仅仅关注某一特定经济事件，而是将目光投向一个更为宏大且持续演进的社会经济现象：数亿农民如何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进入城市和非农部门，以及这一过程对他们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结构产生的深远影响。 全书以社会学、经济地理学和发展研究的交叉视角，系统梳理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结构性动力，并深入剖析了转移过程中涌现出的多样化就业形态与挑战。 --- 第一部分：结构性变迁与劳动力供给的重塑 本书的开篇部分，首先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用以理解当代中国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村土地制度的演变（特别是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由此带来的农村内部剩余劳动力的持续释放。我们探讨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当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大量低门槛岗位时，农村人口的比较优势如何从土地转向人力资本，即便这种资本在早期可能仅体现为廉价、勤奋的劳动意愿。 1.1 农业的“去人化”：技术进步与土地的集中 详细分析了农业机械化、生物技术进步对传统农业劳动需求的冲击。不同于西方工业革命的平稳过渡，中国的技术扩散速度极快，在短时间内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研究描绘了在不同类型省份（如东部高成本地区与中西部低成本地区）中，土地流转的模式差异，以及这如何影响了最初离开土地的农民群体的规模和质量。 1.2 制度的张力：户籍制度与城乡二元结构 户籍制度在劳动力流动中的“推力”与“拉力”作用被置于核心位置。本书批判性地审视了户籍制度如何将进城农民划分为“暂住人口”和“正式市民”，这种身份的二元性如何直接影响了他们在城市中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障接入和子女教育机会。我们通过对数千份家庭收入数据的追踪分析，揭示了这种制度性壁垒在收入分配中的固化效应。 --- 第二部分：进城务工的景观与劳动力的异化 本部分将焦点从宏观结构转向微观的就业实践，描绘了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市场的多元化图景。我们发现，“农民工”并非一个同质化的群体，其内部存在着显著的职业隔离现象。 2.1 建筑业的“隐形帝国”：高风险、高流动性 建筑业长期以来是中国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最大“蓄水池”。本书通过对一线工地的深入调研，揭示了该行业普遍存在的工程款拖欠、工伤责任界定模糊、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等问题。特别关注了老年农民工的“二次就业”现象，他们由于技能单一、年龄偏大，在建筑业衰退时上面临的再就业困境。 2.2 服务业的“去技能化”陷阱：零工经济的前夜 随着城市经济结构向消费和服务业转型，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物流配送、餐饮零售等领域。研究指出，虽然这些岗位提供了比建筑业更舒适的环境，但往往伴随着极度的劳动强度、模糊的雇佣关系和极低的议价能力。我们引入“去技能化”的概念，论述了许多城市服务岗位对农民工的技能要求停留在最基础层面，阻碍了其职业上升通道。 2.3 乡土技能的“错配”：从田间到车间的艰难转换 许多农民带到城市中的技能——如精细耕作、农机操作等——在城市工业或服务业中几乎没有直接应用价值。本书探讨了职业培训体系在弥合这种“技能错配”方面的不足，以及农民工如何通过“在职学习”和“同伴网络”进行非正式的学习和适应。 --- 第三部分：社会资本、家庭韧性与代际传承 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影响远超经济层面，它重塑了家庭结构、社会支持网络以及下一代的命运。 3.1 留守的代价：家庭结构与情感的断裂 本书详细分析了“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面临的社会支持真空。通过心理学和人口学的交叉研究，量化了长期分居对亲子关系质量、儿童教育投入依从性以及老年人医疗照护水平的影响。我们特别关注了在缺乏有效公共服务支撑下，农村家庭内部如何发展出独特的“情感互助”模式，以及这种模式的脆弱性。 3.2 社会网络的重构：从“熟人社会”到“候鸟式社区” 在城市中，农民工主要依赖同乡会、老乡群组等“熟人网络”来获取工作机会、解决居住问题乃至应对突发危机。研究对比了不同地域的乡土网络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演变：一些网络变得更具互助性，而另一些则因过度竞争而瓦解。这些非正式网络构成了农民工重要的“社会安全网”。 3.3 第二代农民工的抉择：融入、回归还是循环？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聚焦于在城市长大或随父母进城的“第二代农民工”。他们的教育水平显著提高，对城市生活的融入程度更高，但同时也面临着更高的“玻璃天花板”——学历与职业现实的巨大落差。研究分析了他们对“回乡创业”的意愿，以及他们如何在新旧观念的拉扯中，重新定义“成功”与“体面工作”。我们展示了他们正在构建一种新的、流动性的身份认同，既非纯粹的农民，也非完全的市民。 --- 结论：流动性溢出与未来治理的挑战 本书总结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持续、大规模流动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之一，但同时也带来了结构性的社会成本。随着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曾经的“人口红利”正迅速转化为“结构性短缺”与“结构性过剩”并存的复杂局面。未来的政策挑战在于：如何有效地将这些流动人口转化为稳定的城市居民，如何构建一个不以户籍为前提的、普惠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如何平衡城市发展的需求与农村社区的活力，最终实现城乡发展的真正一体化。本书为理解当代中国最庞大的人口群体所经历的深刻变迁，提供了严谨而富有洞察力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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