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秋季卷)(2009年9月总第28期)》内容简介：在当下全球化的世界结构中，不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之认识对象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这种认识本身所赖以为凭的话语系统亦需要根据当下中国的立场进行重构——否则我们将没有基本的哲学根据去谈论所谓“中国”社会秩序的正当性问题。因此，“中国”既是中国社会科学的认识对象，又是其思想根据；换言之，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判准只能是“根据中国”。这意味着西方思想家，甚或中国先哲的思考绝对不能代替当代中国人自己的思考，西方学者，甚或中国先哲的答案也绝不是当代中国人自己的答案。因此，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加强对中国问题本身的深度研究和理论关注。为此，我们必须从那种因“西方化倾向”所导致的“中国之缺位”中解放出来，重新“找回”或“发现”中国。这里的“中国”绝不是1978年以前或更为久远的中国，而是与其有着历史性关联的世界结构中的当下中国；这里的“中国”也不只是地理或人口意义上的中国，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体现并承载着中国人之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的中国。显而易见，这里所讲的“中国”绝不是意识形态视野中的中国，亦不是中国传统知识视野下的中国，更不是西方知识视野下的中国，而毋宁是有待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予以认知并建构的一个伦理性的文明体。为了引导中国学者加强对中国本身的理论研究，我们特设立了一个常规性的栏目：“主题研讨：重新发现中国。”本卷集中刊发的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视角对不同中国问题展开了深度研究：萧延中的《从“公民性”内涵看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一文试图从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视角观察和呈现“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对中国公民社会存在的价值以及这次突发事件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景留下了何种宝贵启示。其研究表明：经过“5·12”大地震的检验，中国人的“公民性”要素发生了具有突破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为未来持续性的公民社会建构提供价值上的基础。高力克的《在善举与权利之间——转型社会中的民间组织》一文则以“第三领域”、“乡治”、“分类控制体系”等独具中国内涵的概念为基础，以温州市叶康松慈善基金会、温州商会和义乌工会为案例，对中国转型时期的“第三领域”进行全新的探究，并得出结论认为：在方兴未艾的“第三领域”中，国家对社会既有单向控制，又有相互合作；在慈善基金会、商会和工会三类社团中，由于组织的性质和功能不同，国家控制和社会自主的程度适成反比；这些社团中政府控制的宽严和社会自主的强弱，则表征着“第三领域”中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变化。刘小彪的《中共党代会报告30年的词汇变迁》一文则试图通过考察中共十一大至十七大党代会报告的词汇变迁来研究不同时期党代会报告的特征及其变化轨迹，并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勾勒出一个粗略的轮廓；其研究发现，从中共十一大至十七大，党代会报告的词汇呈现出一些显著特征：“党”和“社会主义”始终重要；“发展”和“建设”日益重要；“改革”有波折。毋庸置疑，这三篇文章都是值得肯定的进行中国深度研究的理论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