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淇，子毓崧(1818－1867)。文淇祖孫三代都是著名經學傢。毓崧字伯山，一字鬆崖，道光二十年(1840)優貢生。傳父《左傳》學，旁通經史及諸子百傢，校於校勘，著有《春鞦左氏傳大義》及《周禮》《尚書》《毛詩》《禮記舊疏考正》等書。壽曾字恭甫，同治三年(1864)、光緒二年(1876)兩中副榜，著有《昏禮重彆論對駁義》。儀徵劉氏三世並以經學名，深受當時學者宗仰。據劉毓崧撰《先考行略》稱，文淇生平湛深經術，對《春鞦左氏傳》用力尤勤，曾認為《左傳》之義，被杜預剝落已久，杜注中稍可觀覽的觀點，多係襲取舊注，於是輯《左傳舊注疏證》一書，先取賈逵、服虔、鄭玄三人之注，進行疏通證明，對杜預排擊不當的進行糾正，對杜預剿襲前人的說法加以標明，對杜預沿用韋昭《國語注》的地方，也一加以指齣。他還認為許慎《五經異文》所載的左氏說都本於傳《左傳》的先師，《說文解字》所引的《左傳》，也是古文傢的學說，《漢書·五行誌》所載的劉子駿(歆)說，實際上也是左氏一傢之學。又如經疏史注及《太平禦覽》所引的《左傳》注，不載姓名，而與杜預注不同的，也是賈逵、服虔的舊說。凡此之類，都稱為舊注，而加以疏證。至於顧炎武、惠棟、洪亮吉、焦循、瀋欽韓等人專釋《左傳》之書，以及錢大昕、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等人之說如有可采，都加以羅列，最後附以自己的看法，進行論定。上稽先秦諸子，下考唐以前的史書，旁及雜傢筆記、文集，都取作佐證，力圖實事求是。曆時四十年，撰成長編，擬定依次排比成書八十捲。可惜此書未成，劉文淇就已去世。子毓崧、孫壽曾繼續編定；壽曾用力尤多，但隻編至襄公四年就去世瞭。宏篇巨製未成完璧，學者惜之。《春鞦左氏傳舊注疏證》采用典型的注疏體，每條經傳文之下有“注”和“疏證”兩部分。注引賈逵、服虔等漢代古文傢之說，疏證則廣徵博引，以補漢人舊注之不足，兼辨杜預、孔穎達之誤。此書對《左傳》的漢代舊注進行瞭集大成的總結，對賈、服舊說收羅之完備、歸納之清晰都罕有其匹。此外，他還收集其他古文傢研究《左傳》的成果，突破瞭賈、服的界限，對清代學者的研究成果也擇善而從。取材廣博，也不乏個人的論斷。對典章製度、天文曆法、服飾器物、姓氏、地理、鳥獸蟲魚的考辨，匯萃眾說而論斷頗精，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但該書也有考辨欠精、論斷不當的地方，並且書中崇漢排杜的意識也影響持論的公允。劉文淇還全盤否定前人探尋《春鞦》義例的努力。總之，《春鞦左氏傳舊注疏證》是清代學者整理《左傳》舊注的集大成之作，是治《左傳》學的必要參考書。此書稿本一直未能整理刊行，直到解放後1959年，纔有科學齣版社的排印本問世。

劉文淇（1789—1856），字孟瞻，江蘇儀徵人。嘉慶優貢生。少傢貧，從學於舅父淩曙，以淹通經史，與劉寶楠齊名，有“揚州二劉”之稱。著有《左傳舊疏考正》八捲。曾與劉寶楠等相約，爲諸經各作新疏，劉文淇撰《春鞦左氏傳舊註疏證》，仿焦循作《孟子正義》之例，作長編數十巨冊，晚年編輯成疏，僅得一捲而歿。劉毓崧（1818—1867）思卒其業未果，劉壽曾（1838—1882）發憤以繼誌述事爲任，嚴立課程，孜孜不倦，編至襄公五年而卒。僅存稿本，未有完書。直至1959年始由科學齣版社齣版整理本。《春鞦左氏傳舊註疏證》先列左傳原文，將舊注列於相關語句之下，然後加以疏證。其沒有舊注者，則直接加以疏證。本書的一大成就是盡力收集舊注。所謂舊注，是指賈逵、鄭玄、服虔等人的注。劉文淇認爲《左傳》杜注錯謬甚多，其稍可觀者，皆是承襲賈、服舊說。洪亮吉《春鞦左傳詁》一書已多所揭明，然尚未全備。他認爲韋昭《國語注》，其爲杜氏所襲取者，正復不少。夫韋氏注，除自齣己意者，餘皆賈、服、鄭君舊說。“他如《五經異義》所載杜氏說，皆本左氏先師，《說文》所引《左傳》，亦是古文傢說，《漢書·五行誌》所載劉子駿說，皆左氏一傢之學。又如經疏史注及《禦覽》等書所引《左傳》注，不載姓名而與杜注異者，亦是賈、服舊說。凡若此者，皆稱爲舊注而加以疏證。”這可以說是集《左傳》舊注之大成。在疏證時更是廣徵博引，對於清代學者的研究成果更是盡力採錄。“其顧、惠補注及洪稚存、焦裏堂、瀋小宛等人專釋左氏之書，以及錢、戴、段、王諸通人說，有可采，鹹與登列”。對於一些疑難問題，還真接嚮同時的經學大傢請教。例如劉壽曾就嚮孫詒讓請教過《左傳》宣公四年所載“笠轂”之義。這是集清代《左傳》研究之大成。“末始下以己意，定其從違”，這是辨析衆說，斷其是非。（本段引文皆見劉毓崧《先考行略》）《春鞦左氏傳舊註疏證》是不滿杜注而作，因此匡正杜注是其重要任務。在疏證賈、服、鄭玄之注時，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所剿襲者錶明之。本書《注例》說：“釋《春鞦》必以周禮明之。”因此書中對於典章製度、服飾器物、姓氏地理、古曆天算、日食晦朔、鳥獸蟲魚，皆詳加訓釋，充分體現齣清代考據學的成就。《春鞦左氏傳舊註疏證》集《左傳》研究之大成，取著廣博，資料豐富。“上稽先秦諸子，下考唐以前史書，旁及雜傢筆記文集，皆取爲佐證。期於實事求是，俾左氏之大義炳然復明”（劉毓崧《先考行略》）。雖是未完之書，仍是我們研究《左傳》的重要參考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