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 Jin Nan Bei chao wen hua shi (Mandarin_chinese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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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Xin hua shu dian jing xiao
作者:Shengnan Wan
出品人:
页数:0
译者:
出版时间:1989
价格:0
装帧:Unknown Binding
isbn号码:9787805351322
丛书系列:
图书标签:
  • 魏晋南北朝
  • 历史
  • 文化史
  • 中国历史
  • 古代史
  • 历史文化
  • 南北朝
  • 魏晋
  • 文化
  • 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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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描述

风云变幻,文脉绵延: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的波澜壮阔 魏晋南北朝,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特殊时期,政治上长期分裂动荡,却在文化上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变革。这是一个思想自由激荡、艺术形式绽放、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时代。在这片既饱受战乱侵扰又孕育着新生力量的土地上,古老的华夏文明与外来文化激烈碰撞,融汇,最终塑造出影响深远的文化格局。探寻这一时期,我们不仅能看到士族门阀的兴衰更替,更能触摸到那个时代人民的精神脉搏,感受那股冲破束缚、追求自由的时代洪流。 一、 时代背景:分裂与融合的熔炉 魏晋南北朝(公元220年-58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长达近四百年的大动荡时期。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以来,中央集权瓦解,群雄并起,最终分裂为三国鼎立。随后,西晋短暂统一,却很快陷入“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北方被北方民族政权所取代,汉族政权则南迁建立东晋。南北政权对峙,北方民族政权更迭频繁,带来了频繁的战争与迁徙。 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的分裂与动荡中,各民族间的交往空前频繁,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土壤。北方民族带来了他们的游牧文化、语言和生活习俗,与汉族的农耕文化、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发生碰撞。南方的汉族士族则在艰难的环境中,努力维系和发展着汉族的传统文化,并不断汲取北方文化中的新鲜元素。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是魏晋南北朝文化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 思想解放:玄学的兴起与名士风流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在魏晋时期被打破,儒学逐渐失去了其独尊的地位,思想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自由与活跃。玄学的兴起,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最重要的标志。 “玄学”并非一个统一的学派,而是在当时一种思潮的总称,其核心在于对“有”与“无”、“名”与“实”、“本”与“末”等形而上学问题的探讨,试图从老庄哲学中汲取智慧,以超越现实的困境。它批判了汉代以来繁琐的经学,主张清谈玄理,强调“不言之教”,追求精神上的解脱和自由。 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玄学大家,他们不仅是理论家,更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偶像。王弼的《周易注》和《老子注》,以其精辟的义理阐发,成为玄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何晏则以其“才而好玄”的形象,将玄学与名士风度相结合,成为了那个时代士人追逐的典范。 伴随着玄学的兴起,是“名士”这一特殊文化群体的出现。他们大多出身名门望族,才情横溢,不拘礼法,以其独特的个性和言行举止,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气。竹林七贤,如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是名士风流的典型代表。他们寄情山水,放浪形骸,以诗酒、玄谈来表达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自由精神的向往。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更是将这种反抗精神推向了高潮。 名士风流不仅仅是个人行为的放纵,更是对传统礼教束缚的一种挑战,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新审视。他们崇尚自然,追求个性解放,这种思想解放的潮流,为后世文学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 文学繁荣:诗歌的自觉与文体的革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诗歌迎来了真正的自觉,文学体裁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诗歌的自觉: 汉代的乐府诗虽然已经开始关注现实生活,但魏晋时期的诗歌,特别是“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的创作,标志着文人创作的独立和自觉。曹操的诗歌雄浑大气,展现了政治家的豪迈气魄;曹丕的《燕歌行》则以其细腻的情感描写,开创了文人五言诗的先河;而曹植更是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推向了极致,其《洛神赋》瑰丽的想象,《白马篇》慷慨激昂,都展现了非凡的艺术才华。 建安风骨,崇尚刚健、质朴、真实的风格,成为这一时期诗歌的主流。到了正始时期,嵇康、阮籍等人则在诗歌中融入了更多的玄学思想和个人情感,诗歌的抒情性和哲理性进一步增强。 东晋之后,陶渊明的出现,为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流。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节气,以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诗风,展现了对官场虚伪的厌弃和对自然纯真的向往。他的诗歌以其平淡自然、意境深远的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南方士族的诗歌创作也逐渐形成风格,如陆机、潘岳等人的赋,以其辞藻的华丽和意境的繁复,成为当时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体的革新: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章的文体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散文方面,韩愈曾说:“魏晋之风,散文也。” 这一时期,骈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讲究对仗工整、声律和谐、辞藻华丽的特点,在当时得到了极致的发挥。如曹操、曹丕、曹植等人的作品,以及后来的鲍照、颜延之等,都留下了不少优秀的骈文作品。 赋的创作在汉代就已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赋进一步发展,并逐渐向骈文靠拢,例如陆机的《文赋》,不仅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更是对文学创作的深刻思考。 小说在这一时期也开始萌芽,虽然不如后世发达,但一些志怪小说和传说故事的记录,为后世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其精炼的语言记录了名士的言行逸事,生动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堪称一部“中古时代人的生活百科全书”。 四、 艺术辉煌:书法、绘画与雕塑的时代印记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尤其是在书法、绘画和雕塑领域,都涌现出了划时代的巨匠和作品。 书法: 汉代隶书向楷书的过渡,在魏晋时期基本完成。王羲之,被誉为“书圣”,他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其笔势飘逸,结构严谨,情感真挚,是魏晋书法艺术的巅峰之作。他的楷书也同样精妙,对后世楷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献之,作为王羲之的儿子,继承了家学,并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他的草书尤其出名,笔法更加奔放洒脱。此外,如钟繇的楷书,被誉为“楷书之祖”,其作品古朴厚重,为后世楷书奠定了基础。 魏晋时期的书法,摆脱了汉代隶书的束缚,更加注重线条的流畅、结构的灵动和情感的表达,展现出一种自由奔放、超凡脱俗的艺术风格。 绘画: 魏晋时期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出现了以顾恺之为代表的伟大画家。顾恺之的绘画,注重人物的“传神”,他提出的“以形写神”的绘画理论,对后世中国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代表作《洛神赋图》以其精妙的构图和生动的人物刻画,展现了高超的艺术水准。 东晋时期,受玄学和佛教影响,绘画题材也更加广泛,人物画、山水画、宗教画都有发展。如宗炳提出的“山水画论”,标志着山水画作为独立画种的出现。 雕塑: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的传播,极大地推动了雕塑艺术的发展。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佛教艺术宝库,集中展现了这一时期的雕塑成就。北魏时期的云冈石窟,其造像融合了犍陀罗艺术、中亚艺术和中原艺术,风格雄浑壮丽。龙门石窟则在继承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更具中国本土特色的艺术风格,如“龙门二十品”的造像,展现了雍容典雅的气质。 此外,这一时期的墓室壁画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如 M249号墓壁画,以其生动的生活场景描绘,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资料。 五、 宗教信仰:多元文化交融的见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宗教发展史上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除了本土的道教继续发展之外,佛教的传入和传播,带来了深刻的文化冲击和融合。 道教的发展: 汉代以来的道教,在魏晋时期逐渐形成体系。张道陵的天师道、寇谦之的北天师道等,都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和壮大。道教的思想,如追求长生不老、炼丹养生等,也在士人阶层中流行,成为当时重要的精神寄托。 佛教的兴盛: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迎来了第一次大发展。由于战乱和政治动荡,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以及士人对现实的厌倦,都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条件。 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如北魏,大力尊崇佛教,修建寺庙,开凿石窟,将佛教视为重要的统治工具和文化载体。南方的士族,也开始接受和欣赏佛教的智慧,许多名士纷纷皈依佛教,或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进行创作。 鸠摩罗什的到来,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翻译了大量佛经,将般若学等重要的佛教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的本土化进程。玄奘之后的僧人,如法显,也远赴天竺求法,带回了大量佛经,为中国佛教的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 佛教的传播,不仅带来了新的哲学思想、宗教理论,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艺术、文学、语言以及社会生活。许多佛教的形象、故事、词汇,都逐渐融入了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 结语: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充满了矛盾与张力的时代。政治的分裂与文化的融合,思想的禁锢与精神的解放,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本土文化的坚守,交织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这个时代,中国文化如同经历了一次凤凰涅槃,在烈火与熔炉中,孕育出新的生命力,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理解魏晋南北朝文化,就是理解中国文化如何走向多元、如何实现创新,理解那股永不磨灭的生命力,如何在动荡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作者简介

万绳楠,1923年生,江西南昌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1942年国立十三中学毕业,同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1946年大学毕业,同年考取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师从清华上大导师之一陈寅恪,1948年毕业,为陈寅恪的关门弟子。毕业后即弃笔从戎,参加革命。解放后先后任教于安徽大学、合肥师范学院、安徽师范大学,系安徽大学历史系创办者之一。著有《魏晋南北朝史论稿》、《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等,并据1940年代末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开设“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课程笔记,整理成《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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