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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中华书局

作者:张纯一撰 梁运华点校

出品人:

页数:311

译者:

出版时间:2017-7

价格:3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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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号码:9787101124576

丛书系列:中华国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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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纲要》 导言：思想的河流与文明的航标 中华文明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深厚的思想底蕴与对个体、社会、宇宙关系的持续探寻。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哲学史纲要》，旨在梳理自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直至近现代思想激荡的漫长历程。它并非仅仅是古籍的堆砌或哲学家生平的罗列，而是试图描绘一条清晰的思想河流，展现不同时代背景下，哲人如何应对现实挑战，构建其安身立命、治理国家的宏大体系。 本书将重点放在对核心思想脉络的把握上，力求在宏观叙事中，捕捉中国哲学区别于西方哲学的内在精神气质——即其强烈的伦理关怀、实践理性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第一编：先秦诸子——思想的黄金时代 本篇聚焦于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那个“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中国社会结构剧烈变动，思想家们为寻找出路而进行的哲学创新的黄金时期。 第一章：儒家思想的奠基与演变 儒家，作为塑造中华民族性格的主导思潮，其源头可追溯至上古的礼乐文明。 孔子（前551—前479年）：仁与礼的构建：孔子思想的核心在于“仁”，这一超越性的道德实践原则，与具体的社会规范“礼”相结合。他致力于恢复周礼的理想秩序，强调“克己复礼为仁”，奠定了中国伦理政治的基础。其对君子人格的塑造，对教育的重视，无不体现出对个体完善与社会和谐的深切关怀。 孟子（前372—前289年）：性善论与民本思想：孟子将孔子的道德主张推向了形而上学的层面，提出了“性善论”，认为人皆有“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是实现仁政的内在依据。他系统阐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使儒学具备了批判当权者的强大理论武器。 荀子（前313—前238年）：性恶论与法治的萌芽：荀子与孟子相对立，主张“性恶论”，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需要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外在的“伪”（规范、礼法）来教化。他强调“隆礼重法”，对后世法家思想和国家治理模式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第二章：道家思想的超脱与自然 道家，以其对绝对真理——“道”的探索，为中国哲学提供了超越现实、回归自然的独特视角。 老子（约前6世纪）：道的本体论与无为政治：老子在《道德经》中揭示了“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规律，它是先于天地而存在的“独立之道”。其政治主张是“无为而治”，提倡顺应自然，反对人为的干预和过度的欲望，追求个体精神的绝对自由。 庄子（前369—前286年）：齐物与逍遥的境界：庄子的哲学更具思辨性和浪漫色彩。他通过“齐物论”打破了世俗的二元对立（是非、美丑），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即“逍遥游”。其“坐忘”、“心斋”等观念，深刻影响了后世的隐逸文化和艺术精神。 第三章：法家与名家：实用主义与逻辑的探索 先秦时期，除了伦理和玄学，对国家治理术和逻辑分析的探讨也达到了高峰。 法家（韩非、商鞅）：以法治国：法家强调君权至上，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公开的、不因人而异的法律体系（法、术、势相结合）。其核心目标是富国强兵，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效率，是对儒家德治主义最彻底的实践性反动。 名家（公孙龙、惠施）：逻辑辩诘：名家专注于对概念、名称和逻辑关系的探讨，如“白马非马”等论题，虽然在古代哲学体系中地位相对边缘，但却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对逻辑学和认识论进行自觉反思的尝试。 第二编：秦汉至魏晋：独尊与玄思的交替 秦朝的短暂统一以暴力告终，但其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被汉代继承并巩固。哲学领域进入了儒家“独尊”与玄学勃兴的阶段。 第一章：汉代思想的整合——董仲舒与天人感应 汉代的核心任务是将先秦的碎片化思想进行体系化、官方化。董仲舒（约前179—前104年）功不可没。 儒学的“今文”化与神学化：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引入儒学，构建了“天人感应”的理论框架。君主的权力被赋予了神圣性，即“君权神授”，君主需顺应天意，否则将遭受灾异惩罚。这极大地强化了皇权的合法性和统治的稳定性。 第二章：魏晋玄学的兴起——对儒家僵化的反拨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传统的儒家伦理规范显得空洞无力，士大夫阶层开始转向对老庄哲学的重新阐释，形成了玄学。 “三玄”的阐释：《老子》、《庄子》、《周易》成为玄学的核心文本。玄学旨在探究“有”与“无”的本体论问题，强调“言不尽意”、“贵无论”。 竹林七贤与名士风度：玄学家们以嵇康、阮籍为代表，追求个体生命的纯粹性和精神的自由，通过放诞不羁的行为方式，表达对僵化礼教的反抗，形成了独特的“名士风度”。 第三编：隋唐宋元：佛教的融入与理学的鼎盛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并在隋唐时期完成了本土化，深刻改变了中国哲学的样貌。宋代则将哲学推向了新的高度——理学。 第一章：佛教的中国化进程 佛教的“缘起论”、“空性论”和“因果报应”等观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原有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天台宗与华严宗的圆融：天台宗强调“法界缘起”，主张“一念三千”，寻求万物圆融无碍的境界。华严宗则以“事事无碍”的法界观，展现了高度的思辨性。 禅宗的直指人心：禅宗（慧能）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独特方式，与中国本土的直观思维完美契合，成为影响后世最深远的佛教流派之一。 第二章：宋明理学——对儒家的新阐释 理学是对佛教和道家思想吸收后，对儒家经典进行的再诠释，旨在重建一个以“理”为核心的宇宙论、人性论和政治论体系。 北宋的开创（周敦颐、邵雍、张载）：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构建了理学的宇宙生成论。张载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抱负。 程朱理学（程颢、程颐、朱熹）：朱熹集大成，提出了“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规范，“天理即是人欲的尽头”。他强调“格物致知”，主张通过研究事物之“理”，来体悟天理，这是其认识论的核心。 陆王心学（陆九渊、王阳明）：心学是理学的重要转向，以“心即理”为核心。王阳明进一步发展为“致良知”，认为心外无物，理在吾心之中，强调主体的能动性与道德实践的统一。 第四编：晚明至近代：启蒙的先声与中西之辨 明代晚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球交流的开始，思想界出现了对僵化理学的反思和对个体自由的呼唤。 第一章：明末的批判思潮 以李贽为代表的思想家，敢于挑战“千古独尊”的程朱理学，高举“童心”与“真性情”的大旗，强调对个体价值和人性的尊重，开启了初步的启蒙倾向。 第二章：近代的冲击与思想的重塑 鸦片战争后，西方近代科学、民主、自由等观念涌入中国，传统哲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体西用论的尝试：早期改革者试图在维护中国传统伦理（体）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技术（用），这是一种在巨大结构性压力下的调适策略。 维新变法与新文化运动：从康有为对“公羊学”的改造，到梁启超对“新民”的呼唤，再到新文化运动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追求，标志着中国思想界开始系统地反思传统，向着现代性迈进。 结语：永恒的追问 《中国哲学史纲要》勾勒出的，是一条关于“人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实现社会秩序”的持续对话。从先秦对“道”的体悟，到宋明对“理”的探求，再到近代对“科学”与“民主”的引入，中国哲学始终在传统与变革的张力中寻求平衡。本书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清晰的地图，以便深入理解这一深邃而独特的思想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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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设计非常考究，初见时便被其典雅的书卷气所吸引。纸张的触感温润而厚实，即便是反复翻阅，也显得格外耐用。封面设计简约而不失古朴，恰到好处地平衡了学术的严谨与阅读的亲和力。从排版上看，字体选择清晰易读，疏密有致，使得大段的文字信息在视觉上不会造成压迫感。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注释和原文的区分度做得非常到位，即便是对古代典籍不太熟悉的读者，也能轻松地在文本流中找到辅助信息，而不会打断阅读的连贯性。整体而言，这份对实体书的用心，让人感受到出版方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尊重，它不仅仅是一部工具书，更是一件值得珍藏的文化载物。这种精良的制作水准，无疑为阅读体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得每一次捧读都成为一种享受，远超普通平装书所能提供的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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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这部作品时，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译注的深度与广度。它并非简单地对古文进行字面翻译，而是深入挖掘了每一则故事背后的历史语境和社会背景。作者的考据功夫令人叹服，旁征博引，不仅引用了历代学者的重要观点，还结合了最新的考古发现和文献研究来佐证或修正一些传统定论。这种多维度的解析，让那些原本晦涩难懂的典故瞬间变得鲜活起来，仿佛能看到两千多年前齐国朝堂上的风云变幻。对于我这种非专业出身的爱好者来说，这种详尽的“史料支撑”，极大地提升了阅读的厚度和可靠性。它真正做到了“校注”二字的要求，不仅仅是校对文字的讹误，更是对文本思想内涵的一次深刻重建与阐释，让人读罢掩卷，仍觉意犹未尽，对先秦时期的思想光谱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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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的知识体系构建来看，此书的价值超越了一部简单的“人物传记合集”。它更像是一部关于春秋时期政治哲学、外交策略的活态博物馆。通过对晏婴言行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士人阶层如何在礼崩乐坏的背景下，运用其非凡的智慧和道德勇气来维护国家利益和个体尊严。特别是关于齐国内政改革和对外联盟的章节，其间的逻辑推演和权衡利弊的分析，即便拿到现代企业管理或国际关系研究中来审视，依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记录了历史，更提炼出了可以穿越时空的处世哲学和治理智慧，让人在阅读历史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身思维模式的审视与提升，可以说是一本既有文献价值又有实践指导意义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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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的叙事节奏感把握得相当出色，尽管主体是古代的言论和历史片段，但它读起来却一点也不拖沓。编排者似乎深谙如何设置“小高潮”，使得一个个看似独立的政治事件或外交辞令，串联起来后，构成了一部极具张力的历史画卷。尤其是在那些著名的外交辞令部分，原文的机锋和后文的解析形成了完美的互文效果，我甚至能想象出晏子面对强权时，那种沉着冷静、字字珠玑的气度。流畅的行文脉络，使得即便是那些篇幅较长的辩论，也如同在欣赏一场精彩的棋局推演，充满了智慧的博弈感。这种将静态的文字转化为动态的阅读体验的能力，是许多学术著作所欠缺的，它成功地在学术深度和大众可读性之间搭建了一座稳固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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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优秀的古代典籍整理本，应该具备“可对话性”，即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不断地与作者和时代进行交流。这部作品的注释设计恰恰满足了这一点。不同于那种将所有解释堆砌在篇末的传统做法，这里的批注处理得非常灵活，时而侧重于对生僻词义的即时澄清，时而插入对人物性格的精妙剖析，甚至还有对当时礼仪制度的简短说明。这种“点到为止”的注释方式，极大地维护了阅读的沉浸感。它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在你即将迷失方向时轻声提醒，在你领悟到精髓时报以会心一笑，从不喧宾夺主。这种现代化的编辑思路，使得古代文本的魅力得以更直接、更有效地传递给今天的读者，极大地降低了阅读门槛，同时也保持了对专业性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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