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本文借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学场域”理论,对围绕着“新文学”和“鸳鸯蝴蝶派”之间的三次场域占位斗争进行描述。文章系统地考察“现代文学场域”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即大众传媒、现代都市、文人心态、稿费制度等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其中特别点明鸳鸯蝴蝶与新文学这两个考察对象在这些方面所呈现的不同体貌,并对其在文学场域内的斗争及其斗争方式作出重点说明。双方在出场方式(文人/文丐、文娼),实践方式(同人/同乡)、以及文法策略(白话/文言)方面的对立,实际是一种象征资本周旋的后果,而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声望、理论以及西方这三个概念。最后文章还讨论了这场较量所带来的后果——文学雅俗流变的整合与互动,以及文学史写作的彰显与遮蔽。前者是一种自然形态,而后者则是人为的对场域资源进行再分派的后果。尽管使用新文学和鸳鸯蝴蝶派来涵盖整个现代场域可能会落入某种新的二元对立模式,以及屏蔽某些更为细节的场域之争,但是此举也突破了长久以来形成的以新文学代替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话语霸权,倡导将鸳鸯蝴蝶派这样的“文学逆流”纳入到现代话语的生成范畴之中,有助于我们看到一个更为丰富的文学史形态,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的反思文学,重写现代。
作者简介
余夏雲，男，1982年生，浙江蘭溪人。西南交通大學文學學士（2005）、碩士（2008），蘇州大學文學博士（2012），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後（2014），現為西南交通大學藝術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曾先後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文藝理論研究》、《中國比較文學》等核心期刊發表論文多篇。主要研究興趣涉及清末民初的小說製作與文化生產、海外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現狀及反思。
目录信息
1.1 研究现状及资料综述
1.2 研究方法及行文布局
第2章 文学场域的现代萌蘖
2.1 文学界的出现
2.1.1 现代都会的出现
2.1.2 出版机构的发达
2.1.3 新式学堂的繁荣
2.2 文坛与文人现象
2.2.1 在图像中理解现代
2.2.2 在翻译中界定现代
2.2.3 在侠义中表达现代
2.3 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
2.3.1 命名: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
2.3.2 作者:现代士人和现代名士
2.3.3 读者:新青年与现代小市民
2.3.4 媒介:呐喊现代和怀念传统
第3章 场域中的传奇和占位
3.1 历史:三个时期的牴牾
3.1.1 文学革命时期
3.1.2 革命文学时期
3.1.3 抗战文学时期
3.2 分歧:不同次场的龃龉
3.2.1 “同仁”与“同乡”:两种文学实践的显现
3.2.2 “文人”与“文丐”:二元对立结构的浮现
3.2.3 “白话”与“文言”:一对虚拟表述的凸现
3.3 冲突:象征资本的周旋
3.3.1 声望:场外资本的介入
3.3.2 理论:被夸张了的力量
3.3.3 西方:永恒优先的他者
第4章 场域资源的重新分配
4.1 自然的流变与整合
4.1.1 一场运动:新文学的变
4.1.2 一份刊物:鸳蝴派的变
4.1.3 一些作家:斗争中融合
4.2 人为的遮蔽与彰显
4.2.1 50年的遮盖:隐蔽的文化陈规
4.2.2 30年的批判:明确的政治指向
4.2.3 20年的摸索:朦胧的审美意识
结语 补绘中国现代文学的另一面
致谢
参考文献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 · · · · (收起)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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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书名《雅俗之爭：新文學與鴛鴦蝴蝶派的場域占位鬥爭考察（1896～1949）》瞬间抓住了我的注意力，它点出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中一个绕不开的议题：新文学运动如何确立其“正统”地位，而同时代的大众文学，也就是所谓的“鸳鸯蝴蝶派”，又是如何在这种权力格局中寻找自己生存空间的。我一直觉得，文学的价值判断往往是复杂的，不仅仅取决于其艺术成就，也受到社会背景、政治环境、读者接受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本书的重点在于“場域占位鬥爭”，这让我非常感兴趣。我想知道，作者是如何界定这个“場域”的？是指文学创作的阵地，还是文学批评的舞台，抑或是更广义的社会文化话语权？而“占位鬥爭”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是作品风格的差异、宣传策略的不同，还是对文学功能和价值的根本性分歧？尤其是在1896年至1949年这一跨越了晚清、民国、抗战等多个历史时期的漫长岁月中，这种斗争的形态和激烈程度一定经历了复杂的变化。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详实的史料，深入分析这场斗争的具体过程，挖掘那些被主流文学史所忽略的细节，从而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近代中国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非仅仅看到新文学一面倒的胜利。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就足以勾起我的好奇心，《雅俗之爭：新文學與鴛鴦蝴蝶派的場域占位鬥爭考察（1896～1949）》。光是“雅俗之爭”这几个字，就让我联想到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文化思潮的碰撞，文学观念的革新与保守的拉扯。而“新文学”与“鸳鴦蝴蝶派”这两个标签，更是直接指向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两个至关重要却又常常被对立起来的文学流派。我一直对那个时期文学的演变过程充满了兴趣，想知道它们是如何在同一个时代背景下共存，又如何为了争夺文学的“场域”——那些影响读者、评论家、甚至出版商的资源和话语权——而展开一场无声却又激烈的斗争。这本书的副标题“場域占位鬥爭考察”更是精准地概括了它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这让我对其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充满了期待。我希望作者能够不仅仅停留在对两个流派风格的简单描述，而是深入到其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因素，去分析这场斗争的根源、过程以及对中国近代文学走向产生的深远影响。1896年到1949年，这半个多世纪，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新旧思想的交替，西方文化的涌入，民族危机的加深，所有这些因素都必然会渗透到文学创作和传播的方方面面。我相信，这本书将为我揭示那个时代文学世界错综复杂的权力结构和思想角力，让我对中国近代文学史有一个更立体、更深刻的认识，远不止是读几篇名家作品那么简单。
评分从书名来看，《雅俗之爭：新文學與鴛鴦蝴蝶派的場域占位鬥爭考察（1896～1949）》似乎是对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段重要而又充满争议的篇章的深入挖掘。我一直对那个时代文学的“江湖”充满好奇，新文学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如鲁迅、周作人、茅盾等，他们的思想和创作风格，无疑代表了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方向。但与此同时，那些在市井中流传广泛的通俗小说、言情小说，也就是被冠以“鸳鸯蝴蝶派”之名的作品，它们虽然常被文学史家们所忽视，甚至贬低，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却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满足了相当一部分读者的精神需求。这本书如果能将这两者置于同一场域中进行考察，并且分析他们之间的“占位斗争”，那将是一项极具挑战性但也极富价值的研究。我特别想了解，作者是如何定义这场“斗争”的？它是否仅仅体现在文学评论和理论的争辩上，还是也包含了更广泛的出版发行渠道的争夺、读者市场的争夺，甚至是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派系斗争？这种“场域占位”的视角，让我联想到社会学中的相关理论，如果能将文学史的研究与社会学分析相结合，无疑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解近代文学发展的框架。
评分《雅俗之爭：新文學與鴛鴦蝴蝶派的場域占位鬥爭考察（1896～1949）》这个书名，光是“雅俗之争”四个字，就让我立刻联想到那个充满文化思潮碰撞的时代。新文学的兴起，是为了一种新的文学范式和审美趣味的建立，它试图摆脱旧有文言文的束缚，拥抱白话，引入西方现代理论，关注社会现实，塑造新的国民精神。而与此相对，“鸳鸯蝴蝶派”则以其通俗易懂的语言、跌宕起伏的情节和浪漫的爱情故事，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在市场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本书的重点在于“場域占位鬥爭”，这让我非常感兴趣。我期待作者能够清晰地界定“場域”的范围，它可能包括了文学期刊、报纸副刊、出版市场、评论界，甚至是当时的文化教育机构。而“占位鬥爭”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是新文学的倡导者们如何通过理论文章、文学批评来确立自己文学的“正统”地位？还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们如何通过市场策略、作品风格来争取读者的认同，从而在与新文学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1896年到1949年，这半个多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社会变革、思想解放、民族危机等因素都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的发展。我希望这本书能够通过详实的史料，深入分析这场“斗争”的复杂性，揭示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对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真实影响，而不是简单地将两者对立起来。
评分《雅俗之爭：新文學與鴛鴦蝴蝶派的場域占位鬥爭考察（1896～1949）》这个书名，一下子就击中了我的兴趣点。我一直觉得，中国近代的文学发展，并非一条笔直的康庄大道，而是充满了各种力量的拉扯和博弈。新文学的兴起，固然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与此同时，那些被贴上“雅”的标签，追求艺术创新和思想深度的作家，与那些被归为“俗”，更注重市场接受度和读者情感需求的作者，之间的张力，也是理解那个时代文学生态的关键。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这种张力定位为“場域占位鬥爭”，这让我觉得它不仅仅是在梳理两个文学流派的风格差异，更是在考察它们如何争夺文学世界的“主导权”——无论是话语权、创作权，还是市场权。我尤其好奇作者是如何界定“場域”的？是文学期刊的发行量？是批评家对作品的评价？是大学的文学课程设置？还是作家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而“占位鬥爭”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是新文学的理论家们如何批判“鸳鸯蝴蝶派”的“低俗”和“媚俗”？还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们如何通过自己的作品赢得大众的喜爱，从而在市场层面与新文学抗衡？1896年至1949年，这段历史跨度很大，社会变迁也异常剧烈，这种斗争的形态一定是在不断变化的。我期待这本书能为我打开一扇窗，看到那个时代文学生产者和接受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光是“雅俗之争”几个字，就足以让我浮想联翩。我一直对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时期非常着迷，尤其是新文学运动如何试图革新中国文学的面貌，而与此同时，市场上那些通俗易懂、迎合大众口味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本书的副标题“新文學與鴛鴦蝴蝶派的場域占位鬥爭考察（1896～1949）”，则进一步精确地指向了它要探讨的核心——这场围绕着文学阵地和话语权的争夺。我特别期待作者能对“場域”进行详细的界定，它包含了哪些具体的部分？是文学期刊的编辑策略？是报纸的副刊设置？是书商的出版选择？还是评论家的话语权？而“占位鬥爭”又是如何展开的？是理论层面的交锋，还是市场竞争的厮杀？1896年到1949年，这是一个漫长而又充满动荡的时期，各种思潮涌动，社会变革剧烈，这些外部因素无疑都会深刻影响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我希望作者能通过细致的史料梳理和深入的分析，展现这场斗争的真实面貌，揭示新文学是如何一步步巩固其地位，而“鸳鸯蝴蝶派”又如何在夹缝中生存并发展，甚至在某些时期对新文学产生影响。这本书的视角似乎非常“社会学”化，它将文学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场域中去考察，这让我对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充满了期待。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雅俗之爭：新文學與鴛鴦蝴蝶派的場域占位鬥爭考察（1896～1949）》立刻吸引了我，因为它触及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个我一直很关注的议题——新文学的崛起与大众文学的博弈。我一直认为，文学的评价从来都不是单一维度的，新文学所代表的“雅”，固然有其深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但“鸳鸯蝴蝶派”所代表的“俗”，在当时的市场和读者接受度方面，也拥有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这种现象视为一场“場域占位鬥爭”的考察，这让我对它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充满了期待。我迫切想知道，作者是如何界定这场“鬥爭”的“場域”的？它是否涵盖了文学期刊的编辑策略、报纸副刊的版面设置、出版社的选择、评论家的倾向，乃至于当时的读者品味和社会文化风尚？而“占位鬥爭”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是新文学作家如何通过理论和创作来确立自己在新文学领域的“主导权”？还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们如何通过市场运作、通俗叙事来争取读者，从而在文学场域中为自己“占位”？1896年至1949年，这半个多世纪是中国社会风云变幻、思想文化激荡的时期，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在此期间竞相发展。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详实的史料和深刻的分析，展现这场“雅俗之争”的复杂性，揭示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互动关系，以及这场斗争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真实而深远的影响。
评分我一直觉得，任何时代都有其主流与边缘，而“雅俗之爭”恰恰触及了文学评价中最核心的议题。新文学的兴起，标志着对旧有文学传统的挑战和对现代性的追求，它试图摆脱文言的束缚，拥抱白话，引入西方现代理论，塑造新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而与之相对的“鸳鸯蝴蝶派”，虽然常被冠以“通俗”、“低俗”的标签，但其在市场上却有着广泛的读者基础，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大众的阅读需求和情感寄托。这本书深入探讨的“場域占位鬥爭”，让我觉得它不止是关于文学的争论，更是关于文化权力如何分配、谁有权定义“好”的文学、以及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如何博弈的深刻剖析。我迫切想知道，作者是如何界定“新文学”和“鸳鸯蝴蝶派”的，他们的划分标准是什么？在这场“占位斗争”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場域”具体指的是什么？是文学期刊、报纸的版面，还是文学奖项、评论家的推荐，亦或是当时的教育体系和出版市场？这种对“场域”的考察，让我觉得这本书的研究视角是相当新颖且具有启发性的，它将帮助我理解，文学的价值判定从来都不是纯粹审美层面的，而是与社会结构、权力关系、以及经济利益紧密相连的。我希望作者能通过具体的史料和案例，展现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和多面向性，而非简单地将一方视为正统，另一方视为异端。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雅俗之爭：新文學與鴛鴦蝴蝶派的場域占位鬥爭考察（1896～1949）》非常直接地指出了它的研究对象和核心问题。我一直对近代中国文学如何摆脱传统束缚、拥抱现代性，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种碰撞与融合感到好奇。“新文学”代表了当时的文化精英对文学现代化和思想启蒙的追求，而“鸳鸯蝴蝶派”则象征着大众市场的活力和一种与主流精英话语不同的审美趣味。这本书将两者置于“場域占位鬥爭”的视角下考察，让我看到了其研究的深度和对文学社会学意义的关注。我期待作者能详细阐释“場域”的具体内涵，它是否包括了文学期刊的版面、出版商的选择、评论家的言论，甚至是读者市场的占有率？而“占位鬥爭”又体现在哪些方面？是新文学理论家如何争夺文学评价的主导权，还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如何通过其通俗的作品赢得大众的青睐，从而形成一种对主流文学话语的挑战？1896年至1949年，这段时间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文学作为时代的回声，其间的斗争也必然是复杂而多样的。我希望这本书能为我揭示，在那个激荡的年代，文学的“阵地”是如何被争夺的，而“雅”与“俗”的界限又是如何被不断模糊和重塑的，从而让我对中国近代文学史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
评分从书名《雅俗之爭：新文學與鴛鴦蝴蝶派的場域占位鬥爭考察（1896～1949）》来看，这本书聚焦的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个极具争议且意义深远的议题。我一直对新文学的诞生及其对传统文学的冲击抱有浓厚兴趣，而“鸳鸯蝴蝶派”作为一个被广泛讨论但常常被简化甚至妖魔化的文学现象，其在时代背景下的生存逻辑和影响力，同样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这本书的“場域占位鬥爭考察”这一副标题，让我看到了其研究的独特视角和深度。我期待作者能够清晰地界定“場域”的内涵，它是否包括了文学期刊、报纸副刊、出版社、评论界，乃至当时的读者群体？而“占位鬥爭”又是如何具体展开的？是否是新文学作家通过发表宣言、批评文章来确立自身地位，而“鸳鸯蝴蝶派”则通过生产迎合大众口味的作品来争夺市场和读者的关注？1896年至1949年，这段时期涵盖了中国从帝制到共和，从战乱到初步建设的多个历史阶段，社会思潮极其活跃，各种文学流派也层出不穷。在这复杂的背景下，这场“雅俗之争”必然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我希望作者能够提供丰富的史料证据，比如当时的文学评论、读者来信、作家访谈等，来支撑其论点，揭示这场斗争的复杂性，以及它对中国文学发展方向的深远影响，而非仅仅停留在对文学风格的描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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