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田 评点

李汉秋 辑校

1986年10月和1989年1月，黄山书社相继出版了由我发现整理的《儒林外史黄小田评本》和由我与陆林辑校的《红楼梦黄小田评本》。从此，这位罕有的同时评点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巨著的小说评点家，冲破历史的尘封崭露在世人面前。前一书获首届(1978～1986年)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黄小田也已被作为专条列入《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和《中国文学通典·小说通典》，但从总体上说，对这位大评点家的重视和研究还属刚刚起步，有必要再次提醒大家关注。

黄小田名富民,字小田，自号萍叟，乾隆六十年（1795年）生，同治六年（1867年）卒。祖籍安徽当涂，先世八代居住芜湖。其父黄钺（1750－1841年）字左田，嘉庆时官至礼部尚书，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在内廷供职二十七年。工书善画，颇有名气，与大学士董诰并称董黄二家。道光六年（1826年）告归芜湖，直至九十二岁逝世。小田为其季子，道光五年（1825年）拔贡，官礼部侍郎，在京十余年，因父黄钺病，请省亲回芜湖，1841年，父死后不复出山。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克芜湖，他被亲家钱鼎卿接去南汇住五载，后移居松江、苏州、上海一带，游踪达于嘉兴、杭州等江浙名城，但总念念不忘芜湖故乡，不忘留在芜湖的房屋和数万卷藏书。七十三岁逝于沪上。他善诗，其子黄安谨编他的诗词为《礼部遗集》行于世。著《黄勤敏（按：即黄钺）公年谱》一卷，附在《黄勤敏公全集》中。他喜欢小说，他说最服膺《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石头记》，可见真有眼力。

黄小田评点《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是在咸丰三年离开芜湖浮居江苏的十余年间。《儒林外史》评点由批于卷首闲斋老人序后和总回目后的两则题识，第九、十五、十六、二十三、二十六、三十二、三十八、四十三、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四、五十五等回末的总评以及各回中二千余条眉批组成。这是卧闲草堂本评语之后的第一个评点，湮没一个世纪多未被提及更未梓行。黄小田曾将这部评点交给好友张文虎(天目山樵)过目，在他的启发和影响下，张文虎写出了《儒林外史评》，其中大量溶化吸收了黄小田的评语，并有三条直接标明“萍叟云”。现黄小田评点已出书。

关于《儒林外史》的主旨，黄小田继承卧闲草堂本评点也认为功名富贵是“一篇主意”(第一回)，并不断加以发挥。在评周进撞号板时说：“入手写功名富贵之毒中人如是，以后千奇百怪不出此矣。”评祭泰伯祠说：“吴泰伯是千古第一个不要功名富贵的，故以大祭为全书之主。”此外，第一回王冕批评八股取士，第三十三回杜少卿辞却征辟之事，黄小田都写下了“作书本旨”的评语。可见他是把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作为本旨的。一味艳羡功名富贵、看轻文行出处，就造成“势利”的世风，第二回评语说“盖是书所写不出‘势利’二字”，第七回评曰“写乡村人情总不脱‘势利’二字”，第八回说王惠“开口无非‘势利’”，第十六回说匡超人“一入势利场，遂全失本来面目”。黄小田对功名富贵与势利的体认，是颇得吴敬梓本意的。

关于《儒林外史》的讽刺风格，评语认为吴敬梓对社会丑恶现象是“嫉之甚矣，偏以讥诮语写之，愈见沉痛”(第四十七回)。吴敬梓经常是把嫉世之心浓缩在对人物言谈举止的客观描摹中，形似不骂而实则骂杀，黄评对此深有体会。第四回评范进吃大虾元子曰：“善谑，……此等处实先生所深恶。”第五回王仁、王德受贿出卖妹子利益，却标榜“全在纲常上做功夫”，评曰：“骂杀骂杀!……作者之笔厉害如此。”第二回评夏总甲时说：“开卷便有如此妙笔，盖先生冷眼蓄之既久，又不肯明目张胆骂人，特从此辈发科，嫉世之心，乃愈形其沉痛。”评者认为，吴敬梓因“嫉世”太深，激而为“骂世”、“玩世”，实则为“醒世”、“救世”。黄小田强调这点，在当时是有针对性的。《儒林外史》对社会的讽刺受到封建文人的攻击，“有以为形容刻薄，非忠厚之道”(黄安谨《〈儒林外史评〉序》)，“或视为谩骂之书而置而弗顾”(徐允临从好斋辑校本《儒林外史跋》)。黄小田反驳说：“本系《儒林外史》中人直无从索解，而解者又曰‘先生之笔固妙，未免近刻。’——夫不刻不足以见嫉世之深!”(卷首回目后题识)刻薄讽刺正是因为嫉世情深、救世心切，不理解者或是因其“本系《儒林外史》中人”，或是因其不善读，“不善读者但取其中滑稽语以为笑乐，殊不解作者嫉世救世之苦衷。”黄小田还进一步指出《儒林外史》的风格是“淡淡着笔，无人能解”(第三十八回)，“世人往往不解者，则以纯用白描，其品第人物之意，则令人于淡处求得之”(题识)。此外，关于《儒林外史》的叙述观点、关于风俗画的细腻笔触、关于人物和结构等，评点中也都有一些可取的见解。

黄小田评点《红楼梦》包括眉批、行间侧批和回末总评，总共有三千多条。虽有人见过却从未梓行，现已出版。他首先强调《红楼梦》所写“由盛而衰”，“可为殷鉴”：“盖此书由盛而衰，不比寻常小说由衰而盛，所以点醒世人。而其叙述致败之由，则亲切有如目睹，高出庸手万万。俗所称‘四大奇书’何足道哉!”(第二回评)“是书写盛衰之际，由细而大，由源而成，观者可为殷鉴；世人不知，徒沾沾于宝黛之情，误矣”(第五十九回评)。其次，他反复阐明《红楼梦》是写情的书，力辟淫书说，努力划清情书与淫书的界限。他对情的理解比较广泛，认为“是书言情无所不备”，其中心固是宝玉的爱情，但“写宝玉之情无所不至”(第七十八回评)，不仅限于与黛玉的爱情，在他看来宝玉之情有似于对人的真情，“此真情到无可转处，非此不能真悟，不能大悟”(第八十一回评)，正因其对人情真、情深，所以受到打击时才能真悟、大悟，于是乎“跳出情关，不沾不染，故成此书”(第一百二十回评)。再次，他认为《红楼梦》所写“是实有其事”，“情僧即宝玉，亦即作者自号”(第一回评)，“盖宝玉即作者自语”(第一百二十回评)，这已是自传说的先声。复次，对《红楼梦》艺术描写上的独创性，多有指点，第一回评说它“为自来小说所未有”；第二回评说“叙入正文，亦为小说家别开生面”；第六十八回评“其描写声容，无不惟妙惟肖，曲尽俗情，则自有小说以来未之见也”。对小说所写的一些名物制度、风俗习惯、方言土语，也时作解释，但也有一些迂腐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