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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作者:[韩] 尹丝淳

出品人:

页数:663

译者:

出版时间:2017-3-1

价格:108

装帧:平装

isbn号码:9787010169071

丛书系列:

图书标签:

• 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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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儒学史》—— 一部跨越千年，探寻思想根脉的深邃之旅 《韩国儒学史》并非一本简单的史书，而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思想画卷，它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将目光投向了朝鲜半岛这片土地上，儒学思想如何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又如何与本土文化土壤碰撞、融合，最终塑造了韩国数千年历史的脉络与精神风貌。这部著作，犹如一位睿智的向导，带领读者穿越千年时空，深入探索韩国儒学发展演变的复杂历程，揭示其独特的思想特质与深远的历史影响。 溯源与奠基：儒学初入朝鲜，开启文明新篇 故事的开端，自然要追溯到儒学思想传入朝鲜的早期。著作详细梳理了儒学思想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如何在朝鲜半岛落地生根的过程。从早期佛教与儒学并存的多元局面，到佛教逐渐式微，儒学地位的逐步确立，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历史的张力与文化的碰撞。著作并没有简单地将儒学视为一种输入，而是深刻阐释了其与朝鲜本土信仰、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的互动。例如，在古代国家建立初期，儒家思想如何被引入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如何服务于王权统治、社会秩序的构建，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儒学自身又如何被本土化的理解和阐释。 著作特别关注了早期士大夫阶层在儒学传播与发展中的作用。他们不仅是儒家经典的研读者，更是儒学思想的实践者和传播者。从早期对中国儒学经典的模仿与吸收，到逐渐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解读与阐释，这一过程是韩国儒学思想自主性的萌芽。著作通过对早期儒学名家的思想进行深入剖析，例如早期的“三圣”（元晓、义湘、惠通）虽然以佛教闻名，但其思想中也已显露出与儒学相通的伦理关怀与社会理想，这为儒学后续的发展埋下了伏笔。而更直接的，则是对三国时期及统一新罗时期，儒学在官方教育、士人阶层的学术活动中占据的地位进行细致描绘。 高丽的融汇与变迁：新儒学曙光初现 进入高丽王朝，韩国儒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阶段。佛教依然是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伦理规范和政治思想，其影响力不容忽视。著作详细分析了高丽时期儒学如何与佛教、道教等其他思想流派进行对话、融合，并逐渐在士人阶层中形成一股新的学术思潮。 这一时期，对中国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引进和吸收，是著作着重描绘的内容。著作深入探讨了高丽士人如何学习、理解并尝试实践这些新的儒学思想。他们面临的挑战，不仅是语言的隔阂，更是如何将这些高度抽象的哲学理论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著作通过对高丽时期重要儒学文献的梳理与解读，揭示了高丽儒学在理论上的初步探索，以及其在社会实践中的尝试，例如在教育制度、司法体系、伦理道德规范等方面，儒学的影响日益显现。 然而，高丽王朝后期，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也为新的思想变革提供了土壤。著作敏锐地捕捉到，在这一时期，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既有的儒学实践，并对宋明理学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这为朝鲜王朝时期理学思想的全面兴盛埋下了伏笔。著作不会停留在对表面现象的描述，而是深入挖掘高丽时期儒学内部存在的张力，例如保守派与革新派的学术争论，以及这些争论如何预示着未来思想的走向。 朝鲜王朝的理学时代：巅峰、分化与改革 朝鲜王朝（1392-1897），无疑是韩国儒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是其思想最深刻、影响最广泛的时期。著作将大量篇幅投入到这一时期，系统梳理了朱子学（理学）如何成为朝鲜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著作首先详细阐述了朝鲜王朝建立者李成桂及其早期政治家们如何积极推崇朱子学，并将其作为巩固统治、重塑社会秩序的思想基础。对“性即理”、“心即理”、“格物致知”等核心理学概念在朝鲜的传播与接受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著作特别强调了朝鲜王朝学者们在理解和阐释朱子学时所展现出的创造性，他们并非简单地鹦鹉学舌，而是结合本国实际，对理学理论进行深化、拓展，甚至在某些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著作深入剖析了朝鲜王朝时期形成的各个重要的儒学学派，例如退溪李滉、栗谷李珥等人的思想体系。对他们关于“理气”、“心性”等根本问题的论辩，以及这些论辩如何影响了朝鲜政治、教育、文化等领域，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著作不会回避学派之间的分歧与论战，反而认为这些争论是韩国儒学保持活力的重要体现，是思想不断发展、自我完善的标志。 然而，盛极必衰，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难以永恒不变。著作也深刻揭示了朝鲜王朝后期，理学思想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例如，理学被僵化、教条化，脱离社会现实，导致思想的保守与停滞。著作分析了“士祸”等政治事件背后，儒学内部派系斗争的复杂性，以及这些斗争如何消耗了思想的活力。 正是在这种危机中，新的思想变革力量开始孕育。著作着重介绍了“实学”思潮的兴起。实学思想家们对僵化的理学提出质疑，主张关注现实问题，强调经世致用。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触及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其思想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前瞻性。著作细致地梳理了丁若镛、朴趾源、李益等实学代表人物的思想，分析了实学如何成为对传统理学的一种反拨，又如何从理学中汲取营养，为韩国的现代化进程埋下了思想的种子。 近现代的转型与再生：儒学的新生命力 进入近现代，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韩国儒学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转型与再生。著作详实地记录了这一时期的艰难历程。 著作分析了在日本殖民统治下，韩国儒学所遭受的压抑和扭曲。一些学者试图抵抗，另一些则在夹缝中寻求生存和发展。著作也探讨了部分韩国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思想的同时，如何试图保留和改造儒学，使其适应新的时代。 著作尤其关注了战后韩国儒学的新发展。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传统的儒学价值观受到了挑战，但同时，儒学中所蕴含的集体主义、勤奋、尊重权威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对韩国社会产生了影响。著作深入分析了韩国学者们如何在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重新解读和阐释儒学，如何挖掘其积极因素，使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例如，对儒学在经济发展、家庭伦理、社会和谐等方面的作用的再评估。 著作也会关注当代韩国儒学研究的现状，介绍一些前沿的研究方向和学术争论，例如儒学在后殖民语境下的意义，以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前景。 结论：一部思想史的宏大叙事 《韩国儒学史》不仅仅是对一个国家思想史的梳理，更是一部关于思想如何孕育、发展、变迁，又如何深刻影响一个民族命运的宏大叙事。它展现了儒学作为一种古老而富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如何在异域的土壤中生长，如何与本土文化深度交融，如何历经风雨而不衰，并不断为民族的进步与发展注入精神力量。 这部著作，通过对韩国儒学发展历程的详尽描绘，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解韩国文化、历史乃至当代社会的独特视角。它让我们看到，在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历史的思想传统并非被遗忘，而是以各种方式，或隐或显，继续塑造着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它是一次思想的探险，一次智慧的对话，一次对人类文明脉络的深刻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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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试图从这本书中寻找“轻松阅读”的体验时，我发现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它的每一章、每一节，都仿佛是为严肃的研讨会量身定制的讲稿。作者在处理跨文化影响和本土化改造这一主题时，展现了惊人的敏感度，他没有简单地套用西方哲学史的框架去剪裁本土思想，而是花费了大量篇幅来拆解那些本土特有的概念结构和世界观，这无疑是对学术研究的巨大贡献。但对于我这样的非专业人士来说，这种“不落俗套”的反向操作，反而增加了理解的门槛。很多时候，我需要反复阅读一个句子，才能确定作者究竟是在批判某个流派，还是在阐述某个流派自身的矛盾。这本书的行文节奏是缓慢而深沉的，它要求读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消化每一个段落携带的信息密度。它更像是提供了一套“解密工具”，而不是直接给出“标准答案”。因此，它非常适合那些有志于在该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他们会发现这里面有无数可以深入挖掘的宝藏。但对于仅仅想了解“大致轮廓”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可能过于“厚重”了，它不像是一扇敞开的大门，更像是一道需要专业工具才能开启的保险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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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初捧在手，便觉其分量不轻，纸张的触感带着一种古朴的韵味，仿佛能从中嗅到历史的尘埃。我本是抱着对东亚文化圈某种深层结构的好奇心翻开它的，期望能在其中寻得对我们日常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背后逻辑的溯源。然而，这本书的叙述方式，在我看来，更像是一部精密而宏大的工程图纸，它详细地描绘了自某个特定历史节点开始，一系列思想流派如何如同河流般汇聚、分岔，最终塑造了特定的社会形态。它着重于对文本的考据和概念的界定，对每一个重要的哲人及其学说的剖析，都达到了令人赞叹的细致程度，如同一个技艺精湛的钟表匠，将每一个齿轮的咬合关系都标注得清清楚楚。阅读的过程中，我常常需要停下来，在脑海中构建一张复杂的思维导图，试图将这些繁复的学说脉络梳理清楚。它似乎更偏向于学术界内部的对话，对那些已经掌握了基础背景知识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份丰盛的盛宴，但对于初探此领域的我来说，则更像是一场高强度的智力挑战。我感受到了作者在梳理这些复杂思想体系时所倾注的巨大心力，但同时也隐隐觉得，那些鲜活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实践的描述，似乎被置于了次要的位置，使得整个体系在我的感知中，略微显得有些“高阁”和脱离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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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这本书的篇章，一股强烈的“学院气”扑面而来，这并非贬义，而是指其结构之严谨、论证之周密，完全符合高等教育教材的最高标准。它的叙事轨迹是极其清晰的，从开篇的“绪论”到末尾的“结语”，作者似乎遵循着一条不可动摇的时间轴线，将各个时期的思想演变，如同播种、发芽、生长、结果般，有条不紊地呈现出来。我尤其欣赏它在关键概念转折点上所做的细致辨析，比如对某一核心术语在不同朝代或不同学派手中的语义漂移，作者都能提供详实的文献佐证。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时，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个看似统一的哲学传统，内部蕴含着多少细微的张力与矛盾。不过，这种过度的严谨性，有时也带来了一种“线性叙事”的惯性。我阅读时会不自觉地期待一些更具“戏剧性”的转折点，一些能让人拍案叫绝的、突破性的思想火花。但这本书似乎更倾向于描绘一种渐进式的、螺旋上升的演化过程，它更像是一部历史的编年史，记录了思想的缓慢沉淀，而不是一部充满激情的思想家的“战斗宣言”。对于那些希望快速掌握核心精神，并期待看到思想如何直接作用于政治风云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节奏稍慢，需要极大的耐心去品味那些潜藏在繁复引文背后的深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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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给我的直观感受是，它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坚实的、几乎是铜墙铁壁般的知识框架。作者对于史料的掌握程度，简直令人咋舌，每一个论断的背后，似乎都站着一摞厚厚的注释和引文支撑。我感觉自己不是在一个阅读一个故事，而是在接受一次高强度的、多学科交叉的学术汇报。它没有过多的抒情或主观的评判，而是以一种近乎冷静甚至略带疏离的笔调，描述着思想的兴衰更迭。这种风格的好处是，它极大地提高了文本的客观性和可靠性，让读者能够放心地依赖其提供的“事实”基础。然而，也正是这种极致的客观性，使得这本书在情感层面上显得有些“寒冷”。我尝试去寻找那些思想家们在困境中挣扎、在真理面前彷徨的“人性瞬间”，或者那些触动人心、改变历史进程的“瞬间爆发力”，但这些内容似乎被作者小心翼翼地“过滤”掉了，被替换成了更为精确的学术术语和逻辑推演。因此，读完后，我脑海中留下的是一个极其清晰、逻辑严密的知识体系，但这种体系似乎缺乏一种能够穿透纸面，直抵人心的温度。它是一把精密的尺子，用来丈量思想的深度与广度，但或许不是一本用来感受思想灵魂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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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的结构组织，透露出作者深厚的历史学家底蕴，它不像某些流行的通识读物那样，为了吸引眼球而刻意制造悬念或简化冲突。相反，它忠实地记录了思想演进中的那种“漫长、曲折、充满反复”的本质。作者在处理不同学派间的继承与决裂时，往往会追溯到更早期的思想源头，构建起一个错综复杂的“谱系图”。这种追根溯源的做法，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纵深感。然而，这种对“谱系”的执着，也使得叙事线索在某些复杂的转折点上显得过于拥挤。读者很容易迷失在各种相互关联却又相互对立的学派分支中，分辨不清哪一条才是主干，哪一条是支流。我个人最希望看到的是，作者能用更具穿透力的语言，将这些复杂的理论关系与当时社会的具体政治气候、民生疾苦联系起来，让那些抽象的思辨拥有“脚踏实地的重量感”。这本书的优点在于它将“思想”本身打磨得无比精纯、透彻，但缺点也可能在于，它在呈现思想如何与“人”和“时代”发生深刻共鸣时，稍显不足，使得整部作品虽然在知识层面上无懈可击，但在感染力和场景再现上，略微欠缺了一份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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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韩国儒学史相当系统，完整的介绍与分析，看得出来绝对是大家的作品，可惜作者的中文译著太少了。

评分☆☆☆☆☆

没有读完这部精深的哲学通史著作，仅仅对占全书三分之二的朝鲜时期进行了泛读。全书以专题的形式，按照时间顺序，将韩国历史上各种儒学思潮加以介绍，但第三章的性理学看似囊括整个朝鲜王朝，实则没能与四五六三章的“礼学”、“阳明学”、“北学”、“西学”很好的互动起来。书的内容集中于各个学者哲学层面上的儒学理论，言不离“主理”还是“主气”，在世界观的研究上废了颇多笔墨，这一点恐怕会被历史学者所诟病。除了在“礼讼”之处将思想争论与政治形势紧密结合之外，有意义的形而下论述甚少，很不过瘾，这恐怕是老一代思想史或哲学史学者的通病。此外，不难看出作者强烈的民族情感，“东亚唯一”、“独特解释”等词呼应了副标题“韩国儒学的特殊性”。翻译与校对有不少问题，如“夷狄”写成“夷秋”，“许筠”写成“徐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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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韩国儒学史相当系统，完整的介绍与分析，看得出来绝对是大家的作品，可惜作者的中文译著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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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第84页第一小段第四行 郑梦周是团隐 这个是译者的错误还是原作者的笔误，圃隐是丽末大儒，世人皆知，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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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读完这部精深的哲学通史著作，仅仅对占全书三分之二的朝鲜时期进行了泛读。全书以专题的形式，按照时间顺序，将韩国历史上各种儒学思潮加以介绍，但第三章的性理学看似囊括整个朝鲜王朝，实则没能与四五六三章的“礼学”、“阳明学”、“北学”、“西学”很好的互动起来。书的内容集中于各个学者哲学层面上的儒学理论，言不离“主理”还是“主气”，在世界观的研究上废了颇多笔墨，这一点恐怕会被历史学者所诟病。除了在“礼讼”之处将思想争论与政治形势紧密结合之外，有意义的形而下论述甚少，很不过瘾，这恐怕是老一代思想史或哲学史学者的通病。此外，不难看出作者强烈的民族情感，“东亚唯一”、“独特解释”等词呼应了副标题“韩国儒学的特殊性”。翻译与校对有不少问题，如“夷狄”写成“夷秋”，“许筠”写成“徐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