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日本史》主编凝练之作,三个人物串起日本两百年变化
★ 日本如何看待世界,就决定它如何行动——日本在近代以及现代的迅速转身,背后都是对世界的认识发生转变。18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从中国的巨大影子中转身,瞥见兰学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之光;19世纪70年代,他们派出一波波官员、学生,学习欧美的制度、技术与经验,并努力将日本建设为西方式强国,成为东亚乃至亚洲的领袖;20世纪70年代,在二战的挫折后,日本转身变成经济强国,此后却似乎迷失了方向。
★ 三个人物故事,勾勒近代日本的大转向——一位日本的中医突然想去亲自看解剖结果,如同一只蝴蝶扇动翅膀,最终带来整个日本学习西方的风暴;一位跟随使团出行的秘书欣喜于国家最终成为欧美列强中的一员,却因为论文对天皇不敬而失去职位;一位记者往来欧美、中国与日本,谋求合作,却见证了二战中日本的暴行。詹森用三个不那么显赫的人物,串起了日本近现代的剧变。
★ 《剑桥日本史》主编詹森凝练之作,了解近代日本的应读之书——詹森选择三个人物,以三场演讲的形式凝练地讲述日本两百年的变化,文笔流畅,语言生动,真正的大家小书。
★ 图片中的日本近现代史——精选四十余幅图片以配合文章内容,从石器时代器物,到2017年安倍访美,形象讲述出日本两百年的转变。
马里乌斯·詹森(Marius Jansen, 1922-2000),哈佛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日本史、中日关系史专家。1969年创立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并担任首任主任。1999年成为首位获得日本文化功劳者称号的外国人。《剑桥日本史》主编,代表作有《日本人与 孙中山》 (1954)、《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1961)、《日本人的世界观》(1975)、《日本和中国:从战争到和平,1894—1972》(1975)、《德川时代与中国文化》(1992)、《现代日本的形成》(2000)等。
柳立言,普林斯顿大学博士,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宋代法律和社会史,著作包括《宋代的宗教、身分与司法》《宋代的家庭和法律》等。
二 至于东西方的思想差异,日本通过“走出去”,并且认真分析对照,已有前所未有的明确认知,其结论为:西方民族有不安和浮士德精神,不同于西方的“人性恶”,东方立足于“人性善”,这就导致西方制度较为健全,因为它假设人是坏的,而东方制度欠缺,且在财产保护一点,东西方...
评分一 马里乌斯·詹森(Marius B. Jansen,1922-2000)所写的《日本的世界观》(Japan and Its World),是一本旧著,初版于四十年以前。书的副标题叫“两个世纪的变化”(Two Centuries of Change)。题目很大,副标题也很大,我书评的题目也不得不起得很大。他讨论的是1770年代...
评分 评分二 至于东西方的思想差异,日本通过“走出去”,并且认真分析对照,已有前所未有的明确认知,其结论为:西方民族有不安和浮士德精神,不同于西方的“人性恶”,东方立足于“人性善”,这就导致西方制度较为健全,因为它假设人是坏的,而东方制度欠缺,且在财产保护一点,东西方...
评分二 至于东西方的思想差异,日本通过“走出去”,并且认真分析对照,已有前所未有的明确认知,其结论为:西方民族有不安和浮士德精神,不同于西方的“人性恶”,东方立足于“人性善”,这就导致西方制度较为健全,因为它假设人是坏的,而东方制度欠缺,且在财产保护一点,东西方...
可能是演讲稿的缘故,并不细致,感觉如果没有对这段历史有些了解,会模里模糊。从这段历史总结看来,得学会学习,且要正确认识自己,保持自己最根本的东西,然后用以学习的东西为自己所用,而不是照搬,认识自己优化学习的东西,又是最最困难的。
评分成书年代有点儿早but still highly relevant
评分刻画了日本世界观演变的轨迹,举重若轻。所谓世界观,在这里指的大概是文明对于自身在世界秩序中角色或者位置的认识。选择的人物也很有意思,他们并非置身于各自时代舞台的正中央,却或多或少具有精英的身份。作者虽未明言,却可以推测出作为主题的“世界观”与精英群体借助“知识”这一中介所产生的紧密关联。詹森把明治时期大量政府高官的出国访问、观察视为理解日本性格的一个范例,并且颇为自信的指出,尽管有30年代以后对于世界的背离,但只要调试路径,寻求教化的热情便会再次占据主导地位。詹森试图阐明,在这一现象背后是日本直面世界巨变过程时惊人的反应和适应能力。这里自然会带来如何解释日本问题军国主义的。幸而,詹森通过寥寥数语所概括出的理由,均是有说服力的。
评分原来读过台版,译者名气也很大,译文流畅,比较通俗,但仍时有重要观点。
评分举重若轻。在作者看来,由于日本特殊的地缘位置导致其“保持着狭隘的岛国特质——日本文化的独特性质连同日语的局限,使日本人受到绝无仅有的社会民族意识束缚”,也赋予了日本高度一体化、纪律以及自尊心的社会特征。在18世纪70年代之前,日本始终与中华文明密切关联,“在文化方面是景仰,有时甚至是自卑;在政治方面是疏远,甚至敌视”,而随着兰学的兴起,“时势”成为了影响日本世界观变化的关键。建议参照其所著《日本史》对应来看,更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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