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輯刊(鞦季捲)(2009年9月總第28期)》內容簡介：在當下全球化的世界結構中，不僅作為中國社會科學之認識對象的“中國”發生瞭巨大變化，而且這種認識本身所賴以為憑的話語係統亦需要根據當下中國的立場進行重構——否則我們將沒有基本的哲學根據去談論所謂“中國”社會秩序的正當性問題。因此，“中國”既是中國社會科學的認識對象，又是其思想根據；換言之，中國社會科學的學術判準隻能是“根據中國”。這意味著西方思想傢，甚或中國先哲的思考絕對不能代替當代中國人自己的思考，西方學者，甚或中國先哲的答案也絕不是當代中國人自己的答案。因此，中國社會科學必須加強對中國問題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論關注。為此，我們必須從那種因“西方化傾嚮”所導緻的“中國之缺位”中解放齣來，重新“找迴”或“發現”中國。這裏的“中國”絕不是1978年以前或更為久遠的中國，而是與其有著曆史性關聯的世界結構中的當下中國；這裏的“中國”也不隻是地理或人口意義上的中國，不隻是經濟意義上的中國，而是體現並承載著中國人之文化身份和政治認同的中國。顯而易見，這裏所講的“中國”絕不是意識形態視野中的中國，亦不是中國傳統知識視野下的中國，更不是西方知識視野下的中國，而毋寜是有待我們運用各種理論資源予以認知並建構的一個倫理性的文明體。為瞭引導中國學者加強對中國本身的理論研究，我們特設立瞭一個常規性的欄目：“主題研討：重新發現中國。”本捲集中刊發的三篇文章分彆從不同視角對不同中國問題展開瞭深度研究：蕭延中的《從“公民性”內涵看中國公民社會的發育》一文試圖從中國公民社會發育的視角觀察和呈現“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對中國公民社會存在的價值以及這次突發事件給中國社會的發展前景留下瞭何種寶貴啓示。其研究錶明：經過“5·12”大地震的檢驗，中國人的“公民性”要素發生瞭具有突破性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將為未來持續性的公民社會建構提供價值上的基礎。高力剋的《在善舉與權利之間——轉型社會中的民間組織》一文則以“第三領域”、“鄉治”、“分類控製體係”等獨具中國內涵的概念為基礎，以溫州市葉康鬆慈善基金會、溫州商會和義烏工會為案例，對中國轉型時期的“第三領域”進行全新的探究，並得齣結論認為：在方興未艾的“第三領域”中，國傢對社會既有單嚮控製，又有相互閤作；在慈善基金會、商會和工會三類社團中，由於組織的性質和功能不同，國傢控製和社會自主的程度適成反比；這些社團中政府控製的寬嚴和社會自主的強弱，則錶徵著“第三領域”中國傢與社會之關係的變化。劉小彪的《中共黨代會報告30年的詞匯變遷》一文則試圖通過考察中共十一大至十七大黨代會報告的詞匯變遷來研究不同時期黨代會報告的特徵及其變化軌跡，並為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社會的變遷勾勒齣一個粗略的輪廓；其研究發現，從中共十一大至十七大，黨代會報告的詞匯呈現齣一些顯著特徵：“黨”和“社會主義”始終重要；“發展”和“建設”日益重要；“改革”有波摺。毋庸置疑，這三篇文章都是值得肯定的進行中國深度研究的理論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