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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book presents the classic works of Kant, Bentham and Rousseau together in a valuable and accessible style. It provides a contemporary 'compilat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s 'perpetual peace' proposals together with an introduction providing an overview of the perpetual peace ideal and its links to contemporary notions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cosmopolitan democracy.
《全球治理的早期观念：从古典思想家到现代建构》 导言：追溯治理理念的根源 本书深入探究了“全球治理”这一概念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成熟之前的历史脉络与思想基础。它并非聚焦于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组织或当代复杂的多边机制，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早的时期——从古代哲学的世界主义倾向，到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构建，再到十九世纪民族国家体系确立前夜对于跨界合作与和平的初步构想。本书旨在梳理那些塑造了我们今日理解“全球”秩序的、早期且往往被忽视的观念碎片，揭示它们如何为后来的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理论奠定基础。 第一部分：古典时代的宇宙观与普遍秩序的萌芽 本部分考察了古代文明中对于“普世性”或“普遍性秩序”的早期思考。 第一章：城邦之外的伦理：希腊化时期的斯多葛学派 斯多葛学派（Stoicism）的宇宙公民（Cosmopolitanism）思想是理解早期全球治理观念的关键起点。本章分析了斯多葛哲学家，如芝诺（Zeno of Citium）和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如何超越城邦的局限，倡导一种基于“自然理性”的普遍伦理和法律。我们探讨了“世界共同体”（oikoumene）的概念如何在哲学上挑战了排他性的城邦政治，主张所有人类理性存在者都是一个整体的公民。这种内在的、基于理性的联合观念，尽管缺乏具体的政治实现形式，却构成了超越主权限制的早期思想基石。 第二章：罗马法中的普世性：自然法与万民法 罗马法体系的演进，特别是“自然法”（ius naturale）和“万民法”（ius gentium）的发展，为后世的国际法构建提供了实际的法律框架。本章侧重于罗马法学家如何试图调和适用于所有罗马公民的“公民法”（ius civile）与适用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法律规范。虽然这些法律主要服务于帝国的扩张与管理，但“自然法”的理念——认为存在一套超越特定政权、为所有人共享的普遍正义原则——被后来的思想家解读为对全球正义的早期诉求。 第二部分：中世纪的神权与跨界权力结构 中世纪欧洲的政治格局是教会权威与世俗王权并存的复杂局面，这为理解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权力结构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第三章：教皇权力的超国家性影响 本章详细分析了中世纪晚期教皇在欧洲事务中扮演的“超国家仲裁者”角色。教皇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VII）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叙任权之争”，展示了权力中心在世俗主权尚未完全确立时，如何通过宗教权威进行跨界调解和制衡。这种以宗教为基础的普遍权威，虽然与现代意义上的世俗治理相去甚远，却代表了一种强有力的、试图在不同君主国之间建立秩序的早期尝试。 第四章：早期贸易网络与汉萨同盟的半自治治理 商业活动的扩张催生了对区域性、非国家行为体的治理需求。本章聚焦于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这一强大的商业网络。汉萨同盟通过其内部规章、贸易协定和联合行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在波罗的海和北海区域内拥有相当治理能力的自治体系。本书分析了汉萨同盟如何处理跨界贸易纠纷、设立共同标准，以及在缺乏中央政治权威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秩序的维护，这可以被视为早期功能性全球治理的一种体现。 第三部分：启蒙运动与理性构建的和平秩序 启蒙运动是“全球治理”理念从伦理思辨转向具体政治蓝图的关键转折点。 第五章：格老秀斯与国际法的奠基 胡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被视为现代国际法的奠基人。本章着重探讨其在《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中如何系统性地将自然法原则应用于主权国家之间的互动。我们关注格老秀斯如何试图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体系中，通过社会契约和自然权利的概念，建立起一套约束国家行为的道德和法律框架，从而构建一个可预期的、基于规则的国际交往体系。 第六章：卢梭与邦联的构想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对欧洲永久和平的构想，是早期对国际组织雏形的思想探索。本章分析了卢梭在其文本中提出的“永久联盟”（Confederation）概念。他设想的主权国家间联盟，旨在通过自愿的、契约性的联合，共同维护和平、解决争端，尽管其核心是基于国家同意而非强制性权力。这揭示了早期思想家在承认主权必要性的同时，如何努力寻求超越孤立主权的合作机制。 第七章：康德的永久和平与道德义务 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论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是全球治理思想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本章细致分析了康德提出的“共和制国家”、“建立世界公民法”以及“国际联盟”的三大“确定性条款”。康德的贡献在于，他将国际和平从单纯的权力平衡推向了道德和宪政义务的高度。他对于“世界公民权”（cosmopolitan right）的界定，即“访问任何国家而不受敌意对待的权利”，为现代人权和自由流动理念提供了哲学基础。 结论：早期观念对现代治理的遗产 本书最后总结了这些早期观念——从斯多葛的理性共同体到康德的道德宪法——如何共同构筑了现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早期胚胎”。它们共同的遗产是：对普遍性正义的持续追求，对国家主权局限性的早期认识，以及对通过理性契约构建跨界秩序的信念。本书的结论强调，理解这些未竟的或未被实现的早期构想，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当代全球治理实践中的内在张力与持久的理想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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